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为“六十一人集团”案平反
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据理力争撤销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为众多的高级干部平反昭雪。
在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当时国内外影响最大的冤案之一。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就是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被关押在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监狱中的同志，在日寇入侵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在狱方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后离开监狱，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的那段史实。事实上，这个事件中央早有定论。康生、“四人帮”一伙为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为了彻底打倒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把这件事翻了出来，成为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禁区。胡耀邦为了使这一轰动国内外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到了延安，在窑洞中与毛主席进行了长谈。毛主席说：“这件事（指出狱之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牢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这次长谈后，薄一波整理了谈话记录，请毛主席过目。毛主席在记录上批道：“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安子文等人也与毛主席谈了话，毛主席作了同样的表示。后来，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随后，过去在南京、苏州、济南、太原、新疆等地被国民党或侵华日寇囚禁过的老同志，以及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几乎全都被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成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拷打凌辱的“叛徒”，冤狱遍布全国。此后，薄一波等61人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幸存的40位老同志，其中在“文革”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国家机关部长以上职务的就有22人，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在“文革”中，他们遭到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受到株连审查与打击迫害的成千上万。
在批斗和审讯的日日夜夜，专案人员无休无止地折磨薄一波。为了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他拖着浑身伤痛的躯体，用几天的时间，写出了一份长达两万多字的材料，详细地叙述了几十个共产党员在草岚子监狱坚持斗争的英雄事迹；叙述了他们按照党中央指示出狱的经过；也叙述了他1943年在延安窑洞中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的背景。他在文中写道：“我不是叛徒，我们这几十个同志都不是叛徒。党中央和毛主席肯定了我们对党忠诚。”
可是，审讯人员不由分说，限他3天之内写好审讯时指明的3条“罪行”材料，否则不准睡觉。
薄一波北京的家，早被洗劫一空。妻子胡明被迫害致死。工资取消了，尚未成年参加工作的孩子无家可归，没有了生活来源，陷于饥寒交迫之中。1967年12月下旬，20岁的薄熙永，16岁的薄熙成等，都被投入了监狱。直到1972年8月，由于周恩来总理过问，才被释放出来，关了整整4年零8个月。也是由于周总理的关切批示：薄一波这样的人有了病，还是应该给治的嘛！薄一波才得以住进了医院。1972年10月26日，被囚禁了5年零10个月的薄一波，在三○四医院里，才见到了他的孩子们。当他们看到被折磨得步履艰难、须眉皆白的父亲，想到妈妈的惨死和各自屈辱的遭遇，相互抱头痛哭。薄一波这位坚强的共产党人，含着泪花，听着孩子们的叙述，这才第一次知道了妻子胡明被迫害致死的经过。
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的刘澜涛，被作为“大叛徒”遭到残酷迫害。
在十年浩劫中，刘澜涛挨批斗的次数，是全国最多的。仅从1966年11月中旬到1968年1月的14个月中，对他进行的各种批斗会，竟达到1000多次，平均每天批斗3次以上。每次批斗会少则几十人，多则达到24万人。他被捆绑在大卡车上进行游斗的次数，也是创纪录的。“造反派”把他的双手反剪在背后，用粗麻绳五花大绑，紧紧地捆绑在卡车上，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黑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红卫兵押着他，从酷暑炎夏到三九寒天，经年不息。他几乎被游斗遍了西北各省的大中城市。
1968年1月3日，刘澜涛被康生派人用专机押回北京，关押在西苑一所临时监狱里，为了强迫他承认是“叛徒”，专案组人员对他突击刑讯逼供，白天滥用刑罚，夜晚不让他睡觉。各种折磨严重摧残了刘澜涛的健康，使他瘦骨嶙峋，体重由70公斤下降到不足40公斤。
刘澜涛被打成“叛徒”，爱人被迫害致死，大儿子刘冀阜也被株连打成了“反革命”。14岁的小儿子刘冀燕因不承认爸爸是坏人，也被揪斗，逼得四处流浪，东藏西躲。
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之后，薄一波等老同志及其亲属再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冤案。
曾在1936年3月先后两次向狱中党支部转达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于1977年11月11日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8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现在，张闻天已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这件事情的经过呢？”孔祥祯在信中还特别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万万没有料到，中央专案组和郭玉峰把持的中央组织部依然冥顽不化，又一次逼迫薄一波离开北京。薄一波坚决不去，双方正在相持中，胡耀邦被任命为组织部长，走马上任，到了中央组织部，开始当机立断地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不久，决心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平反。当他提出这一打算，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大为震怒：“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们头上来了，这还了得！”
这时恰巧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中央组织部胡耀邦手中。申诉人名叫王先梅，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王其梅的遗孀。王其梅当年离开敌人监狱时才22岁。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担任北平学联交际部部长，奔走呼号于街头巷尾，不久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1936年秋天出狱后，他接受党的派遣，去开辟豫东根据地，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随之被调回昌都兼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区工委书记，指挥部队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担任西藏军区副政委等职。
康生等人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致使身患重病的王其梅在1967年8月被迫害致死。他在北京的家，也被查抄封门。他的妻子王先梅1938年14岁时参加八路军，15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们的子女都因其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而屡遭磨难。
