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执掌共青团中央

创立“青年思想”

10多年来，我采访了近百名胡耀邦的上司、战友、部属以及原团中央和各省、市团组织的领导人，仅采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就有李昌、胡克实、刘导生、罗毅、项南、王照华等人，还访问了李彦、邢方群、张黎群、陈模等原《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等报刊的负责人。以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杨得志，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原中顾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原北京军区政委郑维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传华（原任胡耀邦秘书）、马石江（曾任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原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他们都有发自肺腑的深刻共识：胡耀邦在1952年到1966年这长达15个年头的时间里出任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是迄今在这一重要岗位上任期最长的团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共青团工作出现了全新的局面，是共青团工作最活跃、最有成效、最朝气蓬勃、最有声有色的时期。更重要的是，他在工作中，形成了独立的青年思想，其中包括对青年一代的基本评价，对青年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的确定，对青年的基本利益和特殊要求的认识，对青年工作的基本特点和方法的探索，对青年干部成长道路的把握。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

胡耀邦被称为当代青年运动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正如党中央在追悼胡耀邦的悼词中对他的高度评价：“从1952年起，胡耀邦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十分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组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中国青年报》原总编辑张黎群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将他的一篇题为《胡耀邦与中国青年——兼谈有关耀邦同志的青年思想理论》的文章交给我参考。文章云：“我也曾有过一个设想，想写一本《胡耀邦与青年》的书，因为我也曾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同耀邦同志有过很密切的接触，很想对这个主题作些研究和阐述。我想，在世界范围内，青年运动的兴起，是与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高瞻远瞩地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在我们中国，几代领导者对青年和青年运动提出过观点，很有影响的，是我国老一代革命领导者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邓小平同志。在近代中国，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一些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也都是满怀热情地寄希望于青年，从李大钊、陈独秀到鲁迅、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他们的有关论述是非常精辟和有价值的。正是这些优秀传统培养之下，在青年运动的丰富实践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运动领导人，按照时代顺序，他们有任弼时、冯文彬、蒋南翔、张爱萍、萧华、胡耀邦、李昌等等。而胡耀邦同志在青年工作岗位上时间最长，从而也对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思考、理解、论述最为系统、最为深刻。”

张黎群还写道：“耀邦同志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在实践中研究青年和青年工作问题。他到团中央以后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团中央机关和中国青年报抽调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同志到他那里专职去帮助他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没有冠以一个什么机构的名称，实际上就是研究小组。这三个人就是黄天祥同志、佘世光同志和张黎群。耀邦同志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地点交代工作，一边走着一边用手指敲着自己的脑门说：‘要多动动脑筋，多研究研究。’像是京剧老生的做派似的把我们都逗乐了。

“他始终保持一颗童心，永远是那么年轻。为什么他在晚年仍能和许多青年人一见如故，促膝谈心，谈笑风生，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就在于他的思想永远年轻，站在时代前列；还在于他透彻地了解青年的特点要求，成长的规律，同青年心心相通；他经常地、非常自然地走到青年之中，有切合青年的工作方式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尽管耀邦同志走上了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担任了党中央的总书记，但是，他还是他，他的心依然那么年轻，仍一如既往地关注青年的成长和他们的未来，关心各条战线青年人的思想和活动，关注他们的困难和问题。他也没有忘记在团中央工作期间那些老团干、老朋友和曾经培养起来的老劳模、老先进和那段岁月的青年突击队员，他还不忘那些到云南支边的上海青年和江西鄱阳湖边垦荒的那群青年人。以至，他去世后人们把他的尸骨安葬在江西共青城。这是李昭同志和耀邦的子女们有深远意义的安排，他们深知耀邦毕生心系青年，祝愿他身后也魂系青年，生生死死和青年同在！

“对青年的研究，当时下功夫最大，首先是对青年思想状况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可以说，耀邦同志是我们党内最早充分注意到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青年思想复杂状况的领导人之一。这种调查研究，多数是他部署安排的。在这一过程中，他尤其强调的是青年思想的特殊性，反复要求团组织在工作中注意这种特殊性，不要简单化地以一般性方法来处理青年的思想问题。

