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执掌共青团中央

严于律己

胡耀邦清正廉明，严于律己，从不谋取私利。

在政治待遇上，他从不与人比高低，总觉得自己对党的贡献很小很小，而党给自己的荣誉和待遇很高很高。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胡耀邦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喜悦的心情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前，他严肃认真地准备了大会发言稿。在会上，他以《引导全国青年向最伟大的目标前进》为题作了激昂慷慨的发言。他豪迈地宣称：“至今有团员2000万人，占全国青年总数的70%。已有215万团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已成为党的可靠后备军。”

每次散会回家，他都是喜形于色，还要对家人和秘书说上几句，如称赞毛主席的《开幕词》高屋建瓴，又别具一格；赞赏刘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抓住了根本，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实事求是。可是到会议后期，秘书察觉到他有点反常，回家进门后什么也不说，表情严肃，心情沉重。进办公室后，就伏案疾书，写完后亲自抄好，装进公文包。第二天去开会，自己将公文包一起带走了。这种情况接连有两三次。曹秘书看在眼里，不便询问，只是猜测：一定有什么重要机密，否则，他会叫我抄写的。大会月底前闭幕，随后公布了新选举的第八届中央委员的名单，胡耀邦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大家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依然神情凝重，心事重重地说：“祝贺什么，不相称啊！”“不少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长、部队的将军，他们的水平比我高、功劳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但还只是候补中委。我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信，请求无论如何不能安排我为中委，如果工作需要，安排个候补中委就足够了。但没有被采纳，我心情很难平静啊！”谜团解开了，原来就是为了这个，他在桌上抄抄写写，是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啊！

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陈云、小平同志阅转

主席并原书记处同志：

今天上午我出席主席团会议，看到我的名字摆在预定的正式中央委员会里的时候，从心底发出了无限的痛苦。几次想站起来提出意见，但老是感到难为情。当快要散会的时候，算是鼓起勇气站起来了，可是又被大家说“不要谈个人问题”，就坐下来了。

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被提名为中央委员的。我决没低估过自己，我曾经量过自己的分量。我这样计算过，如果我们党把领导核心选成一个二千多人的大团，大概我可以摆得上。后来决定选成一个大连（这是我衷心拥护的），在这个连里有了我的名字，心里非常不安。但又一想，做青年工作的没有一个人也不好，所以就拼命压制着自己，没有提，也没有同别的同志讲。至于由于提得太快，又没有把工作做好，因而欠了党的债，那以后我还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去补偿。从这一点上说，我认为我这样做也是识大体的。

现在97个正式中央委员的名单中又有我，我就完全想不通了。这样做使我太没有脸面见那些无论是过去多少年和这几年，对党的贡献都比我大几倍的绝大多数的候补委员。这对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无论如何，请主席和中央同志把我的名字摆在候补委员里去。

情绪有点激动，写得词不达意，想一定会原谅我。

敬礼！

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澜涛代表主席团同胡耀邦谈话，认为青年团里应有一名负责人为正式中央委员，他本人的资历也符合这个条件，劝他不要再提这件事，才告结束。

事后秘书们安慰他说：“中央委员会名单，想必毛主席、党中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选都是适当的。”后来他对人说：“当选候补中委的邓拓同志，事先也向中央、毛主席写了‘请辞报告’，但中央也没有同意。”胡耀邦对邓拓一向很是尊敬和佩服，说他是个既有才气又很有才干、为人正派的优秀人才，他只当上候补中央委员，而自己当上中委，怎不感到惭愧啊！

胡耀邦就是这样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以己之长比人之短，反之，常常看到自己的不足，虚心学习人家的长处。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三面红旗”和“五风”的严重危害，致使从1959年开始，中国人民在经济极端困难的岁月苦苦挣扎，度日如年。

为挽救危局，争取国民经济根本好转，于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胡耀邦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的心情异常沉重，他对农村日益严重的“五风”是痛恨的。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他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用简受家乡浏阳县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党支书记龚光繁之托来到北京找胡耀邦。当时龚光繁想为大队买一台发电机，但买不到，就请胡耀福和胡用简来向胡耀邦求助。经过党支部研究，请胡耀福和胡用简给胡耀邦带了一点家乡的土特产冬笋和芋头，以表达家乡人民的一点情意。

