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执掌共青团中央

关爱同志

胡耀邦没有官架子，作风民主，他经常教育团干部们说：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如同鱼和水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只有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畅游。他要求团干部要和青年打成一片，建立鱼水关系，不要有官气、摆官架子、别人口必称官衔，而要叫名字，最好称“同志”，同志者，志同道合之谓也。

一个老团干回忆起胡耀邦讲这段话的情景时说：“他激动地在台上跳起来，用手拍着胸脯说：‘我这个胡耀邦的名字就是要叫的嘛！大家都要叫胡耀邦，不要称书记。’从此以后，共青团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官大官小，一律都直呼其名，显得亲切感人。”

他认为，同志之情谊是人间最珍贵的东西，特别值得珍惜。他一来到团中央就反复声称：“同志们，我喜欢大家喊我老胡，或叫耀邦同志。”他在团中央工作10余年，大家都习惯叫他“耀邦同志”。

胡耀邦对同志总是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以大海一样的胸怀，去关怀、爱护他们，尤其是同志们身处逆境、遇到危难之时，他会伸出友谊之手去救助，去慰藉，去呵护。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1955年开展“肃反”运动时，因情况复杂，又有人写匿名信，把水搅浑，致使团中央错误地伤害了一些同志。在“肃反”总结会上，胡耀邦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从秘书手中接过被错误对待同志的名单，逐一宣读。接着他沉重地说：“这是书记处的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误。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们，对不起你们。”说罢，他站到讲台正中，对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面对此情此景，大家深受感动。当被平反的同志得知，胡耀邦为澄清事实真相，曾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心血时，不少人流下了感激的热泪。

1956年夏，胡耀邦赴黑龙江萝北县看望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后，从哈尔滨乘飞机返京途中，他看到6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灵魂深处长着脓疮》，点名批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胡耀邦十分生气，说：对一个青年学生，即使犯了错误，批评当然可以，但应像列宁所说的，允许青年人犯错误，也允许青年人改正错误，不要将人“一棍子打死”嘛！他让曹秘书回去立即打电话：叫张黎群马上来见我。返京回到住所已是下午，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接到电话后，立即来到关东店胡耀邦家中，向他汇报了刊登此文的经过。胡耀邦严厉批评了他，让报社提出处理办法，并说要见见林希翎，让报社联系安排。

胡耀邦接见林希翎时，他询问了林希翎的经历、学习等方面的一些情况，说《中国青年报》那篇批评文章大过分了，已批评了报社的负责同志，报社会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他勉励林希翎不要因此背上包袱，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缺点错误也要很好地改正。最后他用毛主席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祝愿她。此时，已到了吃饭的时间，胡耀邦留她和家人一起用餐。

中国青年报社相继采取了几项补救措施，以“特约记者”的名义，派林希翎到陕西、青海进行采访；于7月10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一篇检讨性质的文章；8月4日又刊登了《事实与教育——关于“林希翎事件”的调查报告》，以此澄清事实真相，使林希翎放下了思想包袱。

胡耀邦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对同志不表示过分亲热；见面不谈一般应酬话，彼此相见真诚、朴实、自然，可以无话不谈。在团中央工作的曾德林，曾对“三面红旗”说了一些意见，有人要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胡耀邦坚决不同意，认为曾德林只不过是犯了自由主义错误，检讨一下就可以了。胡耀邦从政治上、思想上、为人处世方面对他教育和关心，就是曾德林调离团中央以后，也仍然得到胡耀邦的关怀和帮助。

1972年，曾德林被军代表下放到了四川，省革委根据他长期从事青年、文教工作的经历，把他分到重庆大学任党委书记、校长。其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接一个。学校刚开始复课，学生大部分是工农兵学员，军宣队、工宣队是实际的领导，教职工中的造反派不断兴风作浪。在这种情况下，根本难以开展工作，他心情极为苦闷。那时胡耀邦刚从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不久，当他听说曾德林处境困难时，托一位熟人带口信给他，意思是：目前这种情况绝不会持久，告诉老曾一定要沉着应付，不能急躁，硬顶硬碰不行，也不能完全照他们那一套搞，能拖就拖，有时不能表态也是一种态度。在那史无前例的浩劫年代，胡耀邦这些话，真是空谷足音，弥足珍贵，感人肺腑，使曾德林没齿难忘。

