千军万马战太行
196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开工了。
近4万名林县修渠大军，扛着工具，挑着行李，推着小车，从十几个公社向着浊漳河汇集。
最后确定的引漳入林引水渠路线，渠首设在平顺县侯壁断，主干渠渠尾落在林县坟头岭，全长71公里。
侯壁断的海拔只比坟头岭高8.8米，这也就意味着，渠道每延伸8公里，垂直高度才能下降1米。而沿途经过的山体，都比这条渠的海拔高出许多。渠道只能像盘山公路一样，时而挂在半山腰上蜿蜒，时而洞穿山体，穿山而过。
山势陡峭得近乎垂直，实在摆不开每米一个人的挖渠队伍，林县县委只能把施工人数缩减了一半。4万人沿着勘测人员用白灰撒出的线路图，在太行山上摆出了一字长蛇阵。
4万人，聚在一起声势浩大，但面对巍巍太行山，人又是何其渺小。工程真的开始了，林县人才真正感觉到了艰难。
工程建设之初，林县没有任何外来支援。他们的家底真的能撑起这项工程吗？
杨贵说：“那时候林县的家底可是个大机密，只有我和几个县委领导知道，对上级都瞒着。”
这个“家底”中，最重要的是3000万斤储备粮，那是林县趁着前几年的丰收积攒下来的。全国各地都在放卫星时，林县没有放，这些粮食可是实打实地存在了库里。
另一项“家底”是挪用来的。大跃进运动中，国家下拨了资金，林县有300万元存在专项户头。这些钱被林县偷偷地用在了引漳入林工程。后来此事被发现，有人反映到主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哈哈一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不用想得那么严重。动这笔钱合情合理。”这才给杨贵解了围。
杨贵说：“那时候搞工程不像现在先要算投资。我们不算这个。我们投入的是人，算一算粮食够吃，钱够买炸药、工具，那就干！”
林县很穷，真要给引漳入林工程算出工程预算，恐怕没等开工就打退堂鼓了。林县人又很倔，像移山的愚公一样倔，他们最大的财富是自己的双手。
红旗渠真的是林县人用双手挖出来的。
陡峭的山体上，根本没有大型机械施展的空间——即便有，林县人也用不起。他们用的就是镐头和钢钎。
山体上全是坚硬的花岗岩。钢钎竖在上面，几铁锤砸下去，往往只留下几个白点。林县自己生产的钢钎钢质软，用不了多久就会报废。老红军顾贵山去找部队的老首长求援，搞到了一批抗美援朝时挖掘坑道剩下的钢钎。这些高标号的钢钎让挖渠大军如获至宝。他们舍不得将其一次性使用，而是截成几段，焊在原来的钢钎头上，一支变成了几支。
炸药是工程最大的资金花费。即便动用了专款，很快也捉襟见肘。林县人又打起了国家下拨物资的主意。用于农业的硝酸铵化肥，成分和TNT炸药差不多，挖渠大军对其土法改造，自己生产了几百吨炸药。
待到红旗渠全部完工后，林县才对整个工程的投入进行了核算。十年间，总干渠、三条干渠及支渠配套工程共投工3740.17万个，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25.98万元，占总投资的14.94％，自筹资金5839.66万元，占85.06％。而这些自筹资金中，还包括了对修渠大军的投工折款——一个工一元钱，总投工3740.17万个，折合3740.17万元。
引漳入林工程开工时，杨贵正在郑州开会。直到20多天后，杨贵才赶回了林县，马上急匆匆地直接奔了工地。从坟头岭到侯壁断的总干渠施工现场，杨贵走了三天，越走越是心焦。
4万人摆在总干渠上全线出击，战线拉得太长，分散了力量，工程进展非常缓慢。而此前，林县对工程的艰巨性估计严重不足，“五一”建成总干渠的目标本就不可能实现。
到了山西境内，不少当地住户听说林县县委书记来了，又追着杨贵告起了状。天天放炮，像地震一样，把牲口吓跑不说，还把房子也震裂了，这样下去还怎么过日子？原来，由于技术人员不够，民工又看不懂图纸，漫山打眼放炮，一崩一个山头，有的挖错了地方，有的炸坏了渠底。
从山西折返回来，杨贵马上在工程总指挥部召集了县委扩大会议。杨贵回忆说，这次会有两个作用，一是鼓劲，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已经调动起来，但是“五一”建成总干渠是不现实的，不能因此就泄气。第二是调整战略，集中力量突击山西境内的20公里渠道，修一段渠，通一段水，以通水促修渠，鼓舞群众。
事后证明，这次调整对修凿红旗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开工8个月后，引漳入林第一期工程，即山西段工程竣工通水。仅仅这一段，林县人就斩断了45座山崖，搬掉了13座山头，填平了85道山沟……
滚滚浊漳河水流到了林县边上，浪花拍打着林县的大门，极大地振奋着林县人继续修渠的热情。正是这种修一段、成一段的分段施工模式，才使得红旗渠的建设能前后坚持10年之久，并最终得以全线贯通。
也正是在那次林县县委扩大会议上，引漳入林工程被赋予了一个更催人奋进的名字——红旗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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