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执掌共青团中央

指导办好团中央报刊

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期间，一直注重媒体舆论的作用，他全力以赴地指导办好团中央的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是《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团的工作》等。通过这些报刊，把党的方针、政策及时传达到团的干部和广大青年中，使青年团及青年工作形成了一种生动活泼、追求真理、奋发向上的氛围。

《中国青年》原总编辑邢方群向笔者详尽地介绍胡耀邦为办好团报、团刊殚精竭虑的情况。他回忆说，胡耀邦一上任，就十分强调抓好青年出版物。在主持团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时，他常常谈论团的思想工作以及出版团的刊物等宣传任务。1953年秋季，胡耀邦每星期天晚上都要召集那些负责《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以及团中央宣传处的同志到他家开会，会上他总要传达党中央领导人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讲话，要求他们更好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写好社论，并且检查、总结编辑和新闻处如何根据党中央的政策精神开展工作。每次谈话，胡耀邦还提出一些题目，要报刊写文章，并组织报道。

胡耀邦在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还决定聘请两类人为青年刊物写文章。一类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学者和专家，另一类是青年通讯人员以及评选出的先进青年和有突出贡献的青年。这样做，既提高了报刊的水平，加强了趣味性和可读性，同时又加强政策、理论等的政治指导，体现了报刊的革命性、进步性和指导性，真正发挥了党的工作、党的报纸的助手的作用。

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他不仅亲自向上述两类人约稿，还要求报刊编辑人员都出去主动约稿。由于胡耀邦做工作，许多老革命家，包括毛泽东和刘少奇，还有不少作家、学者、专家，如郭沫若、钱伟长等都为《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题词，甚至亲自写文章。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陈毅谈红与专问题的《致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讲话》、郭沫若的《天才与勤奋》、钱伟长的《中国古代科学发明》、李锐的《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等，都是为这些青年报刊写的，这对我国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一代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由于胡耀邦对青年报刊的严格要求和经常督促，报刊的文章生动、活泼，在广大青年读者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声誉。胡耀邦到团中央上任时，《中国青年》发行量不到20万份，到1955年，发行量已超过100万份，到了60年代初，它的发行量已超过了200万份，至“文革”前，发行量已达260万份。《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增加得也很快，“文革”前已达到100余万份。

胡耀邦一到团中央工作，就把宣传工作抓得很紧，常常作为第一位工作来安排。在胡耀邦心目中，宣传工作既是对青年的引导，也是反映青年自身对社会的看法的渠道。一次，胡耀邦直截了当地说：“团中央所以要办《中国青年报》，是为了通过它指导青年运动，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它区别于党报和其他报纸，是具有青年特点的。”他还谈了许多如何了解青年、把握青年、做好青年工作的观点。

胡耀邦对青年报刊既呵护有加，又严格要求。一方面是积极运用舆论宣传以扩大影响，另一方面，他更懂得报刊出了差错，特别是原则方向上出了问题，那就不仅仅是对青年团的影响，甚至会造成全社会的损失。所以，他对报刊宣传抓得很细，这方面，张黎群和邢方群深有同感。平时，他们经常收到胡耀邦对报道的详尽指示，从报刊方针、宣传主题、文章题目，甚至版面设计，他都做过指示，提出建议，以至有人开玩笑问：青年报的总编辑是张黎群还是胡耀邦？《中国青年》的总编辑是邢方群还是胡耀邦？在那个时期，青年团的报刊出版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宣传战线上一支强大力量，当时毛泽东都说过，他很喜欢看青年报刊。《中国青年报》也是最早在报眼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引用毛主席语录的。胡耀邦从到团中央上任以来，每年都要去报社多次，或找负责同志汇报、谈话，或向编辑部、记者作报告，报社编印的《胡耀邦同志谈办中国青年报》就有4万余言，可见他对报纸倾注了多少心血。

青年报刊也培养出一大批人才，近几十年，首都许多新闻出版单位的负责人和骨干中，出自团中央的大有人在。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胡耀邦有关抓宣传、重舆论、办好报刊重要作用的教育和熏陶。青年报的社长、总编辑、主任、记者、编辑，在“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不少人被戴上帽子，境遇悲惨；平反后，又都振奋精神活跃在新闻战线上，没有倒下去一蹶不振的。这个现象绝非偶然。