胡耀邦作为团中央一把手，对团的各级干部特别注意培养，关心他们在政治上不断成长。

他始终把做好青年工作与培养青年干部这两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说过，“我们团的干部担负着两重任务，一方面是把青年带领好，把工作做好；另一方面是在工作过程中积极地把自己锻炼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强干部。”他的工作实践也证明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领导下，共青团系统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干部，他们年富力强，勇于创新，成为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很具有特点的有生力量。

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指出，“青年干部必须不断努力学习，不断加强集体领导，不断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在关于思想工作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我们全团要形成这种风气，搞材料，掌握思想情况；另一方面，提倡我们的干部要多读政治理论书籍，这是我们青年团干部向科学进军的目标。”关于青年干部的作风培养，他注意得更多，他说，“各级团干部应当打掉官气，深入下层，脚踏实地，调查研究，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切实改变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在一次团的工作观摩学习会上，他发表讲话说，“团干部应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具体情况，把上级的指示，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他号召：“坚决反对那种机械地、形式地、毫无生气地执行上级批示的工作态度。”

胡耀邦要求青年干部特别要在政治思想品德方面做青年人的表率，说到做到，不放空炮，脚踏实地，刻苦自律。这种严格要求，实际上是对青年干部的爱护。对那些勤于学习、有创造性、有优异表现的干部，他总是热情地赞扬和鼓励。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也决不像当时通行的做法那样“一棍子打死”，从此划清界限，不管不问，而是毫不歧视，热情关怀。在50年代的“反右”以后，胡耀邦对待团中央系统被划为“右派”或定为“右倾”的一些人，仍然亲切地接见他们，找他们谈话。当时有100余人调出团中央和青年报刊到陕北米脂劳动锻炼，接受改造。临行前，胡耀邦接见了大家。他没有作什么疾言厉色的讲话，而是娓娓道来为大家送行，他说：“你们这次到老区陕北米脂去，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陕西的人民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尤其是陕北，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是革命的摇篮。但是，现在老区的经济还不发达，老区人民的生活还很苦。你们要带着建设繁荣老区的使命去寻找老区脱贫致富之路。这是大有作为的。你们不要背思想包袱，过去种种犹如昨日死，今后种种犹如今日生。我希望听到你们的好消息。”胡耀邦的讲话，总是那么鼓舞人、感动人、振奋人，那么温暖人心，使同志们在困境中感受到莫大的希望和无穷力量。

胡耀邦深深懂得在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他的领导下，青年团系统的干部以正派、活跃、爱学习、求锐进的特点为社会称道，他常说，人是最宝贵的，事在人为。干部要干，战士要战，做领导干部的，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干部，特别要保护好干部的“政治生命”。凡是和胡耀邦共过事的同志都能感受到他对同志的真诚和爱护。他平易近人，敢于为下属承担责任，尽全力保护干部。

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经常告诉各级团干部：“引导新中国青年一代，要切实解决好四个关系，即：青少年同共产党、国家、人民的关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共产党）；青少年同学习的关系（学习知识，掌握专业本领，建设祖国）；青少年同自然的关系（保护环境，绿化大地）；青少年同社会的关系（讲究公德，遵守法纪，热心公益事业）。”他想法很多，点子不少，但是，在“左”倾指导思想统治的年代，他壮志难酬，无力回天，障碍重重。他的有关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思想和理论，很难得以实现。

1956年，团中央宣传部长项南鉴于青年团活动空间太小，曾指出“四权、三化”的主张，即青年团应有人权（人事权）、财权（财务权）、活动权和自主权，“三化”即民主化、群众化、自治化。那时梁步庭也提出了相类似的“十条”。这些主张刚刚提出就传了出去，受到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认为这是青年团闹独立性，向党要权。不久，就展开了对项南和梁步庭的批判。后来，项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受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调离了团中央。

对这件事，胡耀邦受到很大的刺激，一方面，他始终感到负疚于项南，感到团中央一些他认为不错的优秀同志实际上是代他受过；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今后青年团只能是捆着手脚跳舞。正如一位熟悉当时情况的有识之士所说：共青团中央虽是全国性组织，可是“令不出宫门”，想做的不能一竿子插到底，有的只在关东店里（各书记住所）议论，有的只停留在正义路三号（团中央大院），有的也只能在报刊上宣传一通。因为，服从党的同级党委的领导，是青年团的组织原则，各省各地各县一直到基层都得听党的“一把手”的。

