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漳入林
此前几年兴建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却没能使林县摆脱缺水的命运。这些是“无用功”吗?杨贵不这样认为:“倒应该感谢1959年那场干旱,它让县委从陶醉中清醒过来。我们对林县境内的降水、地表水、地下水进行了最大可能的利用,但水还是不够。这就证明只盯着林县,在家里打主意不行,逼着我们去县外找水。”
1959年6月,林县的旱情日益严重起来。杨贵和县长李贵、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带队出发,分别沿着浊漳河、淇河、淅河溯流而上,翻山越岭去上游寻找新水。
这样的组合让记者有些不解,找水这件事何需林县一二把手亲力亲为?杨贵说:“水在林县是天大的事。要想做事,领导干部就是要冲锋在前,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没有这种做法,怎么带领群众往前奔?”
三个找水小组,一路步行,翻山越岭。很快,李贵小组和李运宝小组都失望而归,他们勘察了淇河和淅河沿线,水量皆不堪用。
沿着浊漳河一路攀山而上的杨贵,却有了喜出望外的发现。
起初,杨贵的脚下只有干涸的河道,怪石嶙峋。偶有潺潺细流,却远不足以为林县所用。直到进入山西平顺县石城公社,远远地就听见峡谷中的隆隆水声。
顺着陡峭的山崖攀援而上,杨贵等人终于见到了这条梦寐以求的浊漳河真容。峡谷足有百米深,河水在谷底翻滚着,波涛汹涌。大旱之下的浊漳河,竟然有这么丰沛的流量,杨贵又喜又气。喜的是这条河水量巨大,足以成为水源地;气的是上天何以如此不公,林县也有浊漳河,却只是条汛期才有水流的季节河。
浊漳河在林县附近的河道非常复杂,支流众多,水量不均。林县的浊漳河只是其支流之一,平顺县的浊漳河才真的是主河道。这条浊漳河常年流量为每秒30立方米,年径流量达到7.3亿立方米。
半个月后,杨贵带着足以改变林县命运的浊漳河资料回来了。到家的第一夜,杨贵兴奋得彻夜难眠,一遍遍地用红笔在地图上勾勒着引水线路。具体的引水点还有待详细勘测,浊漳河沿线标注的地名被杨贵圈了一个遍。这些红圈引出的红线,弯弯曲曲地汇集到了林县的一个点上——坟头岭。
每条线都穿越着巍巍太行的层峦,这意味着未来的引水渠要面对的层层阻隔,工程难度和工程量可想而知。
其实,林县浊漳河是一条现成的河道,从这里引水甚为方便,但杨贵却弃之不用。只有了解林县地貌,才能明白杨贵的苦衷。
林县的浊漳河从地势低洼的县域北侧流过,坟头岭是横在浊漳河西南侧的一道落差百米的高台。林县在1955年建设的天桥断渠,也是利用了浊漳河的水源,但灌溉面积只有三千余亩,就是因为水往低处流,不可能往上爬过坟头岭。
从平顺县引来的浊漳河水,只要到达海拔较高的坟头岭,就能让林县西部广袤的土地得到水源。随后进行的引水渠线路详勘表明,平顺县浊漳河河道比坟头岭的海拔高出将近9米。有了落差,水就能流到坟头岭。
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悬而未决。林县设想的引水点,不但出了林县,还出了河南省,在山西省平顺县。除了浊漳河,那里的水资源也谈不上丰沛,能同意把水分给林县一份吗?
杨贵一方面给河南省委打报告,汇报从山西引水的设想,请省委协调支持,一方面运作起了林县在山西的“高层路线”。
林县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的太行五地委驻地。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就曾在林县工作,深知林县缺水之苦。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林县从山西平顺引水的计划一路绿灯。
1959年10月10日,林县县委扩大会议确定兴建引漳入林工程,也就是后来的红旗渠。不过,林县县委的决定虽然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却也在得到批复的同时被明确告知:资金、粮食方面不可能给予支持。
1959年的那场干旱,实际上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此前罔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大跃进,再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的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河南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重灾区,对引漳入林工程确实没有余力相助。甚至在新乡地委给林县的批复中,还含蓄地进行了劝阻:“林县可根据自己的财力、人力,考虑是否兴建这个工程。”
但林县人的性格却像太行山的石头一样倔强,认准的事情绝不回头。在愚公移山的故事发生的地方,林县人要把这个故事重新演绎一遍。
杨贵回忆,当时有领导私下里劝他,语气很不客气:“你林县有多大荷包,要包这么大的粽子?”杨贵答:“我们有55万人。”
不过,杨贵也承认,林县对引漳入林工程的谋划过程,确实太过乐观了。
1960年的春节,林县县委没有休息,一班人聚在一起做“算术题”。
出题的是杨贵:“引漳入林人工渠全长七万一千米,宽八米,高四米三,上七万一千人,每人承包一米,咱们多长时间能修成?”
县委组织部部长路加林先表态:“老百姓盖五间房,也不过个把月,一人挖一米,也就三四十个土方,两个月怎么也干完了。”
县长李贵比较“慎重”:“山上石头不好挖,算三天挖一方,大概一百天吧。”
共识很快形成:引漳入林工程2月开工,大干三个月,争取“五一”建成主干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