事隔数十年，每当张黎群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对那种平等讨论切磋问题的情景，那种亲密的相互信赖的关系，总是心向往之。他说，要真正了解青年，只有真诚地和他们平等相待，不轻视他们，不高高在上以教育者自居，而是以心换心，取得青年人的信任，这样，他们才可能和你说真心话，彼此不戒备，不设防。胡耀邦曾让张黎群邀请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部分同学前来与他座谈，所谈的都是青年日常中最经常碰到、最关心的实际问题。胡耀邦耐心地听取同学们的发言，有时插上几句话，与他们共同讨论。座谈中，有一位大学生突然问胡耀邦应该怎样谈恋爱。他毫不犹豫，立刻回答说：“真心实意地追，追，追到底！”同学们爆发出满堂的笑声。胡耀邦指示，青年报要设立“青年呼声”栏目，多反映青年的要求，重视青年的呼声！要关心青少年自身的利益，要保护青少年的权益。针对当时有些人简单化地反对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胡耀邦公开说，青年人要敢于穿花衣服，爱美是人的天性嘛，更何况是青年人。

胡耀邦反复强调，青年的特殊利益是不能忽视的。他从各种角度对青年特殊利益问题进行了大量阐述。他实际上在新中国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的问题，并通过实际工作作了很有启发性的探索。

胡耀邦力求保护青年的切身利益。他主张青年报刊为青年人说话、撑腰，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当时《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报道，涉及司法案件的，如《宋北方事件》（该文报道宋北方因受冤屈，申诉受阻，青年报为此打抱不平）、《白司长来了以后》的报道（批评地质部白司长在正定地质学校压制学生的事件）、王家英事件（批评不许流产，逼得一个女记者吃大量奎宁丸而损坏了视力）等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类保护青年的报道不一而足。如果没有胡耀邦的大力支持，书生们是不敢造次的。

他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化解报纸的困境。《中国青年报》办有《辣椒》副刊，专门揭批坏人坏事。有人不舒服，对胡耀邦表示不满，希望取消。胡耀邦听到反映后哈哈大笑，说：“苏联有《鳄鱼》杂志，是动物，专门讽刺官僚主义，我们有个《辣椒》，是植物。这叫异曲同工啊！”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党的思想宣传的一个重点就是强调新中国各个方面和各个人群的共同利益，较少提到某一个群体的特殊利益，许多人害怕特殊利益的提法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而胡耀邦则以独具的胆识鲜明地提出青年的特殊利益问题。他在全团会议上指出：“青年团要善于代表和维护广大青年的利益”，“青年人是整个人民群众的一个组成部分，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殊要求。合理地照顾青年的特殊利益，适当地满足青年的特殊要求，使青年更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也完全符合人民的整体利益”。这一段话表明，他正面确认了有青年的特殊利益的存在和它的合理性。为此，就有青年的特殊要求，这些要求与其他人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正面确认了这些特殊要求是需要适当地给予满足的；他正面地确认了满足青年的特殊要求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他们更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从政治高度上确认，青年的利益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的。

从这一思想出发，胡耀邦组织报刊从各方面对青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要求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根据不断的工作实践来把这一思想具体化和丰富化。他这样来阐述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特点：要鼓励青年“积极参加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同时又采取了青年所喜爱的方法，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独立活动”。关于“特殊要求”，他特别强调帮助青年增长知识，培养身体。早在1955年一次讲话中，他就提出，“关心城市青年的劳动就业是长期任务”，“要关心青年的吃饭、睡觉、休息、婚姻等问题”；在《向科学进军》的讲话中，他指出，“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从本行业入手，融会贯通，独立思考，自我努力。帮助青年解决学习上的困难”。他甚至提到了如何利用书籍、讲座、学习班等形式为青年服务的具体做法。他还指出，要“减少团的小组的会议，使大家有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上”。显然，学习是青年的特殊要求，也是青年成长并为国家做贡献的基本前提，胡耀邦是在满足青年的特殊要求以符合人民的整体利益的高度上来论述这一问题的。《中国青年》原总编辑邢方群回忆说，胡耀邦任职团中央期间，《中国青年》办得独具特色，成为中国青年的良师益友，不可须臾离开的精神食粮，这与胡耀邦的直接领导、具体指导是密不可分的。