“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1956年9月的一次讲话，他说：‘青年有着旺盛的精力，有着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而且青年时期又是思想矛盾很多的时期，少年没有发生的问题，他们可能发生；成年人已经解决的问题，他们还没有解决。正因为这样，青年团就不能用一般化的方法去带领青年，就要创造一些适合青年特点的方法，去发挥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去满足青年的各种进步要求，并且使青年干部在干的过程当中增长才能。

“在当时的经济建设中也出现过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政治生活方面有不切实际不实事求是偏‘左’的做法，青年中不少人在思想上有很大的波动和困惑。耀邦同志十分关注青年的这些思想动态，多次在团的会议上强调要对青年思想状况作具体分析，不能一味指责青年，他反复告诫：‘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主要方面还是要防止简单、粗暴的处理，否则，就不能推动、促进更多的干部、更多的人重视思想教育工作。’青年的情况是复杂的，耀邦同志从来不回避这一点，而是根据青年的特点，积极地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当时针对一部分农村青年不安于在农村从事生产劳动的情况，耀邦同志指出：我们应该在青年中开展这么一个辩论，辩论农村究竟有没有前途？要不要热爱农业生产？应不应该用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进行这个辩论的方法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决不要戴帽子。他还强调：‘要搞得很细致，道理要讲得很充分，使大家心情舒畅。’

“耀邦同志也不是无原则地推崇青年，过高估计青年的优点和力量，而是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指出青年的弱点与不足。他说，青年人缺乏社会经验，热情有余，冷静不足，有时容易激动，也难免偏激，走极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有时犯冷热毛病等等。但是，他深刻认识到这些弱点是在青年成长过程中难免发生的，他一再引用列宁讲的话：‘上帝都允许青年犯错误。’耀邦同志说过：‘我们这些入党多年，受党教育几十年的老干部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为什么对处在成长过程中的青年人那么苛刻，那么严厉，要求他们百分之百的成熟，不犯错误呢？这是不公正的，也不会得人心。’

“为着系统地研究青年问题，耀邦同志授意要对中国青年运动史做一番整理工作，以便从中探索和总结几十年来中国青年运动的特点和规律。经他同意，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负责搜集整理1915年至1949年这段时间的有关青年和青年运动的历史资料和各个历史时期青年领袖人物的论述、发言和文章，选编成集，定名为《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从1957年2月开始出版第一卷，一直编纂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共出版了10卷，每卷都有35万字到40万字，共计近400万字的资料，这是研究中国青年运动史和青年学的一个基础。”

张黎群着重指出：“耀邦同志实际从事青年运动的领导工作不止是建国后的15年。如果精确计算的话，他革命生涯60年，其中有近一半时间从事青年工作。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他都是我们党青年工作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14岁就主持儿童团少先队工作，在苏区、延安，他一直处在青年工作的第一线。他的青年工作经验积累得很多。这样的经历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他关于青年工作的一系列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当年毛主席把耀邦同志从川北调进北京，开始是准备让他担任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后来考虑到他是领导团中央工作的最佳人选，结果，他回到了青年工作岗位上，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一干就是15年。这样的机遇，给了耀邦同志一个舞台，一个空间。也就是在以后多年的工作中，他在开拓青年工作新局面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青年工作思路。他有很多讲话和意见，提出了很多观点。现在，把这些观点整理起来看，是有理论内涵的、比较系统的、有解释力的观点，而且它很有生命力。

“对耀邦的观点怎样来理解和定位？……陆建华同志提出了胡耀邦‘青年思想’的命题，我认为可备一说。看来，‘青年思想’这个提法，可以比较完备地概括胡耀邦同志对于青年的一系列观点、论述；可以比较准确地体现他的独创精神。耀邦同志一生的实践证实了他对青年的思想理论，对青年的特点、青年的教育、青年工作、青年活动和青年问题的研究，是他多方面研究和建树中的一个有重大意义、有代表性和有突出贡献的课题。应该说，在有关青年理论的研究方面，他很有发言权，他是当之无愧的青年问题的大专家。他几十年在青年这个广阔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是有关青年学的丰富财富。甚至可以说，他也是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关于青年运动的思想是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后领导青年运动的有代表性的思想。在各种社会革命和经济建设中，青年问题和青年工作一直是一个中心的问题，在19世纪和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苏联早期就有共青团。在中国的五四时期，青年就是先锋，在以后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青年无不显示出其先锋作用。这支先锋力量如何培养，如何运用，不是所有的思想家和实际工作者都能够思考清楚的。而胡耀邦同志集思想家和实际工作者两种角色为一体，全面地完整地回答了有关青年和青年运动、青年工作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所以说，在全世界的共产党里，有理论有实践的青年运动领袖，胡耀邦是最突出的一个。因此，提出胡耀邦‘青年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青年的对外交往，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它紧紧围绕“探求真理、学习科学、爱国救亡、振兴中华”这根主线，成为近代中国青年运动的重要一翼。50年代，参加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青年对外交往的重点之一。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他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先后参加了1953年8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和1957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及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通过广泛的对外交流活动，胡耀邦为粉碎反华势力的孤立和包围，打通新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建立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广大地区的人民和青年的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胡耀邦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活动中，显示了非凡的人格魅力和中华民族英雄气概，至今还广泛流传着有关他的美谈、趣闻。

