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摘掉“右派”帽子
1978年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现实情况，复查“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为解决“右派”改正这一大难题，胡耀邦领导和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以便统一认识，排除“两个凡是”的干扰。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有55万余人，从1959年建国10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5批“右派”帽子共30余万人，还有10多万人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即便过去已经摘掉帽子的都尚待给予妥善安置。
对“右派分子”摘帽、改正和安置工作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势在必行。1977年10月，胡耀邦先在组织部内成立“改正右派办公室”，由杨士杰副部长负责。接着组织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配合的5部“摘帽办公室”。
为了达成共识和统一步伐，1978年6月，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由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负责人参加的“烟台会议”。1978年9月，经中央同意，中组部召集5个部的负责人继续在北京开会，研究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胡耀邦预计，由于人们还未完全摆脱“左”的束缚，估计会议可能会发生争论，果然不出他所料，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
主要有两种主张：坚持只“摘帽”、不改正的人认为，过去的是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全党就乱了套了。而坚持既要摘帽、又要改正的人则认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将冤假错案都纠正过来，才能分清是非，增强团结，促进事业发展。经过激烈争论，后一种意见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赞成。中央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于9月17日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划错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以改正。” 自此改正错划右派工作迅速在全国推开，到1980年，全国有54万多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
有人惊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改正得太多了！”胡耀邦坚定地回答：“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有些人又提出疑问：“有些大‘右派’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呀！改正了，对着谁？”
胡耀邦果断地回答：“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怎么叫实事求是？毛主席是最主张实事求是的，他一贯主张有错必纠，错了就改，这正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嘛。”
绝大多数“右派”得到改正，但有些较复杂的案件迟迟得不到落实，“大右派”葛佩琦就是其中之一。
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原工业经济系讲师。“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成为有名的活动分子（曾担任人大学生会副主席），1938年加入共产党，后被党选派到国民党军队做地下秘密工作。在虎穴中，他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忍受着随时都会牺牲生命的煎熬，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由于善于隐蔽，灵机应变，他官至国民党东北行辕沈阳少将督察。1948年因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牺牲，葛佩琦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葛佩琦脱掉戎装，转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当了一名普通教师。
1957年整风运动大鸣大放中，葛佩琦由于性情耿直，敢于直言，他在人民大学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通措词激烈的讲话。
他的发言，被人断章取义，加以歪曲，无限上纲，刊登在5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接着，《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指名道姓登载批判葛佩琦的文章，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葛佩琦反共论”。就这样，葛佩琦成了妇孺皆知的“大右派”。
这年12月，因他担任过“国民党少将”，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被予以逮捕，锒铛入狱，被判无期徒刑。
整整18年，他饱尝牢狱之苦，直至1976年，经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他才回到北京，住在一间几平方米的斗室，苦度余生。
由于他是“国民党少将”，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尽管他再三申诉，都无人置理。
百般无奈时，他想到了胡耀邦。1978年底，葛佩琦步履蹒跚地来到了中组部。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事先在了解葛佩琦的冤屈之后，他让宣教干部局的有关同志接待他，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宣教干部局的一位女同志告诉他：“胡部长本来要接见你，事不凑巧，今天他开会去了，你过几天再来吧。”
12月27日上午8时，葛佩琦再次来到中组部，接待他的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对他非常热情，亲切地称他为“同志”。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党的干部第一次称他为“同志”，他激动得热泪盈眶。郝一民告诉他：“胡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极为关切，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
葛佩琦陈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和1957年的蒙冤经过之后，提出了三点迫切要求：一、请求恢复党籍；二、请求改正把他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三、请求为他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后的冤案。
根据郝一民的提示，葛佩琦将自己的经历和要求写了一份材料交给中组部，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
中国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的负责人，给他答复说：“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葛佩琦望眼欲穿，整整等了7个月，“研究研究”仍无结果，他不知道他们要“研究”到何时。
他急不可耐地等待到11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在“结论”上写道：“属于错划，不予改正。”葛佩琦犹如挨了当头一棒，叫苦不迭，但痛下决心：我要继续申诉！
他上访了中央几个有关部门，接待的人员都表示：阻力太大，爱莫能助。有的部门把他的申诉材料也给退了回来。
在他申诉遇到重重阻力，“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他向原任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的李逸三求援，向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协助解决他的问题。李逸三接到葛佩琦的来信仅两天，就展纸挥笔，向胡耀邦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
葛佩琦决心要亲自见见胡耀邦。1980年4月2日，暮春的北京，万树吐绿，百花争妍。葛佩珂带着申诉材料和写给胡耀邦的信，来到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门口。当时胡耀邦不在，他把信留下。
胡耀邦在夜深人静之时，认真地看了葛佩琦的申诉材料，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前只在中组部找他的组织关系，看来不行，必须到中央调查部去找。于是他直接请原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的罗青长协助查办。他终于在中央调查部保存的延安有关档案中，找到秘密党员葛畔珩的名字——葛佩琦的原名。同时，胡耀邦对葛佩琦的申诉材料给予了批示。
次日下午，葛佩琦如约来到了胡耀邦的家门口，刚按电铃，那位工作人员就将一个牛皮大信封交给他并关切地说：
“胡耀邦同志给你批好了，你拿着这封信去中组部找陈野苹副部长。”
葛佩琦用颤抖的手接过竖写的大信封一看，只见右边写着“中组部”3个字，中间写着“陈野苹副部长”收，左下方落款是“胡耀邦”3个大字。
葛佩琦大喜过望，怀揣大信封赶忙回到大杂院自己的斗室内，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拆开信封一看，映入眼帘的是胡耀邦刚劲有力的亲笔批示：“请野苹同志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
他再仔细一看，发现自己在匆忙中，将申诉信落款时间写成了“1980年3月2日”，而胡耀邦用红铅笔把其中的“3”字改成“4”字。
虽然葛佩琦未能见到胡耀邦，但从他的亲笔批示，特别是一字之改，可见胡耀邦办事何等严肃认真，对工作何等负责任！若干年后，每当忆起胡耀邦为他平反冤案，他总是喜不自禁，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深知，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没有耀邦同志“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非凡胆识和勇气，就没有他葛佩琦的今天！
果然，自从有了胡耀邦的批示后，中组部加快了复查葛佩琦案情的进度。三年闯三关：
第一关，1980年12月15日，反革命冤案得以平反。
第二关，1982年3月18日，错划“右派”得到改正。
第三关，1983年5月23日，恢复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算起。
1985年9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胡耀邦至今批阅人民来信两千件》一文，葛佩琦阅读后感奋不已，联想到胡耀邦对他要求平反申诉的批示，挥笔抒情，写下了《总书记批阅第二千零一封人民来信》一文，刊登在1985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表达了他对胡耀邦的无限感激之情。
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以校长袁宝华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确认76岁高龄的葛佩琦为正教授。
胡耀邦逝世后，葛佩琦悲痛不已，来到胡耀邦家庭灵堂，献上了和着血泪写就的挽联：“哀悼胡总，为党尽忠效力六十载；感谢耀邦，给我平反冤狱十八年”。
在平反的岁月里，葛佩琦宝刀不老，在党的教育事业上奉献余热，尽职尽责。
为了推动全国“右派”改正工作，在胡耀邦的力促下，中组部在《组工通讯》第33期发表题为《右派错案的改正工作一定要抓紧》的文章，对右派改正工作作了具体分析，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指导下，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1987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到1980年基本结束，共改正错划右派分子54万多人，为他们恢复了政治名誉，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也作了妥善的安排，使得大批优秀人才获得彻底解放，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其中包括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朱镕基、费孝通、钱伟长等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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