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执掌共青团中央

好学勤思

胡耀邦用功读书，博闻强记，博览群书，早已传为佳话。

1952年在中央团校校部请了中宣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来给学员上大课。当讲到青年团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应当多多读书、勤奋学习、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时，周扬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读书、读书多出了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像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他就很熟悉。”

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在粉碎“四人帮”后曾感慨万千地对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过去许多人年龄大了不想读书，也读不进去。只有很少数老干部觉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读书，有很大长进。这样的人中，第一个就得算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字也写得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

胡耀邦对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一卷接一卷、一篇接一篇反复学习，有的还读了好几遍，不仅作眉批，还写了许多读书笔记。他从头到尾读完了《二十四史》中的列传、世家本纪，也读了一些教育学、农学和科技著作。他主张要按毛泽东主席的教导，有分析、有批判地研究，决不囫囵吞枣。对各种流派的著作，择其善者予以借鉴。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叠《中华活叶文选》，对那些历代文学精品，他一篇篇出声朗读，有的竟能背诵如流。

有一次，他在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陪同下，视察了滁州琅琊山的醉翁亭。琅琊山管理处副处长张华盛向他讲解醉翁亭及《醉翁亭记》时，他一直静静地听着。当张华盛说到这篇文章有21个“也”、18个“者”时，胡耀邦兴趣盎然地问：“你讲得很好，文章有多少个‘也’、‘者’你都记得，那么这篇文章有多少个‘字’呢？”张华盛一时语塞，无言以对。这时胡耀邦打破暂时的沉默，继续问道：“那你说说《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的区别在哪里呢？”张华盛立即回答说：“《岳阳楼记》表达忧国忧民的思想，《醉翁亭记》描述寄情山水和与民同乐的情怀，这不是一类文章。”胡耀邦非常佩服这位讲解者，连连点头称是，把张华盛赞美了一番。

之后，胡耀邦意味深长地告诉身边的随从和围观者：“琅琊山为八名（名山、名亭、名文、名人、名寺、名林、名泉、名洞）胜地；《醉翁亭记》是千古名文，它词采多姿，妙用‘者’、‘也’虚词，一唱三叹，有骈有散，骈散相偕，回环往复。全文仅431个字。文章不在字的多少，而在于意境是否高远，内涵是否精深。此文意味无穷，具有上述特点，故能世代传扬。”他深思片刻，接着说：“琅琊山有极高的旅游品位，我们要尽快把它开发成中外宾客理想的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科研教学、访古探幽为一体的风景名胜。”

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和远见卓识所倾倒，尤其对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高尚情操和谦逊品德敬佩不已。

当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他不但自己从头到尾看了一篇，还向别人推荐，赞扬这是启发儿童智力的好读物。他经常引用列宁的名言告诫广大青年：“只有用人类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他自己正是这样身体力行。

1955年，中央编译局翻译的《列宁全集》开始面世，胡耀邦便叮嘱秘书务必及时买全。因此，《列宁全集》每出版一卷，秘书就立即去书店购买交给他，他拿到手就孜孜不倦地阅读。除外出开会，或批阅重要文件，他总是利用工作之余或节假日，聚精会神地阅读。白天读，晚上读，夜里靠在床头继续读，一般总要读到凌晨一两点。买一卷就读一卷，决不拖延耽搁。次年，新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出版，他也是出一卷就买一卷，买一卷就读一卷，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读着、思考着。

他酷爱文史书籍，当时还没有出版新版本《二十四史》，就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借来一套解放前开明书店影印出版的《二十五史》。其他的书，胡耀邦只要认为是应当阅读、值得一读或可以看看的，他也找来翻阅、浏览。

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印度尼赫鲁总理、印尼总统苏加诺，先后对中国进行了盛大的国事访问。为配合这两次重要的外交活动，中国出版部门翻译出版了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苏加诺著《苏加诺文集》。胡耀邦就及时买回这两本书，迅速把它们读完。

1955年国庆节前后，香港出版了唐人所著《金陵春梦》。此书在内地一般书店里买不到，当时只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流传。胡耀邦便借了一套阅读。这是一套分为五集、总计160多万字的大部头，他利用晚上的时间把它看完了。