其所以发生这种状况，是由于50年代中后期，党的思想路线逐渐背离实事求是原则，“左”的指导思想以至极左的一套做法接踵而来。从1955年“反胡风”开始，到1957年“反右”，达到了乱整人的高峰，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所带来的损失和负面影响之大真称得上是史无前例。许多比较优秀的有独立见解、敢说敢为的有志青年被打成“右派”；不少年轻人，正处在受教育阶段的大学生，仅仅因为给党组织，甚至仅给党支部负责人提了些意见而一夜之间成为“敌我矛盾”、“异己分子”，被开除学籍，被放逐边陲劳动改造。而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历来是以配合党的中心任务为己任的，像“反右派”这样声势浩大的“阶级斗争”一来，它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只能紧跟党的路线，听从领导的部署与安排，参与到运动中去。这样，青年团作为青年的组织，在大批青年面临厄运的关头，就不能独立地、公正地、有力地保护青年。

置身于大政治环境中，作为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心境之矛盾可想而知，从他的本意来看，他深刻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了解青年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情意。对于团中央的知识分子干部特别是报刊、出版社、团校宣传部门的负责干部，他是很了解的。他对这种自上而下地搞整风“反右”运动，是心怀疑虑，甚至是抵触的，他不忍心划“右派”。有位团干部说：“1957年后，正义路三号无大将了。”意思是说，中国青年报社领导班子全军覆没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人被整垮了，团中央宣传部长留党察看了，办公厅主任挨批评了……

在胡耀邦出国访问期间，团中央以“左”著称的掌权者大刮“反右派”风，向“知识分子成堆”的报刊和宣传部门大打出手。胡耀邦从国外回来，到新疆下飞机，就叹气道：“损失惨重。”1957年整风以后，胡耀邦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政治斗争方面，是很为难的，有时不得不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他苦于无奈只能招架应付，无力回天。但是，他对青年工作并不懈怠，仍然力所能及，在其权限的有限空间，尽力缩小“左”倾错误的影响，要求各级团的干部努力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避免简单粗暴的过火斗争。

在“反右”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胡耀邦尽量设法保护了一批同志。当一些同志被打成“右派”、身处逆境的艰难时日，他尽量给以慰藉，鼓励他们“重新做人”的勇气。“反右”斗争风起云涌的1957年7月16日，胡耀邦率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活动，历时两个月。其时正是“反右”夏季高潮，胡耀邦在异国度过了中国历史上不平常的岁月。他回到新疆，便立即打电话给主持“反右”斗争的团中央负责人，询问“反右”情况，当得知中国青年报有17人被打成“右派”，其中5个正副社长和正副总编辑中有3个被打成“右派”，1个被撤职调离下放；9个部主任中有4个被打成“右派”，其余10个“右派”大多是业务骨干。他立即命令停止“反右”扩大化，一切等他回来裁定，使不少人免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厄运。

据《中国青年报》原总编辑张黎群回忆，他因在首都第一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切中时弊的发言，差点被打成了“右派”。他向笔者回忆说：“在‘反右’斗争中，我被同志、领导保护过关了。当我有如大海波涛中一叶扁舟，亟待有人拉一把之时，胡耀邦同志从国外回到新疆，了解到主管运动的书记向知识分子成堆的青年报连发重炮，正打得起劲，他大声疾呼：‘必须刹车了！’这个‘刀下留人’之令，确也起了作用。后来他亲自向中央、小平同志反映情况力保了我。”

纽约《华语快报》1985年5月20日登载《胡耀邦其人其事》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张黎群……倘在别的部门，必定被打成‘大右派’、‘极右派’、‘反革命’无疑，而他却仅在如火如荼的‘反右’八挂炉中打了一个滚儿，居然平安过关，未戴‘右派’帽子，诚可谓57年一大奇迹。而这显然与其顶头上司幸系宽宏大量的‘胡书记’有关。”

1979年8月23日，在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的力促下，共青团中央作出《关于为张黎群同志平反的决定》称：“反右派运动中，张黎群同志因1957年5月16日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在新闻界受到批判。之后，1958年1月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又因此对他进行了批判，并作出了《关于撤销张黎群同志共青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决定》。最近，我们复查了张黎群同志的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张黎群同志1957年5月16日发言的基本思想、观点没有错。原《决定》说他的发言‘充满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是不实事求是的，撤销他共青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也是不对的，应予平反，恢复张黎群同志的政治名誉。”