胡耀邦听说大队想买一台发电机搞生产，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就答应为他们买。事后由警卫员李汉平与北京有关部门联系，购买了一台发电机，运回浏阳后解决了大队的生产和生活用电。但胡耀邦对胡耀福、胡用简用公款做路费以及带来的大队购买的土特产，很不满意，当时就批评了他们。在胡用简返回时又让他带给党支部一封信，再一次提出了严肃批评。

1961年1月12日，胡耀邦叫秘书高勇到他屋子去，说：“你给我拿点信纸，我要写封信。”高秘书随即拿了一本带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字头的信笺给他，他十分认真地写了这样一封长信：

光繁同志并党支部同志：

现在用简先回去，耀福过四五天后也就回来。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党委详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助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中央三番五次要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政管理制度，坚决退赔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我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的政策的啊！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啊！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24元，交用简带回，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在这里，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得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了法。

我哥哥带来的德滋（胡耀福次子——笔者），我这里也不能留。因为一切城市都在压缩人口回农村，这也是中央的政策。我们这些人更应该以身作则遵守这个政策。但耀福说，由于小学不健全，德滋在家里读不成书，希望到文市去上学。因为德滋年纪小，倒同情他能上学，如果在大队里的小学读不成，如果有可能去文市小学上学，就请你们加以解决。

来信说，冬季生产很好。我很高兴，但据说，你们去年整年的生产很不好，减产极大。务请你们根据中央政策认真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地领导社员把今年的生产搞好。你们的生产搞不好，不但社员生活不能扭转，使我们这些在外工作的干部，脸上也感到不光彩。为了搞好今年的生产，我希望你们今年分3次（一次可在4月，一次可在8月，一次可在11月）把你们的实际情况写信告诉我一下。可写实在的情况，不许虚夸，有什么意见和不懂的东西，也可以写，可以问，绝对不要隐瞒。来信说，我对家乡有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不合乎事实。一切不合乎事实的东西，都叫虚夸。不要那么写，但我的确关心你们的工作和生产。所以请你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今年分3次把真实情况告诉一下我。

用简说耀福生产还努力，耀福说用简工作还努力，这使我高兴。耀福每次来，我母亲和我，都再三叮嘱他一定要努力生产，绝对不可做错事。这次，我们又向他作了叮嘱，希望你们经常帮助他们。

耀福、用简都说，我叔叔的儿子耀寿哥较贫困，我没有能力作更多的帮助，只送了两件旧衣服给他，由用简带回，请你们转告他，我希望他搞好生产，努力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至于其他亲属，我实在无力接济，如有人来找我，也请你们劝阻。

这封信，我请你们转给县工作组和公社党委同志看看，以便使他们知道我对上面一些问题的意见。

再三地希望你们搞好社员的生活和全队的生产。

胡耀邦

1961年1月12日

胡耀邦写完此信，交给用简带走之后，他的心情并没有平静下来，经过几天考虑，他又想到1960年7月文家市公社社长杨庆祥来京时带的东西，于是又提笔写了一张清单，交给他哥哥胡耀福带回。他写道：

托胡用简带给中和大队的信，一定要给公社工作组和公社党委看。因为有许多重要的事在那封信中提到了。

去年7月带来

1．茶油15斤，每斤0.54元，共8.1元

2．豆子10斤，每斤0.1元，共1元

3．油饼60个，每个0.08元，共4.8元

4．熏鱼20斤，每斤0.7元，共14元

5．一共27.9元，交胡耀福带回，务必退回公社。

胡耀邦

1961年1月24日

这两次带的东西，按当时的市价共折合人民币51.9元，请胡用简、胡耀福带给了党总支书记龚光繁。

当今的人们看了胡耀邦的信和清单，可能认为胡耀邦是在小题大做。寥寥一点土特产，区区51元钱，算得了什么！而当时的胡耀邦，却提高到执行党的政策和损害群众利益的高度来看待，并教育基层干部也这样来认识问题，还不厌其烦地一笔一笔把账算清楚。