他反复读了多篇古文名篇以及唐诗宋词，有些熟读得能够背诵。他坚持读完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他为青少年树立了长年手不释卷、学习上永不满足的楷模。

胡耀邦读书，总喜欢琢磨研究，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而每有会意和心得，便欣然同身边的工作人员交谈见解，这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

胡耀邦读书的另一习惯是从读书所得中，联系他萦绕脑际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他自己的看法和创见。读完《印度的发现》后，他发表感想说：印度1947年独立，新中国1949年诞生；印度的面积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但可耕地面积的比例比中国大很多，人口也比中国少一些。它现在有5万公里铁路，500万纱锭。而“蒋委员长”留给我们的只有2万公里多一点的铁路；纱锭也比印度少，还不是蒋介石而是民族工业家留下来的。美国的面积比中国略小，但根据列宁的调查，美国在本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全国铁路的总长度已达30万公里。中国现在的人口已大大超过美国，我们至少该有30万公里铁路才够用。铁路太少，交通落后，许多事情就不好办，甚至干不成。所以我们得抓紧多修铁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规划、修筑，若干年后，比如到1980年，最晚到2000年，我国的铁路达到30万公里时，那我们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就会好办多了。

胡耀邦读书还有一个习惯，即“好求甚解”。读书时碰到搞不太清楚的问题，他一定要搞清楚；不太明白的事理，他一定要弄明白；不太懂的关键处，他一定要“过五关斩六将”，探明究竟。他喜欢查参考资料，查工具书，一时查不到或没有时间找，就让秘书帮忙查找。在学习上他也不拿架子，而是不耻下问，绝不强不知以为知。

1954年，团中央召开一个小型农村青年工作座谈会，部分大区团委和省市团委书记参加，共约10来人。胡耀邦请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来讲话。邓老在讲话中说到治理黄河、治理淮河等水利建设问题，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厚望：一定要在他们这一代手中，把黄淮治理好。否则，“俟河之清，从寿几何？”散会回来的路上，胡耀邦在车里问曹治雄秘书：“邓老刚才引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曹秘书回答：“意思懂得，是谁说的，出自何书，不知道。”“你回去后查查，把答案告诉我。”胡耀邦叮咛道。

曹秘书在北京图书馆，花了大半天工夫才查出来，答案是：“《左传?襄公八年》引古逸诗。”他回来立即向胡耀邦汇报，并把“答案”交给了他。胡耀邦一看，不无惊讶地说：“《左传》，逸诗，并不是左丘明所说，他还是引的逸诗呢。”“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的古逸诗，‘俟河之清，从寿几何’，产生的年代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古老，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历史年代了！”他不胜感叹。胡耀邦坚定地说：“一定要照邓老说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黄河治好，把淮河和其他‘害河’治好，也一定能治好！”他还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

还是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应邀访华。访问结束前夕，毛泽东在新侨饭店为他举行送别宴会。胡耀邦出席了这次宴会。宴罢归来，他递给曹秘书一张小纸条，上面记着“暗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他告诉曹秘书：“毛主席在致词中讲‘中国有位古人说过’，往下就是这句话，是谁讲的他没指明，你晓得不？”曹秘书答：“是南朝梁?江淹《别赋》中的文句。不过，这里的‘暗’一般都写作‘黯’，消魂应写作销魂。”“啊！对了，就是‘江郎才尽’那个人吧？这回可记住了！”胡耀邦简直就像中学生解答了一道难题似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他在作报告时多次向团员、青年们说：“读书求学，研究问题，就要有贾宝玉那样一股劲头，一定要寻根究底，而决不能像蜻蜓点水那样！”

胡耀邦学历不高，上过一年初中，不满15岁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可以静下来安心读书的时间并不多。然而，他毕生勤奋好学，渴求知识，学而不倦，锲而不舍，因而能见缝插针，长期坚持利用“一余”的时间（借用三国时董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中的“夜者日之余”），孜孜不倦，博览群书，且好求甚解、不耻下问，甚至连《辞海》的词语分册这样的书，他也一个条目一个条目系统地读到底，他即使在身处逆境的“五七干校”艰苦劳动之余，也不顾疲劳，读书至深更半夜。夏天蚊子咬，他就躲在蚊帐里读书；冬天寒气袭人，他就盖上被子看书。正因为他手不释卷，持之以恒，不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从而成为一名具有渊博学识和很高文化素养的领导人。