胡耀邦多次强调，《中国青年》杂志并不是一般的刊物，而是充满着思想性和战斗性的刊物，他说：“《中国青年》第一位的工作是抓思想，根据当前中心工作，根据党的路线和政策谈思想。不是个别青年的思想修养问题，也不是某一部门、某一个短时期的偏向。当时，这也是思想问题，但我们不只限于这个问题，还要扩大，我们要搞更多人的思想问题，也就是搞那个时期的思想问题。”他在另一场合又指出：“《中国青年》的性质、任务和特点是什么呢？我觉得，《中国青年》与其他杂志相比，有它的特点和任务。《学习》杂志是个理论、政策的教育刊物，应该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文艺报》是宣传文艺政策和文艺理论的刊物，应该成为文艺政策和文艺理论的权威……而《中国青年》是个政治思想教育的综合性刊物，那么它就应该有思想的权威。这就是我们杂志的个性。我们杂志从来就是有这个历史特色的，不过有时这个特色表现得鲜明一些，有时表现得黯淡一些罢了。”他强调，刊物的思想性要比报纸的思想性来得有系统，说理性也强一些。他说：“刊物一定要结合当前政治生活、群众生活中的大事，以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青年的思想。青年最关心的是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自己往何处去。因此我们杂志的主要任务，就是应该配合国内外大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就是说，要抓时代的思潮……在刊物文章中，如果没有问题，不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宣传就是教条主义。”

胡耀邦主张《中国青年》宣传现代科学技术，每期刊物要有一两篇这方面的文章。他认为，这个工作很重要，在这方面教育青年是我们的历史任务。这是当前与今后在国际竞争中的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要极大地增长自己的勇气，不能因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少知或无知而冷淡。人的能动性、人的意志，也要靠先进的科学技术。现在，敌人讥笑我们不行，但我们决不动摇。我们在这方面要提起青年的极大兴趣、愿望与决心。

胡耀邦也赞成刊物指导青年的生活，他曾对编辑人员说，提倡青年晚婚问题应大搞一下，尊敬父母的问题也可以搞。《中国青年》曾转载一篇从苏联报刊上翻译过来的文章《吸烟的害处》，文章说明，每支烟里有多少尼古丁，人们每天吸多少支烟，实际上吸进了相当数量的尼古丁，而这些尼古丁日积月累起来，对人的身体极有害处。这篇文章一发表，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时期，全国纸烟的销售量为之下降。胡耀邦称赞了这篇文章。《中国青年》还转载过一篇苏联刊物上的文章《审判后的谈话》，文章讲一个老学者和他的夫人溺爱儿子，儿子堕落了，走了犯罪的道路，被法院判了刑。老学者后悔不迭，对记者讲了自己的痛苦教训。这个故事给我们国家的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敲了警钟。我们有些干部在全国解放后，生活条件改善了，他们对子女娇生惯养，要求不严，有的干部子女就沾染了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以至腐化的恶习。胡耀邦把这篇文章连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马小彦是怎样腐化堕落的？》以及其他有关文章，送给了中央一位领导同志。中央领导同志嘱咐把这几篇文章印发给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干部，作为鉴戒。《中国青年》还登载过一篇短诗，题目是《幸福像孔雀一样飞来》。胡耀邦看后，对编辑人员说，幸福要靠青年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去争取，哪能不费一点力气，幸福就会从天上飞来？要教育青年用自己的艰苦劳动，去创造祖国人民和自己的幸福生活，不要使青年们幻想在家里闲坐着就会得到幸福。

胡耀邦一向主张《中国青年》要提高质量。1956年11月20日，他召集《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有关编委，共同研究《中国青年》的工作问题。胡耀邦在听了大家谈的情况和问题之后，谈了他的意见。他说：“总结杂志过去的经验教训，我想，首先应该要求每期刊物都要有两三篇非常切合当前广大青年在政治生活中的问题的文章，这好比是工业中的156项，没有它，就压不住，杂志的分量就显得轻飘……”1960年1月7日，胡耀邦对编辑人员讲：“《中国青年》每期要有一篇挂帅文章，立大志，力争上游。文章要做到：不看，感到可惜。这样的文章要提到书记处的办公会议上讨论。文章可上可不上的，坚决不上。当然，杂志还要定期出。要加强理论性、指导性，使人不能不看。这类文章不一定都是负责同志写，还可找青年写。要把最近10年的《中国青年》看看，究竟有哪些文章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为什么能如此？从中找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