胡耀邦生活朴素，自奉简约，食不贪精，衣不厌旧，从不讲究，不求闻达，知足常乐。1952年他调团中央工作时，团中央书记处的9位书记，除廖承志、王宗槐和荣高棠外，其余6人都住在大甜水井胡同一号。这是一所有四进四合院结构的大宅第，房屋都很陈旧，年久失修。第一进房间正房是胡耀邦的办公室（他习惯在住处办公）兼会客室和会议室。他的卧室在办公室的西头，呈长方形，面积狭窄，阳光照不进来，光线阴暗，地面泛潮。大半截为卧室，除了木柜别无长物；小半截隔成卫生间，条件相当差。一位6级干部，正部级待遇，却住在这里，当时有关部门曾要给他在紫竹院盖一栋房子，他坚决拒绝。公家给什么便用什么家具，窗帘、地毯、桌椅仍是50年代的旧物。墙壁没有装饰，一切是普通人家的摆设，所不同的是书桌、桌架上全放着书籍。他认为条件相当不错了，感到非常满足。

直到1955年，团中央办公厅安排胡耀邦和胡克实两位书记和秘书佘世光迁住关东店胡同（“文革”中改名富强胡同）20号，两家居住，这里是个三进的四合院，显得比较宽敞。因此胡耀邦的老母亲、老岳母、两儿一女、一个上高中的侄女，全家人才住在一起。按规定给他配了厨师，家里单独开餐。而胡耀邦有时陪老母、老岳母吃饭，许多时间是单独用餐，用托盘搁在办公室或茶几上，边看书报边吃饭。他当了中央组织部长、中央秘书长后，仍住在这里。当上党的主席、总书记后，还住在这里。一直到1983年，为了工作方便，才搬到中南海旁边的北长街会计司胡同，在墙上开了一道门，与中南海相连。这栋房子也是普通的四合院，十分陈旧。

至于穿着，他更是随便。外出开会、出差、会见贵客、接待外宾，穿的都是那套旧的深色咖啡中山装，冬天外出，加件外套。夫人李昭当时担任北京国棉二厂厂长，工作繁重，她的生活也很简朴，只在厂休回家一次，不可能有多少时间照顾胡耀邦的日常生活。

胡耀邦从来手不沾钱，工作中也不管钱。他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财务处的同志送来，由秘书代为签收。厨师的采购，警卫员经手购物的零星开支，其他临时的支出，包括李昭偶尔的急需，都从秘书手里取钱，胡耀邦从来不过问这方面的事情。他的衣袋里也从来不装钞票，只带香烟，因为他的烟瘾很大。

至于“行”，胡耀邦按制度配有专用小轿车。不过他来团中央使用的第一辆专车，是从前任冯文彬那里移交过来的一辆旧的“别克”。1954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来华访问，向胡耀邦赠送了一辆吉姆牌小卧车，他这才更换了座车。但从不让家人用他的公车办私事。

1954年夏季，中央办公厅安排胡耀邦去北戴河休假。他带了些书和文件，住在一所海滨别墅里，利用休假时间刻苦读书，阅读文件，接待来访者，谈论一些工作上的问题。10来天的休假，实际上他一天也没有休闲过。

胡耀邦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勇于接受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哪怕是普通工作人员批评他，他也能虚心接受，立即改正。一则“吃馒头”的故事，在共青团内传为美谈。

那是1955年5月，胡耀邦来到河南省检查青年团的工作。一向幽默风趣的胡耀邦，笑容可掬地对团省委的干部打趣地说：“今天是1955年5月，我的个子是1米55，我与‘5’有缘啊！今天开个座谈会，大家随便谈吧。”一席亲切、幽默的话语，使大家开怀大笑。一上午的座谈会开得无拘无束，生动活泼。