胡耀邦还有一个博学多闻的习惯，他每到一地视察工作，都要查看当地的地方志，向当地团的负责同志询问当地的山川地理、历史文化、气候名胜、物产矿藏和风俗人情等。如果这些同志答不好，他就要劝导他们注意学习，熟知本乡本土，以便搞好工作。

1959年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胡耀邦出席这次会议前，决定先去苏州一带进行调查研究。在苏州期间，他挤时间去参观著名的园林时，也不断向陪同的苏州同志询问园林的历史沿革、建筑特色、名花异草等等。他对园林中碑刻上的诗词和楹联，更特别留心，再三观赏吟诵，并做记录。这次他也借来《苏州府志》，在夜里阅读。他们一行去东山参观范仲淹故居、祠堂，路过木渎镇，他问随行的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丁盘石：“你是学历史的，知道这里历史上曾有什么故事？”丁盘石一时答不出来。他说：“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曾在这里激战过。”范仲淹祠堂楹联提到一个名字“纯仁”，他立刻说出：“这是范仲淹的儿子，也是宋代清正廉明的名相。”他渊博的学识，令同行者赞叹不已。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胡耀邦自己刻苦读书，他要求广大青年读书就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他认为若要使我们祖国富强起来，还要跨过两条大河，一条是贫困之河，一条是愚昧之河。青年是祖国的未来，青年人要涉过愚昧之河，自然应当注重读书学习。所以，胡耀邦大力提倡青年人要读书学习。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胡耀邦在题为《把我国青年引向最伟大的目标》报告中就提出了青年人要读书学习的问题。

他分析说，当时我国青年大部分人还没有摆脱文盲状态，团中央要带领青年实实在在地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使我国青年不仅要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坚强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而且还要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科学知识水平。他特别指出，青年团提高战斗力的关键是加强我们自己的学习。

胡耀邦在报告中说，共青团应当担负起教育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扫除文盲的重任。

他认为，青年团的同志虽然有热情，工作积极，也听党的话，但年纪轻，锻炼少，经验缺乏，思想往往存在着片面性，这是青年工作中经常产生缺点和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摆脱这个困境，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熟悉同本行有关的科学知识，因此要刻苦读书。

他深刻指出，“我们还没有深刻了解，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是革命胜利以后青年最迫切的要求。现在这一代青年，是将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中坚力量，如果现在不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那时便要遇到极大的困难。”

站在这样一种高度，胡耀邦身体力行，大力在全团和广大青年中提倡读书学习之风。

大家常常看到他紧张地工作，不倦地学习，办公桌上放着书，从早到晚手不释卷。

在他的影响下，团中央机关的同志，刻苦读书学习，蔚然成风。

1959年，他针对读书之风被反掉的情况，在一次讲话中说，从1956年起，读书之风兴了一下，但有缺点。如目的有问题，方法不对，没同实际结合，要求过高。这都是在实际工作中出的问题，提倡读书之风是正确的，后来一反，就连读书之风也给反掉了，必须再来个大兴读书之风。

他号召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即使到外地出差，胡耀邦都要带一大批书，有空就读；而且每到一地，他都要寻觅当地典籍，到新华书店选购自己所需要的书。他到岳阳视察，就到岳阳楼，重温《岳阳楼记》，竟能一字不漏地将它背诵出来。在株洲酃县（现改名炎陵县）视察，路过炎帝陵，见陵庙已毁于火灾，只剩断瓦残垣，他在这里盘桓很久，说前人对我们中华民族始祖有这份感情、这样能力建造这样规模宏伟的殿宇，我们也应有这份感情、这份能力重修炎帝陵。当炎帝陵正在重建时，他挥笔写下苍劲飘逸的“炎帝神农氏之墓”7个大字。如今他的题词刻在殿宇的石碑上，引来无数中外游客驻足观瞻。杭州会议上，毛主席讲到哲学家，列举了王充、范缜等人，其中还提到一个“傅奕”。胡耀邦回到湖南整理笔记准备传达时，起先把这个“傅奕”当作了东汉的傅毅。但转念一想，傅毅是文史学家，会不会另外还有个“傅毅”？他派人到省图书馆去查，查到了“傅奕”，他是隋唐时人，无神论者，毛主席讲“傅奕”时，还放在王充之后，柳宗元之前，可见就是这个傅奕了。经过一番考证，弄清一个疑问，他非常高兴，还特地给参加杭州会议的几个朋友写信，向大家作了介绍。

