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执掌共青团中央

青年的知心朋友

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整整14个春秋，多次强调要最大限度地把青年团结和组织起来，号召各级团干部关心青年，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做他们的知心朋友。他自己努力践行，率先垂范，时时处处做青年的知心朋友，从政治、生活、工作各方面关心他们的成长，成为他们的知音。

胡耀邦特别关心青年政治上进步，谆谆告诫他们紧跟党的战略部署，跟上时代步伐，永不落伍掉队。1956年5月7日至16日，青年团中央召开团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提出的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的精神检查了团的工作，并对下半年工作做了部署。胡耀邦作了会议总结，指出，毛泽东在4月25日关于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的讲话，是全党当前的行动方针，同样是我们青年团当前的行动方针。他说，全国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很高的，青年们的这种积极性是一项极宝贵的财富，不但要很好地加以爱护，而且要很好地组织和引导。胡耀邦在讲了青农、青工、扫盲、统战等方面工作后，着重讲了要实事求是的问题，他提出应当提倡：一、有啥说啥，不要弄虚作假；二、调查研究，不要盲目迷信；三、尊重事实，不要随便猜测；四、有错改错，不要知错再错；五、大公无私，不要意气用事。

在1957年5月举行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代表青年团二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我国青年的任务可以用三个口号来概括：积极劳动，努力学习，加强团结。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也就是要在这三个方面对全国青年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帮助青年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次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确切地反映我们团所担负的政治任务和广大团员的意志，大会一致通过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5月26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分别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书记处第一书记、书记。胡耀邦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刘西元、罗毅、胡克实、王伟、梁步庭、项南为书记。

怎样做青年的知心朋友呢？胡耀邦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待人以诚，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他待人坦诚宽容，豁达大度，不计个人恩怨，从不在背后揭人之短，反之，喜欢道人之长，向人家的长处学习。

胡耀邦的秘书曹智雄，曾于1954年至1957年在胡耀邦身边工作了3年半，他对胡耀邦的言行极为敬佩，受益终生，永志不忘。他回忆说，1955年华东之行，胡耀邦在南昌向团员、青年作报告时，曾对会上上千青年人说：有同志问我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我可以告诉同志们：我是在家乡浏阳入的团，那时刚15岁，觉悟不高，懂得的革命道理很少，比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差多了。后来到湘赣苏区，开始时，也只是组织少年儿童识字、唱歌、站岗放哨。而你们的邵省长（指邵式平）早已担任领导工作了。在我的记忆里，胡耀邦同志，不论是在上千人的大场合，还是少数人中间，他总喜欢由衷地称道人家，真是“平生不解藏人善”啊！

胡耀邦胸无城府，为人坦直，待人真诚，秉性宽容、谦逊，好为人着想，从不为己谋。因此，革命队伍中他有许多朋友，有的堪称挚友。他们之间，既有战友之情，也有私交之谊。1955年和1956年，胡耀邦先后出差华东和东北数省，所到之处，分别看望了江渭清、陈丕显、江华、邵式平、曾希圣、黄火青、赵林、朱德海、欧阳钦等同志，同时也从他们那里了解了当地的基本情况。同样，一些地方领导同志到北京开会时，也总要来看望他。来得最多的是陶铸、曾希圣、张平化、张经武等，还有冯文彬、李昌等已分配到外地工作的团中央老书记。这些老革命相聚时，高谈阔论，谈笑风生，兴之所至，还要搓几圈麻将放松放松！

在中央工作的一些老领导、老上级，每逢节假日胡耀邦总要去看望像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元帅，罗瑞卿、王震将军等。

胡耀邦同历史学家、第二届全国青联副主席吴晗颇有交谊。1955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主持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他很快将这一喜讯告知与文物考古工作没有丝毫关系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并在打开万历帝朱翊钧棺椁的那天安排他去现场参观，吴晗亲自陪同讲解。这是一种特殊的“礼遇”，胡耀邦觉得不敢当，又不能拂吴晗的盛意，便欣然前往。那天受邀去参观的还有邓拓，他也是一位明史学家。出土文物丰富多彩，琳琅满目，而且大多数都是精品，令人目不暇接，加上这两位著名的明史专家的详细讲解，令人大开眼界，胡耀邦高兴得乐不可支。胡耀邦连声称道：“增长见闻，获益很大，精彩极了，叹为观止！”他再三感谢吴晗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一次，胡耀邦开完政协会议回来，他打开公文包取出会议文件时，掉下来一张纸。只见纸上写着两行娟秀的字：“耀祖耀宗又耀邦”。尾随其后的曹秘书觉得挺有意思，问他：“这是谁写的？嵌进了你的名字。”胡耀邦笑着说：“刚才开会，孙维世坐在我侧边，她爱开玩笑，写了这个给我，说是半副对联，非要我对出下联不可。”“对上了吗？”“我也凑了7个字，她抢走了。”“嗨！可惜啦！”“没什么！”说着他拿张纸写着：“维国维家还维世”，递给曹秘书问道：“对得行不行？”曹秘书回答：“这副对联不错，意思很好，对仗也工整；如果上下联颠倒一下，就更合平仄了。”曹秘书无所顾忌地说。胡耀邦连声说：“提得好！提得好！”

胡耀邦在部下和同志们面前毫无架子，随和谦逊，大家都乐于和他交朋友，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吐露真情。

在如何对待和教育青年的问题上，胡耀邦根据几十年工作经验，认为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引导”。他说，“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宽，这是我几十年工作经验的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孔老二的办法。我们要回到引导的办法上来。