中午，胡耀邦和团省委领导一起到团省委食堂就餐，吃的是中灶，伙食标准每人每天6角。早餐是馒头、稀饭、腐乳加一小盘豆芽菜；午餐是两荤两素加一碗清汤。胡耀邦首先声明不要加菜，更不喝酒。他和大家一起吃得很香，毫不特殊，按价付款。

胡耀邦吃完午饭，离开餐桌，与大家谈笑风生正往外走，突然，老炊事员发现餐桌上有一块核桃大小的馒头块，便大声喊道：“这是谁剩下的馒头？怎么这样不爱惜粮食？”

大家闻声感到愕然，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向桌上张望。唯独胡耀邦转身向桌旁走去，向老炊事员点头致意，深感歉意地说：“对不起，我个子小，饭量也小，馒头吃不完，就扔下了，很不应该，不应该啊！”说罢，拿起小块剩馒头就往嘴里塞，并对大家说：“这位老师傅有阶级觉悟，他这种勤俭节约、敢于提意见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在场的一位团干部，目睹此情此景，感到一位“高官”受到一个普通炊事员的“训斥”，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便连忙向胡耀邦解释：“他以前是为冯玉祥做饭的，受冯玉祥提倡俭朴的影响很大。”

胡耀邦满脸严肃，认真地说：“不管他受到谁的影响，他坚持节约，爱惜粮食，就应该向他学习，可我们包括我自己勤俭节约的习惯还养成得不够。”

胡耀邦勇于自责、敢于自我批评的精神，特别是他尊重劳动人民的品格，使团省委干部受到深刻的教育，至今仍被传为佳话。

求真务实

胡耀邦经常对团干部们说：实事求是是党的工作的最高原则，也是我们团的工作的最高准则。因此，他在工作中，一贯注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形式主义，力求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他提倡团的干部要成为“四无干部”，即无个人主义、无自由主义、无主观主义、无宗派主义。1960年前后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编注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时，都注意按照邓小平和中宣部指示的精神，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搞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与林彪主张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断章取义、实用主义那一套，是根本不同的。同时，注意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统一起来，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对那些不讲实效、盲目追求高指标、放“卫星”、搞浮夸风等脱离实际的做法，胡耀邦是深恶痛绝的。1960年，他到曾经工作过的川北视察，从广元到南充的几百里路上，他看到许多群众衣不蔽体，面黄肌瘦，身体羸弱，精神疲惫时，他激动地说：还不如解放初期我在川北工作时吃得好，穿得好，难道这就是“大跃进”吗？随行者见沿途惨象，都默默无语，听胡耀邦发此感慨，从内心发出共鸣，为胡耀邦的坦露真言极为赞叹。

在一片“大跃进”声中，许多人头脑发热，不顾客观规律，做了一些劳民伤财的蠢事。一次，胡耀邦从河北、河南直下湖北视察，沿途看到大炼钢铁、深翻泥土的场面。当他看到深翻地达一丈多，便忿忿地对随行人员说：“我出生在农村，有必要挖地一丈吗？麦子的根须能扎到这么深吗？乱弹琴！”

当他看到人民公社对上级和参观者以大鱼大肉、丰盛的酒席款待，而社员都在公共食堂围绕着锅台喝稀饭、吃野菜，饿得皮包骨头时，他双眉紧锁，喟然长叹：“毛主席曾用《孟子》说的话告诉我们：‘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事实上，他老人家受包围，受蒙蔽，得不到真实情况啊！”真是语出惊人，随从者为他捏了一把汗。

