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3月21日至4月24日，中央组织部分三批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市、自治区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胡耀邦每次讲话强调，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是非分清的问题，是不是真正的坚持原则的问题。一句话，是关系到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党的大问题。会后，各地区、各部门克服了行政管理困难，排除重重干扰，推进了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自从胡耀邦在中组部上任以后，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上访人群。胡耀邦早对门卫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设计院党委书记朱鸿翔，来到耀邦的家门前。他向门卫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毫无阻碍地进了胡耀邦卧室。胡耀邦夜间与《人民日报》的同志研究修改一篇文章，凌晨两点才睡觉，这时还没有起床。他听到匆匆的脚步声，便一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说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
胡耀邦边穿衣服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苏是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文革”中遭到“四人帮”死党的残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胡耀邦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
这时已是早晨7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胡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
胡耀邦匆匆刷牙抹把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
胡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旁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稀饭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他接着对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3个月，周苏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么样？”
朱鸿翔连连应声“好好好”。胡耀邦这才转向另一位上访者。等他放下饭碗，6位上访人都已谈了话。他与他们在住宅门前一一握手，才登车去中组部。
不到3个月，周苏的冤案就彻底平反了。
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要求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胡耀邦以此为契机，大力推动整个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1978年8月初，叶剑英对胡耀邦提出：党的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要“坚决不动摇地弄清楚，不论是什么时期，不论什么人，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 胡耀邦立即向中组部传达了叶帅的意见，要求结合实际，深入贯彻执行。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决定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次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让胡耀邦主持这次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胡耀邦非常重视这次讲话，他请来政研室和干审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并协助起草讲话稿。有人提出胡耀邦最好不要去参加这次会议，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碴儿，你还送上门去？”
胡耀邦理直气壮地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绝不能放过。我们要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是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作风，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凡是”说到底就是搞个人崇拜。我相信我们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禁止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迷信。林彪、“四人帮”搞了这么多年的个人崇拜，对全党全国造成的危害之大，难道还不够吗？
胡耀邦说到这儿，在座的有人说：“您说的都很对，但是现在人家既然一直强调‘两个凡是’，就会说我们这是‘砍旗’，而且在‘真理标准’文章出来时就已经有这种议论了。对这种谬论的反驳，我们要想得周全些。”
胡耀邦接着说：“说得对。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我们与‘两个凡是’论者有原则的区别。对待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一定要遵循不变；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则绝对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的不忠。”
这次谈话后，一连数日，胡耀邦在办公室一有时间就向政研室的苗枫林等同志口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讲话的主要内容，委托苗枫林起草讲话稿。对胡耀邦的这个讲话，苗枫林认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发一场不小的争论。他在起草过程中，尽量把观点阐述得十分周密，无懈可击。
胡耀邦接过苗枫林送来的稿子过目后，仍然觉得不理想。苗枫林劝阻胡耀邦：“最好等时机成熟了再讲为好。”
胡耀邦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接着他叫几位“秀才”到他家一起研究改写。那天，他坐着小木板凳，伏在客厅的茶几上，亲自执笔，边议边改，一直忙到晚上10点。就是在这篇稿子里胡耀邦提出：“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讲话稿送审时，“两个不管”这段话被删去了。但胡耀邦在9月20日的会上正式讲话时，还是顶住压力照讲不误。
与会同志听后很受鼓舞，许多地方参加会议的同志在听完讲话的当晚，就把讲话的主要精神通过长途电话传向了全国各地。大会秘书处在编发《简报》时，删去了胡耀邦讲话的精髓——“两个不管”。接着，续出的《简报》借用某些会议代表之口，对胡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
有人问胡耀邦：“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
胡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也应该平反改正。”
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当了。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反？”
胡耀邦当即严词正色道：“国民党统治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对方被驳得哑口无言。
胡耀邦“两个不管”的名言很快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成为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锐利武器。
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时，将“两个不管”吸收进去，成为党的法规。