在万般无奈之下，王先梅于1977年12月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她在信中明确表示：“对于我爱人的问题，我和我的子女坚决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对他的结论正确对待，同时恳切地要求党组织能使我的子女得以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因其父的问题受到影响，以便发挥他们的特长。我党早有政策，出身没有选择，‘重在表现’。”
这封信送到邓小平那里已是12月25日。邓小平阅后立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看后也作了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胡耀邦看到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申诉信，立即找来几位同志研究，他当机立断，决定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突破口。当天下午，胡耀邦委派王建梅、王盛梅，找到王先梅家，向她传达两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胡耀邦的嘱咐。王先梅及其子女激动得热泪盈眶，满以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昭雪指日可待。
当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负责同志提议，把包括“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内的重大案件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时，却遭到拒绝。
1978年6月9日，当时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负责同志和纪登奎、吴德找胡耀邦与陈野苹谈话，他们开门见山地谈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
那位负责同志说：“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意翻过来。
在场的第一办公室的人对胡耀邦和陈野苹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并说，帅孟奇（中组部原副部长）的“叛徒”案也绝对不能翻。
胡耀邦说：过硬的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比如，这个案子缘何而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究竟如何？结论中所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要搞清那个“启事”是怎么来的。只有摸清这些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过，分清组织与个人的责任。
如果按照中央专案组的做法，“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结论，只能按照康生等人当年定下的框框，仍然肯定这些同志是“自首变节分子”，是“叛徒”，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部分”，全部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样做，哪里还谈得上为这些同志平反昭雪？
胡耀邦决定：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重新调查。
胡耀邦回到中组部，立即把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
“照你讲的，实事求是，什么案都可以翻。”有人这样回答。
“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胡耀邦环顾左右。
“再大的风险，”有人说，“还能超过‘四人帮’的那一套？”
胡耀邦回答：“对，要有这个勇气！”
胡耀邦接着说：“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可是，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的招牌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应该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攻‘两个凡是’的盾！’请大家议议行不行？”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行！应该这么办，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又很有号召力。”
胡耀邦下达了另起炉灶的动员令。
为稳妥起见，胡耀邦觉得应该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
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正在这时，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两封申诉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61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胡耀邦在取得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后，马上组织干审局的同志外出调查，查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来龙去脉。他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4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他还向大家交代：中央专案组作的“结论”所依据的有关材料，都是中央专案组已整理好的。真正有重要价值的实事求是的东西，恰恰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们最不屑一顾的。他们可算是“各取所需”，把被立案的人置于“永世不得翻身”之地而后快。事实上，一个重大的案子，究竟是何原因搞起来的，这必须查清楚。中央专案组虽然也做过一些调查，但那是“各取所需”的调查。他们认为不合“口径”的，就不写到结论上去。而这没被写到结论上去的一些真实情况，如果光看那个“结论”是看不出其中的一丝痕迹的。所以，我们要另起炉灶，必须下功夫对能够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才能还历史事实本来面目。这样，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
胡耀邦叮嘱办案人员：此案关系重大，为减少阻力，不宜声张。要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材料，争分夺秒，争取3个月复查完毕，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散会后，已到午餐时刻，胡耀邦拿着自己的碗筷，同大家一起向大食堂走去。他边走边聊，说：如果不把“两落实”（指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紧抓好，我们的党就不会兴旺发达，人民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的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
胡耀邦排队买完饭，像往常一样，与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他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组织部是“党员之家”了。既然是“党员之家”我们就要形成这么一股风气：多跑门可罗雀的寒门，少走车水马龙的大户。一句话：多走冷门，少走热门。
“老贾，”他转过脸对坐在一旁的贾素萍说：“你能不能先抽空去看看薄一波？他现在度日如年，很需要组织的关心和宽慰。”
贾素萍连连点头：“好！我听从耀邦同志的安排。”
中组部决定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4人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进行调查研究。当日下午，贾素萍一行4人就去探望了无家可归、临时栖居于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在传达室，贾素萍见到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者”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佝偻着腰的老者，便十分热情地与他握手，向他说明来意：“薄一波同志，您好！我们是中组部的，耀邦同志叫我们来看望您。”
薄一波感动得老泪纵横。10余年来，红卫兵、专案组无数次地对他调查审讯，从不称他为“同志”，也不通报单位姓名，听到的全是斥责、谩骂，而此刻站在他面前的中组部派来的人，不仅亲热地称他为“同志”，而且是受胡耀邦之托，怎么叫他不激动万分？
