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组织枷锁”
胡耀邦选择打破“组织枷锁”的突破口是纠正极左路线下的大量冤假错案，解放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从组织上准备中国的历史转变。这是从1977年12月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开始的。
组织领导平反冤假错案，是同胡耀邦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人们不会忘记早在60年代初奉中共中央之命，赴安徽查实了张恺忛及李世农、杨效椿两案冤屈、震动全国的胡耀邦。
人们不会忘记刚粉碎“四人帮”就提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的胡耀邦。
胡耀邦在一次谈到平反冤假错案，不但要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上一切冤假错案都要平反时，讲过一席感人肺腑、令人永不忘怀的话，他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的创造力的，一种是精神枷锁，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直到‘两个凡是’，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还有一种是组织枷锁，历次运动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把干部、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属、朋友，被剥夺了担任适当工作的权利，无法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
在胡耀邦组织推动打破精神枷锁这个“突破口”时，遇到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的种种阻力和刁难。
同样，胡耀邦在组织领导平反冤假错案这个“突破口”上，也遇到了来自他的种种阻挠。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掌握负责“专案”的审查大权。他坚守一个信条，凡是毛主席同意审批下构成的冤假错案，一律不准平反，否则就是“损害毛主席的旗帜”。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当即有人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胡耀邦理直气壮地回答：“照样平反！”
就这样，胡耀邦以“要下油锅我先下，要上刀山我先上，要入地狱我先入”的“三先”勇气力排众议，无私无畏，为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煞费苦心，呕心沥血。
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多，但各种申诉案件和干部问题，仍然由脱离党和群众监督的中央专案组的三个办公室把持着，不许拨乱反正。中央专案组的人甚至对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后进行的工作大发脾气，说：“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头上来啦！”
胡耀邦面对“左”的重重阻力，下决心要发挥中央组织部的职能作用。为此，他不再理睬各种议论，直接向党中央负责报告，不再受中央专案组的牵制。
他发动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仅一年之内，就召开了十几次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座谈会，研究了数百件各种不同类型的案件。他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
他创办的《组工通讯》第一篇文章就是《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文章指出，做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基本要求是：
（一）过去受审查需要做结论而没有做结论的，要尽快做出正确结论；
（二）已做结论但不正确的，要改正过来，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三）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已分配工作但不适当的，要进行调整，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
（四）对受审查期间死去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并把善后工作做好；
（五）无辜受牵连的亲属、子女、亲友、身边工作人员中应予解决的问题，要妥善解决。
为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胡耀邦多次在中央组织部会议上说：“必须坚持纠正过去的错误”，“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级组织，哪一个领导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胡耀邦多次向各级党委和党的组织部门提出：要站在党的立场上，为那些在冤假错案中受害的同志奔走，“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冲破阻力，一件一件地办到底。”他批评那些在落实政策中“推”、“拖”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要求党的组织部门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要“做驱逐官僚主义的模范”，要“警惕每天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官僚主义的幽灵”。
在要求复查中央专案和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的问题上，一连碰了几个大的“绊脚石”，胡耀邦把中组部的几位局长召来开了个会。
胡耀邦说：几个月来，在好几位老一辈的招呼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吁与支持下，我们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坚定的，但是实际进展并不像理想的那么快。第一，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肯交出来，也不让我们插手复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干部的案件，我们讲话也不顶用，连召开一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以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都得由中央批准，实际上就是不让开；第三，我们主张办任何事都是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更得实事求是，有人就打出“两个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批的案子，即使不那么实事求是，也只好随他去。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胡耀邦期待大家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提出打开缺口的办法。与会者讨论热烈而活跃，最后议决：
第一，有人不准开百人以上的大会，就分批召开省、市、区、部委的小会，叫做“疑难案例座谈会”；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不是全国也是全国的大会了。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还怕多费口舌多劳累？
第二，“两个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须打破的。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让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想法和做法继续照样执行，一切的一切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让全国人心涣散、相互戒备、相互斗来斗去，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主义的现代化都谈不上。因此，凡是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发通知，请他们带着一些最棘手的疑难案例来开会，一个又一个小会接连着开，坚决冲破不准开大会的壁垒。
那么谁来主持这一系列座谈会？
胡耀邦与这几位局长谈话后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由中组部调查组的高奇具体操办省、市、区组织部长分批参加的座谈会。
胡耀邦把高奇请到自己办公室，对他说：“你来具体操办‘疑难案例座谈会’，怎么样？”高奇说：“我还没主持过这样的会，中央又没有解决疑难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时还没有，”胡耀邦说，“这得靠我们去讨论实践。我现在只能给你四个字：实事求是。你就按这个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难色。他说：“您已知道我资历浅，而座谈会要研究的案例，许多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我……”
