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的红旗
1960年11月，红旗渠主干渠二期工程刚刚展开，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休整”，红旗渠被要求停工。
大跃进、浮夸风的恶果继续蔓延着，持续的自然灾害雪上加霜，逼迫着全中国勒紧裤带，基本建设项目已经全线“下马”。
中央有令，林县不得不遵从，但并没有完全执行：绝大部分民工回生产队修整，留下300多名青壮劳力，组成青年突击队，继续开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长的隧洞——青年洞。
“中央要求休整，是因为当时粮食紧张，停止工程建设，全力保证老百姓的生命。但那时我们还有2000万斤储备粮，够吃两年的。中央指示要执行，工程也不能停。青年洞的作业面很小，上不了很多人，即使在正常年份，也要凿很长时间。留些人先啃下这块硬骨头，等形势好了，再大批上人修明渠。”杨贵说。
他告诉记者，在三年困难时期，红旗渠的建设没有中断一天，而且在1961年最困难的时候，还拿出了1000万斤粮食支援灾区。
开凿青年洞时，上级经常派人下来检查。施工青年们在路边安置了观察哨，一旦发现有小车经过，立刻挥动红旗，示意洞内的人停止施工。等车走远后，又继续干。
这样暗度陈仓的“小把戏”给林县惹了麻烦。
1961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在新乡纠正“大跃进”造成的“左”的偏差，一听林县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非常生气。林县组织部部长路加林正在新乡开会，不但不认错还直言谭震林偏听偏信。一怒之下，谭震林指示新乡地委撤了路加林的职，随后召杨贵到新乡开会，准备把林县树成反面典型。
到了会场，杨贵先接到了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的纸条：“争取早发言，深刻检查，争取主动。”
杨贵知道，这是史向生在保护自己。这位省委领导一直尽自己最大可能地支持着红旗渠建设。青年洞偷偷施工最困难的时候，史向生还曾登上悬崖绝壁上的施工现场，慰问青年突击队。
但是杨贵没有做检查，而是情绪激动地讲起了林县的干旱，讲起了55万林县人为修建红旗渠的拼搏……
谭震林没有表态，会后马上派出调查组到林县了解情况。这之后，谭震林成了红旗渠的支持者，路加林的职务得到恢复，红旗渠建设又得以大张旗鼓进行了。1963年，红旗渠还被纳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全凭自力更生进行了4年的红旗渠建设，有了来自国家的支持。
多少年过去，杨贵对谭震林始终满怀敬意：“谭副总理了解了林县的真实情况后，对红旗渠建设一直关心支持。后来‘文革’中造反派揪斗我，谭副总理还竭力保护我。”
1964年12月1日，最艰险的71公里红旗渠总干渠全线竣工通水。水进了林县，马上显示出效益。这一年，林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423斤，成为河南省第一个亩产超过400斤的县。
红旗渠建设并没有就此结束。浊漳河的水到了坟头岭，林县又将其一分为三，修了三条干渠。坟头岭由此改称分水岭。
这之后，还有59条支渠，416条斗渠，林县人要在自己的家乡织一张水网，滋润每一个角落。
正当林县准备一鼓作气建设配套工程时，疾风骤雨的“文革”开始了。
“文革”中，一些造反派诬蔑红旗渠是“黑渠”、“死人渠”。杨贵也被打成“走资派”撤职罢官，长期遭受批斗。
但是跟着杨贵修成红旗渠的林县群众心里雪亮，他们给关押期间的杨贵兜里塞鸡蛋，往他怀里揣烙饼，最后干脆把他从关押地偷出来，送到山西，后又辗转送往北京。不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几位记者联名写信给周恩来反映杨贵的情况，周恩来保护了杨贵。
1967年，杨贵回到林县，任革委会主任。他没干别的，还是接着修渠。
1969年7月6日，历经10年，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通水。林县人用自己的双手，战天斗地，彻底改变了干旱缺水的命运。
修建人工渠，人们常用开挖土方数来说明工程量，但在红旗渠，描述工程量的是这样一组数字：削平山头1250个，钻隧洞211个，架设渡槽152座……
红旗渠完工后100天，杨贵调任洛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开始组织黑材料，声称要砍掉红旗渠的红旗。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措辞严厉地进行了批评，明确提出：“红旗渠的红旗不能砍。”
这面红旗是砍不掉的。红旗渠已经成了镌刻在太行山麓的一座丰碑，留下一种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修渠时，林县人靠着这股精神排除万难，一往无前；渠成后，红旗渠激励着中国人的精神，给人力量，催人奋进。
四十多年过去，红旗渠汩汩流淌，依旧是林县最主要的水源。在供水之外，红旗渠还是一种象征和标志。在这里，人们的日常所用，从小吃、酒水到住宅小区，处处可见红旗渠的品牌。
红旗渠修成之后，杨贵的命运在“文革”中风雨飘摇。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杨贵被调到北京工作，曾在公安部、农业部任职，1995年离休。
离休后的杨贵居住在北京方庄，他在自家院子修了个全北京独一无二的个人“水窖”。
“天上的雨水掉下来，我就存起来，可以浇花。”杨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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