为了提高质量，胡耀邦主张抓住青年最关心的问题。他批评《中国青年》在1956年下半年在好几个问题上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如：没有深刻谈谈个人崇拜的问题，对党的八大也宣传得不够有力，波匈时局、二中全会都没有及时配合上。他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与群众同甘共苦问题，要好好谈谈；配合整风，把整风所要反对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好好加以解释；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加一个副题《目前时事宣传的基本提纲》，把青年对时局的重大思想问题都谈一谈，并提供新材料，登出去，青年一定愿意看。”关于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他主张写一篇《二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是什么？》。他说，一看这标题，就能吸引人。他还说：“你们每期都要有骨干性的文章，这就得好好设计，看应该抓哪些大问题。”1962年，《中国青年》编辑部几个同志，曾就青年提出的有关天才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去请教郭沫若。郭老谈了许多对青年极有教益的意见，编辑部把他的谈话记录加以整理，经郭老修改，以《天才与勤奋》为题在刊物上发表。胡耀邦看了，大为赞赏，嘱咐编辑部继续收集青年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再请郭老写第二篇。

胡耀邦也主张刊物要有一些轻松活泼的东西。他说：“现在有些青年愿意看轻松的东西，这方面不能没有，目前刊物不够活泼，活泼轻松的东西应多一些。刊物可分两部分，上一部，下一部。”他又说：“关于生动活泼的问题，不应该只从形式上来考虑，生动活泼务必与思想指导、战斗性相结合。”

胡耀邦强调刊物应该团结一些骨干作者，使他们能够帮助刊物写些好文章。同时也要注意培养新生力量。胡耀邦还特别强调报刊都要好好发表来自群众的东西。应该造就更多的作者，这是一件更有深远意义的事情。

胡耀邦很注意报刊改进文风，他指出：论文一定要切合青年的实际。一是青年，一是实际。不是抛开青年写其他的政治思想论文，也不是不问青年中存在着什么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乱写一通。我们过去有些时候遇上一件较大的事情，或者逢年过节，不管有没有必要，照例要写篇社论或一篇大论文，因为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究竟青年需要不需要出发，只是为了表态，为了应景，就只好硬凑。硬凑当然写不好，白白花费气力。切合青年实际的政治思想问题很多，这方面是写不完的，但是要写好，要有认真的调查研究，要有认真的写作态度。

他对文章的通俗化，讲了很精辟的见解。他说：“究竟什么是通俗化呢？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现在我们有些人对这个问题却有两个极端，认为要理论化，就得堆积一大堆概念，生造一大批离奇古怪的词汇；认为要通俗化，就把群众现在还不熟悉的马列主义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概念一律砍掉，把普通的一句话当做三句话、四句话来说。这两种极端怎么能叫理论化和通俗化呢？应该说这叫庸俗化、低级化。一个能够说出深刻理论的人，一定是一个善于用通俗形式表达的人。”他还说，我们的一些论文，应该掺合一些历史知识、科学知识来写，不要堆砌概念，不要板起面孔，更不要用大话去吓人。

胡耀邦不仅关怀《中国青年》杂志，而且十分关怀杂志社的编辑人员。每当《中国青年》编辑部总结工作、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他总是为大家鼓劲，肯定杂志取得的成绩。他说：“现在谈改进，是因为面临着新的情况而需要改进，这就要参照过去的经验教训，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特点，把杂志提高一步。”他向大家指出，思想上不要怕改，要不断地改。他告诉大家不要骄傲，要继续前进，要虚心，要学习，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学习别人的经验，吸取别人的长处，来充实自己。他强调指出，不怕改进的人和不怕改进的党，是不可战胜的。他要求杂志社的同志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精通一门学问。要在编辑部内提倡良好的学风，要经常了解研究党的政策，对政治理论和政策要有兴趣。他指示大家要同生活联系，同实际联系。他说，人能生存就是因为他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如果同自然界隔绝了，就要死亡，就无生命；如果同社会隔绝了，就要在政治上死亡。同自然界、同社会生活隔绝，这是违背自然规律，违反马列主义根本原理的。所以要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生活，决不要把自己从社会中孤立起来。他要求采编人员多搞调查研究。他说：“我们是做青年工作的人，我们就要接触青年，了解他们的心理，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抓住他们在想些什么，这就会把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加生动活泼。”他还说：“人们的心情和想法并不是每天都从嘴巴里讲出来，并不是都见之于行动，要靠我们去琢磨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