在此之前，即1979年2月20日中国青年报社作出《关于撤销张黎君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称：“反右运动期间，张黎群同志曾在中国青年报社受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最近，我们参照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对1958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社第一支部《关于张黎群同志所犯错误和给予处分的决定》进行了复查，复查意见如下：当时中共中国青年报社第一支部给张黎群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根据是，张黎群同志1957年5月16日在第一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原决定中说他这个发言充满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离开了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和原则，孤立地谈如何办青年报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混乱，助长了新闻界中的修正主义思想，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的新闻事业进攻，被台湾反动报纸利用，作为诋毁新中国的材料，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据查，当时张黎群同志为新闻记者协会常务理事，他在第一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言，是事先记协几次打电话约请他讲的。那次会上，他发表了自己在青年报工作中所感受到的一些问题和看法，纯属对新闻工作问题的探讨，出发点是为了改进报纸工作。从通篇发言内容来看，基本思想、观点没有错。当时，各报发表他的发言时，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是摘登了他讲话中的某些句子，没有全面反映出他的原意，所谓‘引起了一些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混乱’，‘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的新闻工作事业进攻’等等，责任不能归咎于他。因此，我们认为中共中国青年报社第一支部1958年3月12日给张黎群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是不对的，不是实事求是的，应予撤销，恢复政治名誉。”

对于团中央系统直属单位划了那么多个“右派分子”这件事，胡耀邦一直感到忐忑不安，以后做过多次检讨。当笔者访问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导生时，他记忆犹新地说：“在‘反右’告一段落时，胡耀邦激动地说：总不能天天‘反右派’吧，总不能成为‘反右派’的‘专家’吧，还是要抓好团的工作，立即组织力量下去搞调查。对于被错划为‘右派’的一些同志，都较早地摘了帽子，安排了工作，有的还照常受到重用。后来1975年我去看他时，耀邦说：‘我在工作上是强调创造性的，强调不断开拓，但在人的组织处理上我是采取慎重态度的。’而有些同志则相反，‘在工作上是保守的，但对人的处理上往往过分。’我还多次讲过对待干部要‘历史问题看现在，家庭问题看本人’。”

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因与林希翎有恋爱关系和“林希翎事件”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由18级降为21级。他下放劳动之前，带着“负罪感”去胡耀邦家里看望他。他是做了接受严厉批评乃至责备、训斥的思想准备而去的。然而，胡耀邦并没有责备他，反倒说，几年来对他的工作有帮助，表示感谢，勉励他千万不要悲观泄气，要好好吸取教训，好好干，重新再来。他把这些意思编成两句顺口溜：“吸取教训向前看，重新再来好好干！”算是给他的临别赠言。胡耀邦还嘱咐他：下去后和他保持联系，主要用写信的方式，半年写一封给他。

1959年春节前，曹治雄从陕北回京探亲。回家放下行李包后，就去看望胡耀邦。他甚为高兴，向曹问了下放劳动和陕北农村的一些情况。

春节过后，曹治雄又赴晋南临猗农村继续劳动。到9月下旬，队领导传达团中央的决定：队中有三个“右派”摘掉帽子，曹治雄是其中一员。年底又回京探亲，他放下行李就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详细问了曹的近况和他母亲的身体状况，使曹得到莫大的安慰。

1960年春节后，组织上通知他不再下放劳动了，分配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做编辑工作。1961年，他所在的知识读物编辑室编了一套《中国历史小故事》，次年出版后，引起了胡耀邦的关注，他传话叫曹治雄去聊聊，曹如约到了关东店。胡耀邦说已看了送给他的样书，也看了吴晗的书评，说给中小学生普及历史知识很有必要，你们的书也编得很好，亦文亦图的方式更适合少儿阅读。胡耀邦还说：“你做编辑工作我看也是能胜任的，努力干吧。”胡耀邦对他的勉励、关怀和鞭策，使他感激不已。

胡耀邦即使在最倒霉的日子里，仍然十分关心同志。“文革”中胡耀邦和大家一起在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还要接受批判。一日，胡耀邦来到曹治雄劳动的连队。

互道寒暄后，他问曹治雄母亲来干校没有。当得知曹的母亲也来到干校，他特意去看了她，还问了她和周师母的好，也问了周同志好！周师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老编辑周振甫的夫人，大家习惯称她“周师母”。