胡耀邦走到高奇面前，指着他说：
“你还记得《论语》中的这句话吗？‘见利思义，见危受命’。还有，李大钊同志有一句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你这也是见危受命，去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再说，如果以后形势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处分我，然后再处分你，怎么样？因为是我叫你干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胡耀邦这一言一行，都体现出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非凡胆略和勇气，对党对人民的极端负责精神，他应该学习。他霍地站起来，握着胡耀邦的手：“胡部长，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见办好这件事！”
随后，第一次座谈会于1978年2月下旬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举行。
这是没有主席台的、座次不分高低上下的大型圆桌会议。胡耀邦也在座，他的座位前也没放写有“胡耀邦”三字的牌子。事前他对安排座次的同志说：“大家都是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最亲切。”
座谈会结束时，胡耀邦向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以及中组部的同志讲话。他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要采取座谈会形式？”
有人回答：“这是走群众路线。”
“对！”胡耀邦说，“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走得好，实事求是就可能做得更好。”
谈到会议主题时，胡耀邦说：“在我们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怎么能够委屈别人呢？每个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问题，一定要听取本人对有关情况的陈述，任何人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这也是走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关心和爱护干部，错就是错，都讲在明处，绝不能搞两本账。什么‘内控’、‘内挂’的做法，在战争年代，敌人分割封锁、交通不便、活动艰难的情况下，一时很难搞清问题，迫不得已地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时期，交通四通八达，如果还习惯成自然地这么来，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谅的。至少，这是对革命工作、对革命同志的不负责任。”
他接着说：“请同志们来，目的只有一个：认认真真地平反冤假错案，切切实实地落实好干部政策。有什么十分难办的疑难案件，择其典型拿到这个会议上讨论研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求出一个最妥善的解决办法，来突破我们面临的‘哥得巴赫猜想’……”
后来根据会议不断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分歧意见，胡耀邦的讲话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近于同“两个凡是”的直接交锋。
他先后讲过这样一些问题：
全国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个冤案究竟牵涉到多少人？单是波及全国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冤案，在内蒙古自治区内就有数十万人遭殃，其中数万人被刑讯逼供而终身残疾，上万人含冤而死……这么多的冤屈，都有待于大家去昭雪。至于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级、副部级以上高级干部被强加的罪名，最轻的也是“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派工作组镇压革命运动”，其他的则都是“踏上一双脚，永世不得翻身”的。还有成千上万的“5?16分子”。“什么‘5?16’？不就是那3个阿拉伯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不但平反这些冤假错案的进度缓慢，就是与干部审查不沾边的、去“五七干校”劳动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全国就以几十万计，这怎么得了？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不但要认真研究解决疑难案件，同时也要研究尽快解决这许多同志的工作分配。关于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必须打破专案工作的神秘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于历史上做过结论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饼的，必须予以精察细看，看看这个“翻”究竟有没有必要？如果原来的结论基本正确，组织部门理应维持；如果发现新问题无关大局，也不能影响原来的结论。
对于“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翻”的说法，胡耀邦说：依我看，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了。小平同志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孤立地、割断历史地对待毛主席的某一个决定和某一句话。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看：第一，毛主席很伟大——主要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才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哺育成长了一代又一代新人；第二，他也不是完人，特别在他的晚年，他也有缺点错误，有些缺点错误还不能说不严重，如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第三，正是遵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我们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些错误。
这就是对待毛主席的“三点论”。请同志们想一想：对待他老人家是不是可以用这“三点论”。如果这“三点论”可以成立，那么对过去的许多疑难案件，当初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定的批的，哪怕就是他老人家定的批的，或是他老人家“圈阅”同意的，只要是错了的，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改正；而且在哪个场合或范围弄错的，就在原来的场合、范围内平反改正，有的还得登报消除影响，不能含糊。
座谈会上有同志说：必须以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态度，来彻底纠正一切错误。
胡耀邦说：我举双手赞同这些同志的意见。因为我们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它是我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斗争得来的，是千百万同志和党外志士仁人用鲜血换来的。尽管在我们前进途中遭受过多少个挫折，吃了无数的苦头，但我们也从挫折中吸取了教训，善于倾听实践的呼声及时猛省，努力改正，力求避免再发生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错误，奋起扫除我们队伍中的一切阴暗面，如果仍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掩盖和否认已存在的错误，那么这种掩盖和否认，比那些错误本身更不可原谅。唯一的办法，在当前，就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快刀斩乱麻，真正扎实地干下去，不能再“口号喊得凶，干得很稀松”，更不可再干新的丧尽人心的事。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地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把每一个冤假错案的平反坚决办到底。同时要坚决反对落实政策中的推脱敷衍的官僚主义作风。都做驱逐官僚主义的模范，时刻警惕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官僚主义幽灵。对于过去在“审干”工作中违反过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冤屈了一些好同志或犯有其他类似错误的人，只要认识了错误并表示坚决改正的，我建议“多换思想少换人”，团结起来迈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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