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境求生
1936年11月底，辽宁法库县西北荒郊，一队骑兵踏着征尘，风驰电掣自东向西而来。他们是东北抗联第一军三师主力，杨靖宇的队伍，从第一军活跃的辽东地区出发，一路西征。三师的任务是进击热河方向，扩大游击区，打通东北与关内的联系，寻找党中央和红军。
一路厮杀，冲破重重封锁，越过了日军重兵把守的南满铁路，辽河已经近在眼前了。跨过辽河，热河也就不远了。胜利似乎在望，却被辽河滚滚的流水永远阻隔在了对岸。
从来都是以寒冷著称的东北冬季，这一年却迟迟不见真正的严寒。往年的这个时候，河流早已封冻，骑兵们完全可以踏着厚厚的冰层，一路飞奔跨过辽河。但眼前的辽河，竟然没有上冻！战马在河岸上踢踏着，一路血火冲杀过来的战士们徒呼奈何。
追兵又至，又是一场厮杀。400人的骑兵队伍只有100余人突围而出，西征功亏一篑。
这是东北抗联数次西征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那时正是抗联的鼎盛时期，南满地区有杨靖宇领导的第一路军，吉东有周保中领导的第二路军，北满有李兆麟(张寿籛)任总指挥的第三路军，总兵力近4万人。
即便是鼎盛时期的抗联，面对的也几乎时时、处处都是绝境。
在这里，有日本密集的76万大军和大量伪满军队及汉奸，有严酷的自然环境，抗联要生存，只能在深山老林中不停转战，根本没有足够时间和空间供他们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创建根据地。没有根据地，最大的难题就是部队的后勤给养得不到保障。抗联像无根之木、失水之鱼，经常要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在冰天雪地中同强大而残酷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
危急的局面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更加严峻起来。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大本营开始不断向东北增兵。到1938年，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达8个师团，开始全力围剿东北抗联。
在加紧对东北抗日军民进行血腥“讨伐”的同时，日本侵略者还采取了许多法西斯的政策与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938年起推行的归屯并户。
所谓“归屯并户”，就是把散居在游击根据地的农户合并到大的屯子中，绕着屯子建围墙、挖壕沟，设部队警戒。合并起来的大屯，其实就是集中营，被中国人称为“人圈”。日军试图以坚壁清野的手段，断绝抗联部队和群众的联系。
亲历过当时困难时期的抗联战士说，当时东北抗联战士有三种死法：第一是打死、第二是冻死、第三是饿死。杨靖宇牺牲时，胃里仅有的“食物”是棉花，这个故事让人动容，而曾任抗联三路军第十二支队战士的李桂林，对吃棉花的事记忆犹新。他说，实在饿得难受，就把自己棉袄里的棉花拽出来搓成一个球放到嘴里，然后用雪把棉花球咽下去。至今他的胆结石里还有棉花。这些棉花，连同那段记忆，跟了他70多年。
自1938年下半年，抗联陷入了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各方面军都蒙受了巨大损失。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抗联第一路军第一军基本解体，第二、三军减员80%以上。北满、吉东的第二、第三路军同样损失惨重，抗联的总人数只剩两千人左右。火种在东北的凛冽寒风中已经飘摇欲灭。
除了残酷的战斗和恶劣的环境，抗联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他们已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多年了。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带领红军开始长征，与东北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手东北党组织的指导工作。抗联实际上受驻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及康生指挥。1937年冬，王明等人回到延安，抗联与党组织的联系彻底中断了。更为严重的是，此前的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各部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各自为战。在此期间，王明等人给抗联各部的指示，由于领导机制的不畅，还在北满和吉东党委间造成了严重误解和矛盾。
失去了党的统一领导，抗联各部像断了线的风筝。
实际上，抗联各部始终没有放弃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努力。1936年底，杨靖宇派出三师西征，最大的任务就是突入关内寻找党中央，可惜功败垂成。此后，吉东的第二路军、北满的第三路军也分别进行过西征，不过，他们所处的形势更加危急，西征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到1940年，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联合写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言语中迫切地表达了恢复党中央领导的渴盼：“我们固然在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下坚固自信，忠诚彻底地继续进行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然而我们设想到东北的现实环境和东北党组织的久远前程，使我们不能不感到东北党四年多来‘化外党’的苦痛……东北党的全部工作，迫望着党中央迅速直接联系，规定根本办法。”
这封信交给了刚刚建立起合作关系的苏联远东军，设想通过他们转递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但就像信中流露出的担忧：“我们不知道中共国际代表同志接到了我们的信件否？”1940年3月起，这样的信先后写了六次，但结果总是石沉大海。
东北已成绝地，与党中央的联络遥不可及，抗联仅存的种子该怎么坚持下去？
进入苏联，成了抗联绝境求生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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