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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平反昭雪冤假错案

2014年01月06日09:4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冲破“组织枷锁”

胡耀邦选择打破“组织枷锁”的突破口是纠正极左路线下的大量冤假错案,解放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从组织上准备中国的历史转变。这是从1977年12月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开始的。

组织领导平反冤假错案,是同胡耀邦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人们不会忘记早在60年代初奉中共中央之命,赴安徽查实了张恺忛及李世农、杨效椿两案冤屈、震动全国的胡耀邦。

人们不会忘记刚粉碎“四人帮”就提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的胡耀邦。

胡耀邦在一次谈到平反冤假错案,不但要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上一切冤假错案都要平反时,讲过一席感人肺腑、令人永不忘怀的话,他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的创造力的,一种是精神枷锁,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直到‘两个凡是’,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还有一种是组织枷锁,历次运动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把干部、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属、朋友,被剥夺了担任适当工作的权利,无法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

在胡耀邦组织推动打破精神枷锁这个“突破口”时,遇到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的种种阻力和刁难。

同样,胡耀邦在组织领导平反冤假错案这个“突破口”上,也遇到了来自他的种种阻挠。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掌握负责“专案”的审查大权。他坚守一个信条,凡是毛主席同意审批下构成的冤假错案,一律不准平反,否则就是“损害毛主席的旗帜”。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当即有人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胡耀邦理直气壮地回答:“照样平反!”

就这样,胡耀邦以“要下油锅我先下,要上刀山我先上,要入地狱我先入”的“三先”勇气力排众议,无私无畏,为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煞费苦心,呕心沥血。

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多,但各种申诉案件和干部问题,仍然由脱离党和群众监督的中央专案组的三个办公室把持着,不许拨乱反正。中央专案组的人甚至对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后进行的工作大发脾气,说:“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头上来啦!”

胡耀邦面对“左”的重重阻力,下决心要发挥中央组织部的职能作用。为此,他不再理睬各种议论,直接向党中央负责报告,不再受中央专案组的牵制。

他发动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仅一年之内,就召开了十几次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座谈会,研究了数百件各种不同类型的案件。他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

他创办的《组工通讯》第一篇文章就是《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文章指出,做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基本要求是:

(一)过去受审查需要做结论而没有做结论的,要尽快做出正确结论;

(二)已做结论但不正确的,要改正过来,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三)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已分配工作但不适当的,要进行调整,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

(四)对受审查期间死去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并把善后工作做好;

(五)无辜受牵连的亲属、子女、亲友、身边工作人员中应予解决的问题,要妥善解决。

为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胡耀邦多次在中央组织部会议上说:“必须坚持纠正过去的错误”,“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级组织,哪一个领导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胡耀邦多次向各级党委和党的组织部门提出:要站在党的立场上,为那些在冤假错案中受害的同志奔走,“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冲破阻力,一件一件地办到底。”他批评那些在落实政策中“推”、“拖”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要求党的组织部门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要“做驱逐官僚主义的模范”,要“警惕每天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官僚主义的幽灵”。

在要求复查中央专案和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的问题上,一连碰了几个大的“绊脚石”,胡耀邦把中组部的几位局长召来开了个会。

胡耀邦说:几个月来,在好几位老一辈的招呼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吁与支持下,我们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坚定的,但是实际进展并不像理想的那么快。第一,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肯交出来,也不让我们插手复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干部的案件,我们讲话也不顶用,连召开一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以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都得由中央批准,实际上就是不让开;第三,我们主张办任何事都是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更得实事求是,有人就打出“两个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批的案子,即使不那么实事求是,也只好随他去。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胡耀邦期待大家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提出打开缺口的办法。与会者讨论热烈而活跃,最后议决:

第一,有人不准开百人以上的大会,就分批召开省、市、区、部委的小会,叫做“疑难案例座谈会”;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不是全国也是全国的大会了。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还怕多费口舌多劳累?

第二,“两个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须打破的。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让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想法和做法继续照样执行,一切的一切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让全国人心涣散、相互戒备、相互斗来斗去,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主义的现代化都谈不上。因此,凡是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发通知,请他们带着一些最棘手的疑难案例来开会,一个又一个小会接连着开,坚决冲破不准开大会的壁垒。

那么谁来主持这一系列座谈会?

胡耀邦与这几位局长谈话后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由中组部调查组的高奇具体操办省、市、区组织部长分批参加的座谈会。

胡耀邦把高奇请到自己办公室,对他说:“你来具体操办‘疑难案例座谈会’,怎么样?”高奇说:“我还没主持过这样的会,中央又没有解决疑难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时还没有,”胡耀邦说,“这得靠我们去讨论实践。我现在只能给你四个字:实事求是。你就按这个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难色。他说:“您已知道我资历浅,而座谈会要研究的案例,许多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我……”

胡耀邦走到高奇面前,指着他说:

“你还记得《论语》中的这句话吗?‘见利思义,见危受命’。还有,李大钊同志有一句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你这也是见危受命,去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再说,如果以后形势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处分我,然后再处分你,怎么样?因为是我叫你干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胡耀邦这一言一行,都体现出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非凡胆略和勇气,对党对人民的极端负责精神,他应该学习。他霍地站起来,握着胡耀邦的手:“胡部长,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见办好这件事!”

