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远东军的支持
1940年9月底，周保中接到了苏联远东军联络官王新林发来的通知，内容令人振奋：在本年十二月初，中共代表就可来到而召集党工作人员会议。所以在十二月前，所有军事领导者、军事委员和党书记要到达此地（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伯力）。
联络官王新林是个地地道道的苏联人，这个中文名是俄语中常用名“瓦西里”的音译。后来联络官几易其人，但抗联都称呼其为“王新林”。这个名字几乎成了联络官的代称。
不过，在1939年底第一个王新林出现之前，苏联远东军对抗联的态度是复杂而模糊的，至少谈不上支持。“那时候，抗联是尽可能避免进入苏联，这是有过惨痛教训的。”原抗联第七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彭施鲁之子彭越关告诉记者。
有时候，抗联的小部队被日军追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会暂时越过边境，进入苏联境内。而日军慑于与苏联的直接冲突，往往只能止步于国境线。
多数情况下，抗联的越境并不会被苏联远东军知晓。即便发现，他们也并不会直接阻挡，他们甚至允许抗联领导到苏联境内召开会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远东军支持抗联。据彭施鲁回忆，在1939年之前，抗联部队和苏联远东军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抗联部队越境之后，一旦被苏联远东军发现，就会被缴除武器，有的遣送回中国，还有很多人从此不知所终。
1937年底，时任抗联第三军军长的赵尚志带领6名警卫员进入苏联境内。此行一是想通过苏联与党中央接上联系，另一方面则争取苏联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援助。
赵尚志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当时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留赫尔元帅曾在黄埔军校授过课。有了这段师生之谊，赵尚志本来满怀希望能够得到布留赫尔的支援，没承想，他刚一入境就被缴械扣押。原来，当时的布留赫尔正在接受审查。他被怀疑为日本奸细，不久后因此而被处死。赵尚志受此牵连，被关押了一年多。
和赵尚志相似的，还有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戴洪宾。赵尚志越境多日不归，戴洪宾率500名抗联战士进入苏联寻找赵尚志，结果被苏军缴械，绝大部分人被遣送新疆。戴洪宾被苏军扣留，与赵尚志关在同一个狱室。
但是到了1939年，苏联远东军对抗联变得热情起来，他们派人主动联络抗联，并积极表示会给与抗联各方面支援。
原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所长高树桥说：“苏军态度的转变是国际形势使然。”
1939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欧洲相隔万里的远东地区也不太平，苏联和日本在中蒙边界打起了诺门罕战役。战役由日本挑起，以日本完败告终。这次让日本陆军羞辱不已的惨败，直接改变了日本侵略计划的走向。
此前，日本侵略扩张的方向，一直在陆军的“北进”和海军的“南下”间争论未定。日本陆军完败于苏军，海军主张的南下战略成为主导，这才有了后来的偷袭珍珠港。
苏联方面虽然在诺门罕取得了巨大胜利，却也无意扩大战果。欧洲形势的巨变，让苏联更加需要远东地区的稳定。一直与日军坚定战斗的东北抗联，成了苏军的协同盟友。
还有一件不为人所知的叛逃事件，让抗联成了苏联远东军解决燃眉之急的唯一选择。
1937年至1938年间，苏联内部开展了血腥的“大清洗”：五名元帅杀了三名，十二名集团军司令一个不剩，六十七名军长杀了六十名……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部长的留西柯夫成了惊弓之鸟，在获悉自己也可能被列为“清洗”对象之后，他于1938年偷越国境，逃至满洲里,向日本关东军投降。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辖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的名字更为著名——克格勃。留西柯夫的叛逃，直接导致苏联整个远东的对日情报网全盘瘫痪。
情报系统的重建，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中国东北，抗联是苏联远东军唯一能够联络和信赖的军事力量，他们熟悉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军事布置。而且，抗联战士的中国人身份，也是日后侦察、情报工作的便利条件。
于是，从1939年开始，苏联远东军对抗联频频主动示好。他们指派了王新林作为抗联联络官，释放了赵尚志，给抗联提供食物、药品、武器的支援，对抗联部队过境也大开方便之门。抗联领导干部召开的会议，都被安排到苏联境内的伯力。
抗联方面请苏联远东军帮助恢复与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苏方也是满口应允。终于在1940年9月，王新林给抗联领导人发来了伯力会议的通知，中共代表将主持召开这次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
抗联的队伍分散在广袤的东北深山老林中，相互联络殊为不易。但在通知要求的12月初，周保中、张寿篯、冯仲云、赵尚志等抗联主要领导人还是按时赶到了伯力。会议通知也向抗联第一路军传达出去，只是，那时杨靖宇已经牺牲，再也收不到这份渴盼已久的会议通知。
然而，抗联各部的领导们到齐了，会议却迟迟不见召开。周保中等人焦急、热切地等了一个多月，等来的却是王新林让人失望的实话：根本没有中共代表来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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