在团中央工作10个春秋的原团中央候补书记曾德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耀邦同志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呕心沥血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而又敢作敢为的高尚品格，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优良学风，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对同志既严格要求又热诚爱护的待人之道等等，都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曾德林在文中还写道：“最使人难于忘怀的是在河南禹县的一场经历。其时，正值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的时候。那天，包括耀邦在内，我们一行七八人都在该县最大的炼铁基地参加炼铁劳动，把一筐一筐的矿石往小高炉里面倾倒。这些矿石究竟含有几分铁质，烧出来的铁水究竟凝成了什么样的铁块，这都姑且不论。当晚住在县招待所，晚饭后耀邦就同县委的主要负责人交谈，闻知他们和北京来的记者上报禹县放了一个炼钢的大卫星，其数量超过实际产量的近百倍。这使耀邦大吃一惊，于是一场激烈的争议发生了。一方说，要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并且用亲自参加了劳动后的材料仔细算账，认为当天全县出铁量顶多不过300吨；一方则认为，大跃进嘛，要敢想敢干，不能泼冷水，算账要算大账，并说除了县里直接掌握的基地外，全县还有数不清的群众自己建立的小高炉，是你们所不知道的；一方是苦口婆心，反复劝诫，说这样搞是非常错误的；一方则铁了心要震惊全国，态度可谓十分顽固。直至次日凌晨也谈不到一起，只好不欢而散。当天早晨6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里报道禹县放了日产铁2万吨的大卫星，《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赫然刊登了这条消息。耀邦同志听到以后，气得脸色发青，手一挥，叫‘走’！没和主人告别就坐上吉普车急速离开了禹县，主人也没有来送行。”

今天听来这好像是一篇神话故事，但是在那个头脑高度发热的“大跃进”的年月里，“保钢铁元帅升帐”，是何等惊天动地之事，在“气可鼓而不可泄”的盾牌下，什么瞒天过海的事情、稀奇古怪的假话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畅行无阻，一时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而胡耀邦“不识时务”，偏要逆潮流而动，给人们泼冷水，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1958年9月，胡耀邦来河南视察工作时先到了新乡。在这里召开的团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他询问了许多有关农村的情况。在回答问题时，有的团县委书记顾虑重重，讲话吞吞吐吐。胡耀邦就鼓励大家说：“不要有顾虑，是什么就是什么，青年团干部应该成为实话实说的模范。”几句话打消了团干部心头的疑虑，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当时，全国正处在“大跃进”高潮中，到处都能听到“乘卫星、驾火箭，共产主义早实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热口号，时常有红薯亩产几万斤、粮食亩产十几万斤的“卫星”飞上天。胡耀邦对这些惊人数字是不相信的，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嘛！在视察参观中，每当他看到、听到一些不科学、不切实际的做法，总是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婉转曲折地表示自己不赞成的态度，教导大家不要搞浮夸，凡事要实事求是，不要违背客观规律，否则，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从新乡去开封路过封丘应集时，冒雨到场里、食堂和农户家查看，询问粮食产量。当有人回答水稻亩产2000斤时，胡耀邦怀疑地问：“有那么多吗？”回答者再不敢吭声了。

在登封县大冶前进人民公社一个大队，胡耀邦看到几个青年木匠正在把一根粗大的树干挖空，下面安装了两个轮子，轮子之间用自行车链条连接着。便问：“你们这是做什么？”一个青年回答：“做飞机。”胡耀邦打趣地问：“能飞起来吗？”“能。”那青年人不好意思地笑笑，低下了头，似乎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回答。胡耀邦笑笑幽默地说：“飞上去了，可要小心掉下来哟！”

在许昌，一位团干部向他汇报工作，说有个大队翻地达2丈1尺深。胡耀邦风趣地回答：“那样翻下去，就要把美国的土地给翻上来了。”听说有的公社大队搞生活集体化，实行男女分居。胡耀邦摇摇头：“没有必要这样做，特别不要把青年夫妻分开，不要拆散鸳鸯嘛！”

在开封，胡耀邦认真听取了地、市委同志的汇报。汇报会由开封地委书记李玉亭主持。胡耀邦一进会场就对李玉亭说：“开封古称大梁，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是圣人，我是凡人，但我也是一个叟，你们会问，你胡耀邦不远千里而来，对开封有什么好处呀？我是来向你们学习、了解情况的，没有带什么礼物。”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紧张气氛顿时散去。汇报进行得十分活泼自如，同志们畅所欲言，讲了许多新情况。其间，胡耀邦还不时向一些汇报的同志询问当地的历史沿革。如岳飞在朱仙镇打仗有没有留下遗址？为什么有个地方叫陈留？黄河最后一次淹开封是哪一年？有些同志一时答不上来，深感必须学习历史，扩大知识面。他还对开封的团干部说了一个寺庙的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鼓励团干部和青年人要宽宏大度，善解人意，做爱憎分明之人。