夜深人静，曹治雄躺在床上久久不能成眠，浮想联翩：耀邦同志身处逆境，我也并非真正的“革命群众”（有人在背后还叫他“摘帽右派”），但他还这样关心我和我的母亲。想着想着，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中国青年》的丁盘石，“反右”运动之前，在大鸣大放之中，对“肃反”运动的一些过“左”做法向团中央领导提了意见，后被点名批评，下放劳动。一天，《中国青年》杂志社打长途电话，要他速回北京做检讨。丁盘石忐忑不安，唯恐被补划为“右派”。他回到社里，一位领导宽慰他说：“耀邦同志已经说了，只要做了检讨就行了，你放心，不要紧张。”果真如此，他平安过关。在反“右倾”向党交心时，他交代了自己脑子里的“一闪念”：“毛主席是不是也有错误？”在那迷信盛行的年代，这种“腹诽”实属罪莫大焉，自己非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不可。不料团中央书记处主管运动的同志告诉他：“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能这样向党交心，很好，这不算问题。”因此，他不但没有受任何处分，而且以后还得到信任。40年后，丁盘石回忆这场有惊无险的往事，无限感慨地说：“我曾多次想过，在我的老同学、老熟人中，有些人就因为向领导或对运动提了意见，谈了看法，或向党交了心，讲了内心深处的‘一闪念’，就被戴上帽子，受尽人间折磨。我如果不是在团中央工作，没有耀邦同志这样的好领导的关爱和保护，将会落得什么下场啊！”

1958年，团中央干部向胡耀邦汇报高校开展“红专”大辩论时，谈到“红专”与“白专”的争论中，有的同学想“利用有限人生，在青年时期打好基础，将来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因而不大关心政治，不愿参加班级活动。这些学生当时受到很大的压力，甚至被扣上“白专”的帽子，有些学校还因此把学生分成左、中、右，进行政治排队。胡耀邦听了这些情况后认为：这里红与白放在一起是政治概念；红是革命的，白是反革命的，如红军、白狗子等，不能乱用。一些学生专心读书是好的，应当鼓励，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需要各种专门人才；他不关心政治，我们可以做一些宣传工作，慢慢引导，但不能轻易扣上“白专”这样的政治帽子，那不是把人推到敌人一边去了吗？关于左、中、右的政治排队问题，他说学校是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学生的进步有早晚、快慢的差别，不宜搞政治排队。当汇报谈到一些学生认为“走中间道路保险”、“红透专深”的要求太高时，胡耀邦说：“红透”是指什么呢？如果要求每个大学生都熟读马克思和毛主席的著作，熟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要求是太高了。社会是有分工的，这些是对政治工作干部的要求，学生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应当用在专业学习上，政治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就可以了。胡耀邦的独特见解，使大学的团干部在那场“红专”辩论中没有去火上浇油，保护了许多努力钻研的大学生。

胡耀邦刚到团中央时曾讲过做好团的工作有三条基本经验：上下请示，左右求援，自我奋斗。他说上下请示是上向马克思请示、向毛主席请示，向党的方针政策请示，向同级党委请示，不要自作主张。下向群众请示，深入做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小学生。左右求援是配合行政、工会、妇联工作，共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自我奋斗是主要的。大家听了这般形象的讲话，牢记在心，工作中照着去做，效果很好。向科学进军，有些团干部不大安心工作，胡耀邦对这点表示理解，认为我们首先要减轻学生团干部的工作负担，使他们能集中较多的精力去学习。如果学习成绩不好，在群众中没有威信，也不利于工作。对于专职团干部那是另一回事，他们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应当用在工作上。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团干部不可能一辈子做团的工作，到一定年龄要毕业，要转业的。“我也考虑这个问题。将来转业做一名将军吧？”他用手按了一下自己的头，摆摆手风趣地说：“不行，不行，个子太矮了，不合适。考虑来，考虑去，将来毕业后还是做党的工作或政府的工作。”他告诉专职团干部，为了迎接转业，从现在起要做好四方面的准备。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读毛主席的书，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从理论上、政策上做好准备。二是学会做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只有这样才能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三要和群众交朋友，交几个知心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关心他们的爱好和要求，这也是做好党的工作的基本功。四要学会写文章、作报告，结合实际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胡耀邦这个讲话给大家以深刻的启迪，使他们受益终身，在工作实践中积累了“资本”，多数同志转业后成了党和政府工作的领导骨干。