胡耀邦读书广泛又重视系统攻读马列著作。他从北京带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卷卷地通读，在湘潭县楠竹山蹲点的时候，有几天空闲，他安排来专门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几天他足不出户，除进餐和午休之外，整天披着大衣围着火盆，端坐不动，聚精会神，边读边画杠杠和做摘记。大家跟他开玩笑说，耀邦同志这样坐下去，头上要长草了。他感慨地说，光读有什么用？用不上还不是白读？要求学以致用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他总是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阐述事物，所以在新鲜感和理论色彩上，总有他独到之处。

胡耀邦十分注重从实际生活中、从生产实践中学习。他思想敏锐，思考问题极为认真，记忆力惊人，遇到什么新事物、新知识马上捕捉和研究，加以吸收。有一次，一个学过农业的干部谈农业生产时，提到庄稼需要“微量元素”。这“微量元素”立即吸引了他，他详细询问这其中都包括些什么，起什么作用。当时没有完全弄懂，回去又查了有关书籍，直到弄明白为止。在株洲醴陵，听到汇报瓷器生产的“釉下彩”，他也饶有兴趣地好一阵钻研，把每个细节都问了个一清二楚。

胡耀邦对团干部读书的要求，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说：“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读一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14年。20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他就是这样践行的。

对于那些自己不学无术、却反对别人读书的“左”倾人物，他是不屑一顾的。1957年3月，他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左”的风气，在一次讲话中，他大声疾呼：“有人说现在许多青年埋头业务，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我认为这话要加以分析，对所谓走‘白专道路’不要横加指责。现在国内阶级斗争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更长的时期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自然科学，需要业务知识。怎么办呢？我归纳为两句话12个字：‘埋头钻研业务，抬头瞭望政治’。”他幽默风趣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正因为胡耀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所以，他作报告、写文章，一般不要秘书代笔，他讲话富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他讲话谈锋犀利，不念稿子，随口谈来，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而且思想深刻，观点鲜明，条理清晰。他讲话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时而慷慨激昂，挥手振臂，声音洪亮，如劈雳闪电，令人振聋发聩；时而心平气和，幽默风趣，轻声笑语，似和风细雨，使人如沐春风。古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胡耀邦讲话，常使人有这种感受。

1957年11月24日，胡耀邦在株洲主持召开中南五省（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共青团省委书记座谈会后，向株洲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共青团干部作了一个题为《眼光远大，坚决前进》的报告。他不要讲稿，接连讲了三个多小时，博得阵阵掌声。讲话中，他引经据典，幽默风趣，其中谈到青年人要眼光远大，要向前看，不要像申公豹那样，被人家把头割下来，向人求饶，结果把头给安装反了，成了永远向后看的怪物。《封神演义》中的这则神话故事，被他讲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令人在笑声中受到教育。

胡耀邦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他时时关心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除了通过会议、文件、文章对全国部署各方面的工作以外，他本身就是一个出色的宣传员、报告员。由于他知识渊博，讲话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寓教育于风趣幽默之中，极富感染力，使听者如沐春风，受到教育而又不感到压抑。

1958年9月底他出差南阳，一天，他到市郊著名的卧龙岗武侯祠参观，祠内大殿前有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胡耀邦了解到，这副对联是清朝咸丰年间南阳知府顾嘉蘅为调解诸葛亮出山前到底隐居在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阳这场争论而写的名联。胡耀邦看了这副对联对陪同人员说：“这副对联很有意思，我来改一改好不好？”他沉思片刻，朗声吟道：“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改出的对联，不仅通俗易懂，有时代感，还赋予了全新内容，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大家齐声夸赞改得好。

次日，给当地青年作报告时，讲到干革命要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无论是大事小事，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把工作做好。他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卧龙岗，那里挂着一副对联云：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分襄阳南阳。现在借过来我把它改一下赠给大家：‘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顿时全场活跃起来，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文学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