贾素萍亲切地对他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找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取您的意见和要求。您看怎样？”
“不，”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可以坚持，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吧。”
薄一波立即把贾素萍一行请到自己的房间，一口气谈了7个多小时，一吐10余年来的悲愤和愿望。
贾素萍一行四人冒着酷暑，在京城四处奔走。他们找到了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有关的同志，逐一交谈。孔祥祯在交谈中指着自己已经残疾了的双腿说：“过去造反派和专案组的人多次找我，声称调查，可是比审讯还凶。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他们却全然不信，还要逼着我在他们写好的诬陷不实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同意，他们就整我，把我的双腿都整残废了。他们后来再找我‘调查’时，我就闭口不谈，让他们吃闭门羹！这次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他们一行来到淮南，见到了被幽禁在这里的安子文。他曾在中组部当了10多年的部长，如今新任部长胡耀邦派人看望他，他感到特别亲切。他回想“文革”中被揪斗、被踢打，遭受非人迫害与凌辱的情景，原以为人们早已把他忘得一干二净，谁知贾素萍一行不仅带来了同志的关怀与问候，还带来了平反冤案的希望，他顿时百感交集，泣不成声。
贾素萍一行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山东、天津和吉林，然后再折往西安，去访问一位年过七旬的知情人。连续数月，他们走访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所有受迫害而尚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一件件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各自有关出狱经过的自述，调阅了许多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我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六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和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位副团长王从吾，请他们都根据各人的经历，写下了书面证明材料。
“文革”初期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总理当时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回答“揪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以免造反派在这个问题上胡搅蛮缠。
张闻天夫人刘英也写了证明材料。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指示的，从而澄清了关键的历史事实。
1978年8月21日晚，闷热难耐，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切地对他说：“关于‘六十一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1948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胡耀邦家。
曾彦修这样写道：记得在1947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山东渤海地区搞土改。1948年春节，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区党委所在地——阳信县何家湾，由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请康生和土改工作团成员吃饭。饭后，康生与土改工作团成员张琴秋、毛岸英、凌云、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康生从刘格平也在当年的北平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班房谈起，说到了薄一波等人出狱之事。康生说，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国形势，深感华北形势十分危急，迫切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却在敌人的监狱里，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些同志转往南京。如果日寇很快侵占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汉奸化，这些同志就可能全部被杀。中央研究决定，让他们办理狱方规定的出狱手续。当时很多同志按中央指示照办。唯有不属于薄一波他们这个党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理，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出来，多坐了8年牢。
这个“饭后漫步闲谈”的材料足以说明，康生对这段往事的曲折过程是清楚的，说明薄一波等人出狱并不存在任何问题。
与此同时，胡耀邦又吩咐贾素萍一行千万要到安庆看望刘澜涛，找他谈谈真实情况，并转达他对刘澜涛的问候。
8月初，贾素萍一行不顾炎夏酷暑，乘飞机到了合肥。江淮的炎热使他们透不过气来，尤其患有心脏病的贾素萍，更是胸闷难耐。他们立即前往安庆，在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平房里找到了刘澜涛。这位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从西安被揪到北京，关押审讯了8年之后，于1975年5月28日，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便被遣送到这里，专案组仍把“叛徒”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使他失去人身自由。为此他写了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出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以表明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现在见到了中组部的人，让他倾吐他一家在“文革”中身经磨难的悲惨遭遇，霎时，刘澜涛不禁热泪滚滚，激动不已。
在这段外出调查的日子里，贾素萍等人每次归来，胡耀邦总要及时听取他们的汇报，仔细阅读他们写的每一份调查材料，在这些材料上作出中肯的批示。
胡耀邦对贾素萍等人说：“这些材料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根据这些复查的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送给常委参阅了。”
1978年11月20日，中央组织部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
结论是：“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
（一）薄一波等同志在敌人的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事后）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事人和北方局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么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61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另作结论。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正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胡耀邦正好在这个时候把调查报告报给党中央。
陈云看后，在东北组讨论发言说：“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我看应该解决！”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说：“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
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批准了中组部的调查报告，并于1978年12月6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61人案”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人士广泛传达。至此，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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