随后,第一次座谈会于1978年2月下旬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举行。

这是没有主席台的、座次不分高低上下的大型圆桌会议。胡耀邦也在座,他的座位前也没放写有“胡耀邦”三字的牌子。事前他对安排座次的同志说:“大家都是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最亲切。”

座谈会结束时,胡耀邦向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以及中组部的同志讲话。他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要采取座谈会形式?”

有人回答:“这是走群众路线。”

“对!”胡耀邦说,“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走得好,实事求是就可能做得更好。”

谈到会议主题时,胡耀邦说:“在我们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怎么能够委屈别人呢?每个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问题,一定要听取本人对有关情况的陈述,任何人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这也是走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关心和爱护干部,错就是错,都讲在明处,绝不能搞两本账。什么‘内控’、‘内挂’的做法,在战争年代,敌人分割封锁、交通不便、活动艰难的情况下,一时很难搞清问题,迫不得已地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时期,交通四通八达,如果还习惯成自然地这么来,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谅的。至少,这是对革命工作、对革命同志的不负责任。”

他接着说:“请同志们来,目的只有一个:认认真真地平反冤假错案,切切实实地落实好干部政策。有什么十分难办的疑难案件,择其典型拿到这个会议上讨论研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求出一个最妥善的解决办法,来突破我们面临的‘哥得巴赫猜想’……”

后来根据会议不断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分歧意见,胡耀邦的讲话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近于同“两个凡是”的直接交锋。

他先后讲过这样一些问题:

全国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个冤案究竟牵涉到多少人?单是波及全国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冤案,在内蒙古自治区内就有数十万人遭殃,其中数万人被刑讯逼供而终身残疾,上万人含冤而死……这么多的冤屈,都有待于大家去昭雪。至于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级、副部级以上高级干部被强加的罪名,最轻的也是“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派工作组镇压革命运动”,其他的则都是“踏上一双脚,永世不得翻身”的。还有成千上万的“5?16分子”。“什么‘5?16’?不就是那3个阿拉伯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不但平反这些冤假错案的进度缓慢,就是与干部审查不沾边的、去“五七干校”劳动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全国就以几十万计,这怎么得了?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不但要认真研究解决疑难案件,同时也要研究尽快解决这许多同志的工作分配。关于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必须打破专案工作的神秘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于历史上做过结论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饼的,必须予以精察细看,看看这个“翻”究竟有没有必要?如果原来的结论基本正确,组织部门理应维持;如果发现新问题无关大局,也不能影响原来的结论。

对于“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翻”的说法,胡耀邦说:依我看,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了。小平同志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孤立地、割断历史地对待毛主席的某一个决定和某一句话。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看:第一,毛主席很伟大——主要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才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哺育成长了一代又一代新人;第二,他也不是完人,特别在他的晚年,他也有缺点错误,有些缺点错误还不能说不严重,如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第三,正是遵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我们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些错误。

这就是对待毛主席的“三点论”。请同志们想一想:对待他老人家是不是可以用这“三点论”。如果这“三点论”可以成立,那么对过去的许多疑难案件,当初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定的批的,哪怕就是他老人家定的批的,或是他老人家“圈阅”同意的,只要是错了的,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改正;而且在哪个场合或范围弄错的,就在原来的场合、范围内平反改正,有的还得登报消除影响,不能含糊。

座谈会上有同志说:必须以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态度,来彻底纠正一切错误。

胡耀邦说:我举双手赞同这些同志的意见。因为我们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它是我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斗争得来的,是千百万同志和党外志士仁人用鲜血换来的。尽管在我们前进途中遭受过多少个挫折,吃了无数的苦头,但我们也从挫折中吸取了教训,善于倾听实践的呼声及时猛省,努力改正,力求避免再发生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错误,奋起扫除我们队伍中的一切阴暗面,如果仍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掩盖和否认已存在的错误,那么这种掩盖和否认,比那些错误本身更不可原谅。唯一的办法,在当前,就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快刀斩乱麻,真正扎实地干下去,不能再“口号喊得凶,干得很稀松”,更不可再干新的丧尽人心的事。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地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把每一个冤假错案的平反坚决办到底。同时要坚决反对落实政策中的推脱敷衍的官僚主义作风。都做驱逐官僚主义的模范,时刻警惕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官僚主义幽灵。对于过去在“审干”工作中违反过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冤屈了一些好同志或犯有其他类似错误的人,只要认识了错误并表示坚决改正的,我建议“多换思想少换人”,团结起来迈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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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吴思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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