胡耀邦对“反右”斗争有着自己的独特想法，他在无法改变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便尽可能地做了各种补救和安排：1958年3月，团中央一大批“右派”下放“劳动改造”前夕，在机关三楼会议室里，胡耀邦语重心长地送给他们12个字：“错误十分严重，前途十分光明。”他引用了陶渊明的一句话——“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以此来激励他们。此前，他曾一个个地点名，跟下属有关领导打招呼：“这些人都是有才能的，要好好帮助他们。他们改好了，可以回来工作，还可以恢复党籍嘛！”此后，他又指示下放带队的同志：“对他们政治上严格要求，生活上要一视同仁。”那时，像胡耀邦那样对待“右派”实属罕见。当时不少别的基层单位的“右派”在劳动改造中继续挨整，受伤、致残，甚至折磨至死。而团中央所属单位却没有出现这些情况，这与胡耀邦极力保护这些身处逆境的同志是分不开的。

团中央机关一共打了49个“右派”。1958年春，团中央特为打成“右派”的受害者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神情沮丧，默默无语。会场凄凉，空气凝固。一向坦诚、直率的胡耀邦，快言快语，首先打破了难堪的沉闷气氛：“我先说几句，同志们！你们中间的绝大部分是有才华的，才华横溢！为党为人民曾作过不同程度的贡献，可你们这次错误犯得太大了……”他越说越激动，动情地继续说：“可有的人也太骄傲了，你们看，刘宾雁还拒绝参加今天的座谈会，连我请他都请不动！”

他沉思片刻，解开胸前的衣扣，用右手向前一挥，心情沉重地说：“今天你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平常对你们只知使用，帮助不够，敲打得不够。你们中大多数人现在悔恨、难过，我也不好受，很不好受。可是你们要明白：党中央、毛主席认为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敌我矛盾，但可当内部矛盾处理。因此，团中央组织上对你们不作出任何处理。”

他接着说：“你们中间绝大部分同志要下去劳动锻炼，有些还要到北大荒去。你们要认真、彻底地改造思想。下去，肯定不习惯，尤其过去长期生活在南方、在大城市的同志。北大荒那儿劳动条件很苦，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希望你们能自觉地找苦头吃，自觉地好好地劳动，通过劳动彻底地改造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彻底地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可以恢复党籍，可以入党嘛！我们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之一的恩格斯说过，劳动创造世界，也创造了人类本身。我相信你们能改造好。我坚信我们将来还有共事的机会，等你们改造好了回来时，我给你们开欢迎会。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胡耀邦的临别赠言，语重心长，温暖人心，使与会者感到莫大的慰藉，在人生的转折关头看到了前进的希望。许多人聆听了胡耀邦的话语，不禁潸然泪下。

胡耀邦在多次政治运动中竭尽全力保护一批同志，使他们免受灭顶之灾。回首往事，他在不同场合总是深怀歉疚地说：“‘文革’前对几个青年作家（指王蒙、刘绍棠等一批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笔者）的处理，我也是有错误的。当时那些同志也有才华，而作品也不够成熟，是需要帮助的，但我们对他们的方针错了。现在他们回来了，成了地地道道的作家了。假如那几位现在是中年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写上一笔，说当时有那么一位老家伙在我的问题上犯过错误，我赞成，因为这是事实。”

胡耀邦在中央一次重要会议上说：“现在我十分抱歉，1957年‘反右’时，我把团中央一批有才能的干部打成‘右派’了，我要向他们道歉。”

1979年初春，春暖花开，团中央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团的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一天上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一进会场，就发现了曾被错划为“右派”已被改正的原《中国青年报》副总编陈模（他平反后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副书记、中国少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笑着走过去与陈模亲切握手，连声说：“陈模同志，你好啊！”接着询问了他的工作和身体情况。他走到主席台上讲话时，指着陈模对大家说：“在我们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呢？就是陈模同志，团中央在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同志，其中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当然，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他也受到锻炼。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我是第一书记，也签了字的嘛。我向陈模同志道歉，向其他同志道歉！”

中国青年出版社负责人李庚打成“右派”后，于1962年去富强胡同6号看望胡耀邦，他安慰李庚说：“工作上和作风上谁都免不了有缺点，有错误，但是给你戴上‘右派’帽子，划到党的对立面去，道理不多，是处理过重了，有意见允许提出来，组织上可以重新研究，该纠正就纠正。……你吃了苦头，但不要耿耿于怀。”接着他郑重表示向李庚道歉。李庚说：“我知道那时你在国外，回到乌鲁木齐就打长途电话向团中央了解机关‘反右’情况，你要求先行刹住，等你回来再说。但对我的批斗会已经开过了，名字也上了《人民日报》。”李庚又说：“你不在家，你没有责任，不必由你给我道歉。”胡耀邦诚恳地回答：“我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团中央的事，我都有责任。错了就应该认错，我还是要向你道歉，请你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