胡耀邦率代表团每次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都表现了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第四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结束后，中国青年代表团再度来莫斯科访问。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与之同行，去布加勒斯特开会，就是搭乘他的专机同往的。出访之前，谢列平在宾馆设宴欢迎，几次碰杯之后，谢列平又起身，站起来和胡耀邦并立，忽然举起手臂，从胡耀邦头顶比到自己胸前，打了个哈哈，不经意地说：“看你，和我们的少先队员一样高。”他语言傲慢，显出一种“老大哥”的自高自大态度。

胡耀邦听了他的译员翻译后，立刻移开一步，向着中国翻译理直气壮地说：“你告诉他：我做少先队工作的时候，他恐怕还没戴上红领巾呢！”翻译正犹疑中，胡耀邦又严厉地催道：“译给他听，是我说的。”

当中国代表团抵达新西伯利亚城时，当地团州委书记为中国代表团接风，餐前小坐叙谈。这位团州委书记已经喝过不少酒，红光满面，醉意十足，大夸海口，说什么“伏特加是世界上最强的烈性酒，俄国人是天下谁也比不上的好酒量的人”。胡耀邦转过头问：“伏特加多少度？”他回答：“45度。”胡耀邦笑了笑说：“我们的二锅头就有62度吧！”接着他悄悄地附耳随行的李庚：“你不是能喝一点酒吗？”接着带点调皮的神气说：“等会我们先和他干杯，最后你再上，和他比一比。”

一路陪他们的一位苏联女译员瓦丽听见了，默默地向李庚微笑点头。就餐时她特地坐在李庚身边，拿起一片面包，满满抹了一指厚的黄油递给他，小声说：“你先吃下去，可以保护你的胃。”

当晚，宴会过后，这位团州委书记放下餐具起身，就站不稳了，没动两步就摇晃着瘫倒在地上。胡耀邦和李庚等人，若无其事地走出餐厅，保持了中国的尊严。回到卧室，李庚浑身如火烧一般，只好走进浴室，坐在淋浴喷头下面一边冲，一边就睡着了，也不知当夜自己何时和怎样上床的。次日黎明，胡耀邦来到他床前，见他好好躺着，酒已醒了，便笑道：“夜里看你睡得香，没事就好。你以后不要以为自己能喝就喝得酩酊大醉。不过昨晚多喝了几杯是一种斗争策略，也是一种工作需要。下不为例啊。”说罢，两人开心地大笑起来。

作为青运领袖，胡耀邦为青年团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及时指明前进的方向。

1956年，胡耀邦在党的八大上作了《把我国青年引向最伟大的目标》的发言。他说，回顾过去的8年，全国青年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就青年团的领导来说，我们还只解决了一个半问题。一个问题是指我们已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青年团，半个问题是指我们初步摸到了一些按照青年特点工作的方法。

胡耀邦认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了“青年团是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这一正确的建团路线，团的发展是健康的，绝大多数团员的思想是进步的，工作是有朝气的。他举例说，到1956年6月底，全国已有2000万团员，差不多占全国青年的17%。因此，他认为，青年团已成为党的一支可靠的后备队，成为吸引全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巨大力量。“在这样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上，并且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完全符合广大青年愿望的。”

胡耀邦也指出，我们才初步摸到了一些按照青年特点进行工作的方法，在青年团的独立活动中，仍然有不少的问题和缺点：由于我们有些活动没有注意同有关部门多加商量，取得它们的支持，有时就和这些部门的步调不够一致；由于我们有时提出的要求过高过急，到了下面又层层附加任务，就使得某些事情不太行得通，甚至发生一些强迫现象；由于我们有时过分强调青年打先锋，“包下来”，就使得一部分青年过分劳累，使得青年和中老年之间的关系不够协调。这些就是青年团工作中还没有解决的半个问题。