他谆谆告诫共青团的干部，要注意时时刻刻对青年作具体分析。这样，就可以找到一种正确的工作方法。青年团的干部不要坐在屋子里，冥思苦想，写什么又长又空的指示文件，而是要经常到青年中去，发现青年中的先进事例，先进典型，并且凭借这些先进的东西去引导、教育、影响其他的青年。

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汇报青年团的工作时说，我们必须善于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发扬青年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也是我们党在过渡时期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根本方针，我们必须遵循这个方针。

他接着说，对待青年生活上，往往干涉过多，什么时候打球、看电影、唱歌、休息，都给青年加以安排，有的学生反过来讽刺我们的同志说：“中国青年太幸福了，除了睡觉的姿势没有规定，做梦的时间没有安排以外，什么都安排好了。”他分析道：“这些同志所以这样做，原是出于好心好意，希望青年能够更快地成长，可是没有了解，这种做法反而束缚了青年的积极性。”

他提出的这两个存在的问题，给许多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敲响了警钟，使他们认识到必须遵循思想教育这个方针，引导青年群众，推动青年工作的发展。这对于以后青年的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

胡耀邦对学有所长、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尤其非党同志特别尊重，乐于和他们交朋友。195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筹建时，与开明书店合营，他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开明书店有一批饱学之士和业务骨干，如胡愈之、叶圣陶、邵力子等，这些著名的党外人士，与开明书店关系密切，是进步出版事业的先驱，把他们吸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可以共同把团的出版事业办好。到正式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时，胡耀邦自任合营董事长（邵力子为副董事长），以便初创时打开局面。他多次对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李庚说：“我就是尊重那些有知识、有学问、有业务经验、正派的、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辈子干事业的人，我们应该重视这样的人。”

他经常对李庚说：“我们一定要和他们团结好，把他们安排得当，用其所长，让他们有职有权，能充分发挥作用。”他亲自参与讨论和决定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人事安排，并提议民主人士顾均正担任副总编辑。

这时，团中央和青年出版社有人议论，说什么“李庚要把出版社变成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太重视文化人，不重视工农干部”。胡耀邦力排众议，理直气壮地说：“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是好事嘛！一个文化事业没有文化人参加行吗？知识分子成堆了力量大嘛！中国不是知识分子多了，是少了，要欢迎更多的知识分子、有文化的人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是要团结更多的人来搞社会主义。”他一再嘱咐出版社的党员负责人要注意党员和团干部，不要因为开明书店过去是私营企业，就把书店的同志看做“私方人员”，产生歧视的态度。他再三强调，在新单位要提倡：党团干部与开明同人要彼此尊重，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做他们的知心朋友，从而在业务工作中争取共同进步。

遵照胡耀邦的指导，中国青年出版社创建才几年，党和非党同志合作得很好，彼此融洽无间，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出版品种由1952年的十几种增加到1956年五六百种，每种发行量达几十万、上百万册的书已非罕见。几年工夫，中国青年出版社已发展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有重大影响的出版社，像《青春之歌》、《红岩》、《谁是最可爱的人》、《红旗谱》等一批畅销书都由该社出版发行。

胡耀邦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对人热情相待，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这也是他成为青年的知心朋友的一个先决条件。

著名作家刘绍棠曾对好友祖丁远说：“耀邦同志不仅指导过我的文学创作，也是我的道德品质之师。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对我帮助最大的人，第一个就是胡耀邦！”

胡耀邦与刘绍棠的友谊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刘绍棠写《青枝绿叶》之前，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一次找他谈话聊了4个小时，希望他写青年题材，让他到东北采访、体验生活。胡耀邦的亲切交谈，启发了刘绍棠的灵感，指明了创作的方向，他在东北住了两个多月，把得到的素材放在家乡的背景上，换上了熟悉的人物，写出了名篇《青枝绿叶》，在全国引起轰动，此文被收入中学教材。

胡耀邦逝世后，刘绍棠写了多篇回忆文章，其中写道：“耀邦活着的时候，我不写他，他去世了，我写他。在我心里他一直都不是大官，而是我的老师，耀邦对知识分子尤其爱护。”

刘绍棠由夫人曾彩美用轮椅推着送他到文化部参加一次会议，他激动地说：“耀邦同志酷爱读书，艰苦朴素，品德高尚，光明磊落，从不懂得生活享受，他是我的道德品质之师，我们全家永远怀念他……”

李庚回忆了这样一个故事：胡耀邦经常找他和张黎群研究重要文章和讲话稿，字酌句斟，有时通宵达旦。有一次，李庚对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工作担子都很重，各有专业任务，你找我们帮你工作未必十分恰当。”他风趣而诚恳地说：“我要帮嘛！”

李庚脱口而出，开了句玩笑，说：“可不能胡要帮呀！”他不以为忤，付之一笑后爽朗地说：“谢谢你们，以后我们改变一下合作的办法好了。”

正是因为胡耀邦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他的部属、同事在他面前都敢于直言不讳，从不感到拘束。他秉性坦率，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从不说套话，多有新颖、独特之见，同志们说他是“语不惊人誓不休”。但言多必失，有时难免说话不当。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戴云有一段时间常跟他下基层调查，经常提醒他：“耀邦啊！你今天说话说走嘴了！”他立即回答：“你快说啊！哪些话说错了？”戴云有时与他的意见相左，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也不在乎。

有次他出差苏州，同行的秘书刘崇文，沿途对他的说话挑毛病，有时还抬扛，在旁的记者劝刘秘书不要那样。刘秘书笑呵呵地回答：“没关系，耀邦就是这脾气，愿意听反面意见，在他面前讲错了也不要紧。他平等待人，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这种兼听则明的民主作风，实属难能可贵。

胡耀邦这种从善如流、虚怀若谷的谦虚态度，赢得了青年朋友的无限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