一时间，一些省、市、自治区领导人、部门负责人纷纷写文章、发表讲话，消除阻力，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实际工作大大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和禁区，不仅平反和纠正了因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和不公正处理的冤假错案，而且开始平反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乃至以前的冤假错案。
到1978年底，一部分中央和地方受迫害的干部和各条战线上的专家、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错案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新工作。
在此期间，从中央到地方，也开始清理“文化大革命”中定为反革命的案件28000多件，到1978年底，已复查的占24%。同时，各级组织在落实干部政策中，还开展了清理干部和职工的档案工作，把打击迫害干部职工的诬陷材料、派性材料和其他不应收入档案的材料清理出来，予以销毁。
其后，中组部《组工通讯》发表了胡耀邦在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完全恢复了“两个不管”。
胡耀邦告诫人们，做好落实政策工作，是事关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促使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好转，调动积极因素，迎接新的历史任务的大事，是关系到能否“任用人才”、“留住人才”和“实现四化希望”的大事，要“破除知识分子不能当党委书记的陈腐观念”。他要求各级领导认真负责地处理群众来信。他自己以身作则，每天都认真阅读处理群众写给他的信，做到了件件有着落。
胡耀邦一再谈道：“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在新的历史时期，应下大决心把一大批干部解放出来。但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领导干部，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还被包围在“权威第一”、“面子至上”的我行我素之中，一些冤假错案很难平反，从胡耀邦的有关批示中可以看出他对拨乱反正的决心，也可以看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反复性和艰巨性。
1981年6月7日，他对一封申诉信批道：
现在我们仍有些党委或组织部门，总以一些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将一些该负责处理或解决的干部问题推脱不管，致使不少同志的问题长期无人负责，拖着不办。退一步说，即使某个干部的问题确实该由别的单位负责处理和解决，但告到你那里来了，你也该站在党的立场上，看看是否该解决。如果该解决，也应该替这个同志奔走到底，而不能采取一推了之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何年何月能够成为“干部之家”？怎么能说得上主动地为党工作？这个事你们要好好抓一抓，在《组工通讯》上发点讨论，介绍一些好典型，批评某些错误的态度。
1981年6月13日，他在一封上访信上批道：
我完全不清楚申诉人的情况，如果申诉是实情，要请上海迅速解决。解决的办法，不必层层转，可以一竿子插到底。解决时，也不必再搞可有可无的繁琐查证，把基本情节弄确切了就可拍板（但一定要确实），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现在我们不讲“多快好省”了，其实，任何工作都有个“多快好省”的问题。什么事拖拖沓沓，繁琐得要命，怎么可以谈得上工作效率？
1981年7月5日，他对一封来信批道：
我已提过多次，革命队伍中应充分发扬工作中的主动性，争先恐后地工作，旧社会都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成是志士仁人的美德，为什么我们队伍中却要斤斤计较这件事是归他人负责还是归我负责？……现在，大家都在喊反对官僚主义，其实官僚主义这个幽灵每天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游荡。我希望组织部门，首先是中央和省市两级组织部门，更好发挥工作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做驱赶官僚主义的模范，从而带头在这个方面扭转我们的党风。
1981年12月5日，他在一份简报上批示：
这种情况竟出现在中央的鼻子底下，真是难以想象。某些部门和某些干部如此胆大妄为地藐视和抵制中央政策而受不到制止和揭露，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缺乏自上而下的检查、督促。在这种情况下，许许多多好党员好干部只好闭口不言或等待时机，而极个别的专搞歪门邪道甚至同“四人帮”仍有藕断丝连的人，就公然我行我素，专横跋扈起来。这个潜伏的危险，我们必须心中有数。出于此，我主张抓住这件事不放。
1982年6月26日，他对一封来信批示道：
据我观察，党外尚有不少朋友的政策根本没有落实好。老实说，我对有些部门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密切联系群众，不坚决改正领导中的不良作风是感到很遗憾的。
这个案子请中组部、统战部立即交民航迅速处理。不要再繁琐考证了（当然“文化大革命”后的几个情节要稍加查证一下），也不要再实行“那级党委定的由那级党委改正”这个误大事的办法了，由中组部和民航总局共同决定执行。
1982年10月20日，他在一份简报上批示：
我说过多次，落实政策问题要发现一个就严格检查一个，正确处理一个。否则，可能拖上10年还得不到圆满解决。现在，一切工作都要抓到实处，禁止老发一般化的指示、号召。
这一类的批示、批语不胜枚举。从胡耀邦对待一些很难平反昭雪的冤假错案和一些本该按政策给予落实的冤案，都充满感情地给予关注。这就是后来人们称赞胡耀邦一生干的实事、正事！
与胡耀邦相处了10年之久的吴江，在他著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中说：
平反冤假错案自非胡耀邦一人之功，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中国共产党内人才可谓多矣。胡耀邦之所以能够在反“左”与平反冤假错案方面敢作敢为，全凭他抱有共产党人的一颗赤子之心，敞得开胸怀，容不得半点个人杂念和半点派别成见，痛恨整人之威，痛恨以整人之术作为向上爬的手段，痛恨将自己的权位建立在别人的冤屈和痛苦基础之上。环顾今日共产党，雄才大略位高权重者固不乏人，但像胡耀邦那样在风波诡谲、派别林立的政坛中能够终身怀抱赤子之心始终表现出献身精神者，则实属凤毛麟角！
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对胡耀邦这一时期的贡献作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他说：
耀邦同志逝世后，党中央的讣告中，肯定他1978年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觉得是很客观公正的，当之无愧的。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功不可没。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的问题。陈云在分组讨论中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他提出：“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要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事件，为陶铸等人的问题平反，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
邓小平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
这次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掀起了全面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
胡耀邦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的支持下，为一大批受冤屈的领导人、为一些历史事件、为中央一些部门案件平反，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后，又相继为党、国家、军队的一些领导人，为一些民主人士和个人平反。
自1979年1月起至198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就先后为彭真、肖劲光、陆定一、谭震林、罗瑞卿、肖华、黄克诚、李德生、瞿秋白、杨尚昆、李维汉、以及“杨、余、傅事件”、“习仲勋反党集团”等公开平反昭雪。
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是拨乱反正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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