次日，胡耀邦到兰考视察，在东坝头上，他了解了黄河多次在这里决口的历史，察看了引黄灌溉的土地。仪封园艺场是在黄河故道上建立起来的，胡耀邦称赞这里人们的创业精神。园艺场的团员青年们把自己亲手培育的两个特大苹果送给胡耀邦（最大的一个1.25斤），请他带给毛主席。他高兴地接过这个苹果说：“我一定亲手把这个苹果交给毛主席。”他还对青年们说：前人为我们创业，我们为后人创业，每一代人都担负着创业的光荣任务，只有一代一代创业，社会才能不断进步，人们才能不断富裕。他建议黄河故道沙区多建立果园。

在开封期间，胡耀邦还乘飞机察看了黄河，往西到花园口，往东到入海口。在颠簸的飞机上，有几个人头晕恶心，不敢俯视。胡耀邦却一直站在俯瞰舱外，他还不时鼓励大家振奋精神。

在开封师范学院，胡耀邦给全校学生作报告，号召大家刻苦学习，成才报国。他说：我今年44岁了，你们现在都是20来岁，再过20多年就是我这个年龄了，到那时你们就是国家的栋梁。我敢断言，10年、20年后，我们的国家肯定要比现在强大得多，富裕得多。因此，我们要向前看，对未来要充满信心，但一切都要靠奋斗，果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胡耀邦的河南之行，每次都是轻车简从，食宿简单，从不搞特殊化。他在团省委食堂和大家一起吃标准餐，曾在三门峡水利工地和工人露天就着辣子吃白面条；出去参观，他和六七个人挤在一辆吉普车里，省委领导为他准备好的招待所，他婉言谢绝，坚持住在团省委干部宿舍楼。他把廉洁自律和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朴素节俭的优良作风留在了中原大地。

1959年暮春，江南草长，杂花生树。胡耀邦一行到苏州东山视察，在一座小茶楼小憩。这茶楼临太湖之滨，湖光山色，风景如画，尽收眼底。对面山上一片翠绿，许多农妇一面采茶一面叽叽喳喳在说话，吴侬软语，声音清婉。大家品尝着清香的名茶碧螺春，更感到良辰美景，心旷神怡。这时，唯独胡耀邦一反常态，谈笑风生的他此刻却神情沉闷，若有所思。下午驱车回城时，中途过一村庄，他突然叫停车，并立刻快步走进村里找老乡谈话，陪同的地县同志也马上把生产队的干部找来了。胡耀邦一再问去年打了多少稻谷，粮食够不够吃？今年计划亩产多少？当天晚上，当地领导请胡耀邦看戏。随行人员都很赞赏当晚演员的精彩演唱，但胡耀邦却心不在焉，中场休息，他就叫随行人员跟他回招待所。回到住地，他问大家：这两天你们看到了什么问题？大家缄默无语。他就批评大家：“我们下来不是来游山玩水的啊！要多观察，多动脑子，看看有什么问题。今天在东山你们没有看见有那多么戴红领巾的孩子在采野菜？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室内气氛凝重，他接着沉重地说：“这不是说明缺粮吗？我问社员，有的也承认有春荒。苏州原是最富庶的鱼米之乡，还要采野菜吃，缺粮难道还不严重？但地县的干部不敢说实话，还老围着你，不让社员向你反映真实情况，生产队干部还不得不讲要继续‘大跃进’，一亩地要打好几千斤稻子。这不是在自欺欺人、搞浮夸吗？”

讲到这里，他长叹道：“这些年，有的人取得一些胜利，在胜利面前骄傲了，自满了，盲目乐观，就乱来了……这些情况怎不令人心焦，我们要为党分忧啊！”

这一席话说明他有敏锐的政治眼光，能忧国忧民，敢讲真话。这种实事求是、不为尊者讳的作风，实属难能可贵！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他提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下去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嘴去讲，要开座谈会。