胡耀邦还指出，我们有些同志，不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正视自己的缺点，这是不对的；另有一些同志，一听批评，不管对与不对，就赶紧“收兵回朝”，关门检讨，甚至得出这样一条“经验”，叫做“少做工作，少犯错误”。这同样是错误的。

他强调说，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一样，都是我们党在过渡时期带有根本性的任务，而且是密切相关的任务。我们相信，全党一定会更好地关注我们这未来的一代，引导他们朝着最伟大的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前进。

作为青运领袖，胡耀邦特别注重团内的作风建设，积极倡导一种良好的作风。他认为，保持和发扬团内那种朝气蓬勃、踏实苦干的优良作风，防止和反对那种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乃是今后开展青年工作的重要关键之一。

1964年7月，在共青团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胡耀邦任第一书记，胡克实、王伟、杨海波、张超、王照华、路金栋、王道义、惠庶昌为书记处书记，张德华、李淑铮、徐惟诚、胡启立为候补书记。胡耀邦在共青团九大所作题为《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工作报告中，将青年团的作风归纳为8个字：朝气勃勃，实事求是。

胡耀邦在报告中指出，党经常教导我们共青团一定要树立一种好的作风，要把广大青年的作风带好。作风是一种无声的号召，无形的精神力量。团的作风好坏，对青年的革命化有着直接的影响。这是因为，“青年看团员，团员看干部。干部要作为团员和青年的表率。”

胡耀邦总结指出朝气蓬勃，就是要有一种勇于跟困难作斗争的革命干劲。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在战胜各种各样的困难中壮大发展的，团干部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朝气蓬勃，就是开动脑筋、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有负责精神和创造精神。胡耀邦认为，一个真正对革命事业负责的人，应该把推动革命前进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特别强调说，这样的人，不是不会犯错误，而且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只有这样的人，他的工作才不是敷衍拖拉，墨守成规，而是生气勃勃，有创造性的。

朝气蓬勃，还是一种努力学习、永不自满的精神。胡耀邦指出，学习对于团的干部尤其重要，我们要善于向党学，向群众学，向实际学，向书本学，向左邻右舍学，向一切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学，只有这样，经常注意吸取新鲜事物，增长新的知识，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我们才能够永远保持革命的朝气。

怎样去保持革命的朝气？胡耀邦认为，只有严格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永远保持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才能做到保持革命的朝气，并且永不变质。他告诫广大团干部，奢侈浪费是思想上的腐蚀剂，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就会丧失革命志气。同时，我们还要防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沾染官僚主义的恶习。

胡耀邦进一步明确提出，朝气蓬勃是必须建立在踏踏实实了解情况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朝气蓬勃又必然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

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不夸大，也不缩小。采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缺点，从实际出发，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蛮干，不乱干，不弄虚作假。有认真严肃的工作态度，有实干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胡耀邦还说，实事求是就是工作要扎扎实实，具有革命的坚持性，我们要多做打基础的工作，讲究工作实效。我们要认真学习党的政策，重视有关青年工作和青年问题的研究，把政策弄懂了，情况摸清了，问题看准了，就要发扬革命的坚持性，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有始有终。

胡耀邦认为，绝大多数团干部热情很高，干劲很大，但却往往有实事求是不够的弱点，值得广大团干部警惕。革命干劲越大越好，但是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我们不怕困难，藐视困难，但是对困难要做具体分析，认真对待。要有远大理想，但必须脚踏实地。

胡耀邦引用毛泽东的话，指出团干部心要热，头要冷，要冷热结合，做冷静的促进派，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

他倡议，“全团干部要有革命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辜负党的委托，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养成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好作风。力争把工作做好，成为党的优秀的青年工作者。”

在胡耀邦的极力倡导下，“朝气蓬勃，实事求是”成为共青团的传统优良作风，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团干部，使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团内发扬光大。“八字方针”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胡耀邦为共青团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种特别的工作方式里反映出优良的工作作风：勤奋读书之风、调查研究之风、平等商量之风、讲求实效之风。这些工作作风正是五六十年代青年团干部的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