从此，在全党掀起了下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到了湖南长沙县天华大队和家乡宁乡炭子冲去调查，当众承认：“乡亲们生活很苦……根子还在中央。”周恩来、朱德也都下乡搞调查，甚至被打倒的彭德怀也被批准回到家乡乌石做调查研究。

胡耀邦在1961年下半年，来到河北唐县，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穿着塑料鞋，微服私访，走遍山乡村落，找老百姓访贫问苦，还到自由集市察询。

胡耀邦按照中央1960年11月主持制定的“农村工作紧急指示十二条”精神，指导和帮助唐县干部制定了一个“田间管理包产到户”办法，在全县迅速推广到村村户户。胡耀邦对唐县的干部说，农村要退够，要实事求是，食堂要解散，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要开放自由集市，并解决对山林、自留地、房屋的有关处理方法。这些顺应民心、符合实情的政策措施，使处于饥饿线上的唐县农民得到了复苏的转机，受到农民的欢迎。多少年后，唐县的农民回忆胡耀邦到唐县蹲点调查时深有感触地说：“中央委员胡耀邦，是个实事求是的大好人，知道咱老百姓的苦楚。”

1962年11月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后，中央领导得知安徽省的“五风”刮得最为严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刘少奇、邓小平接连两次派调查组去安徽了解“天灾人祸”的情况，被当时执行“左”倾错误的省委领导人千方百计阻拦，使他们无法与基层领导和群众接触，难于了解真实情况。于是，第三次派胡耀邦率调查组去安徽。

胡耀邦到安徽之前，胸有成竹，早已制订好自己的工作计划。来到安徽后，他在公开场合与省委有关人士周旋，然而暗地里却已开始实际调查工作。他将调查组分成两个分队，分别选取不同的路线进入安徽，悄悄地着手实际调查。当调查人员把报告送来，胡耀邦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便对省委领导说，他要去无为、全椒、天长三个县进行调查。每到一个县，他便立即召集县委成员开会，向他们亮出手中所掌握的具体材料。他们无法弄虚作假，只好一个个地交代出事情的真相。

完成了调查任务之后，胡耀邦回到了北京，向党中央写出了有理有据的“安徽报告”。刘少奇和邓小平得到了具体确凿的证据之后，便提议将原省委书记曾希圣调离安徽，由李葆华接替他的职务。毛泽东同意他们的建议，采取了果断的组织措施。

1962年夏，《中国青年》选载了描写革命先烈刘志丹光辉业迹的小说《刘志丹》的部分章节。康生信口雌黄、趾高气扬地说：“李建彤写的小说《刘志丹》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习仲勋等围绕创作《刘志丹》，是个‘反党集团’。”事情牵连到《中国青年》。胡耀邦立即让《中国青年》总编辑去北戴河，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后，就亲自帮助写报告给党中央，有力地说明《中国青年》根本不知内情，胡耀邦还承担了责任，从而使《中国青年》有关领导和编辑人员幸免于难。而首发该作品的《工人日报》的总编辑却在康生的追逼高压下，被活活整死。

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期间，胡耀邦照例找了五六位与会代表到他家里座谈，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呼声。当笔者采访参加这次座谈的原上海共青团代表张浩波（时任上海共青团负责人）时，他回忆说：“耀邦同志参加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座谈会上他谈了七千人大会号召大家讲真话的情况。他说在这次大会上，党中央、毛主席带头承认了错误，作自我批评，承担领导责任。然后他问我们：‘你们看，这几年党的威信是高了还是低了？’大家一时沉默不语。胡耀邦笑了笑，打破了难堪的沉闷，问道：‘你们谁敢说党的威信降低了？’他自问自答：‘我敢实事求是地说，这几年党的威信比以前降低了。’‘过苦日子’饿死了那么多人，主要是‘人祸’造成的，刮‘五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干了那么多蠢事，以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还能违心地说党的威信高了吗？这次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坚决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将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胡耀邦无所畏惧，敢吐真言，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席话，使与会者都肃然起敬，从内心钦佩他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