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庚
二
1926年9月，北伐大军占领了汉阳和汉口，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武汉成立，蒋介石兼任校长，因蒋不在武汉，便由邓演达代理校长，张治中为教育长。借助于戴季陶的力荐，周佛海任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佩少将军衔。从此，周佛海便开始在国民党内走红。
转眼到了1927年春。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间，上海街头腥风血雨，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和迫害。
4月17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4月18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纠合国民党老右派以及官僚、政客、买办、豪绅，在南京另成立国民政府，同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
周佛海对汪精卫反蒋做法表示不满，遂向中央军校提出辞呈，辞去了秘书长与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当时，武汉的革命气氛高涨，周佛海决定出逃南京，追随蒋介石而去。途中，他写了《逃出赤都武汉》一文，大骂共产党，并以此向蒋介石表忠心。
周佛海到了南京后，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大肆攻击武汉汪精卫政府，大骂汪精卫不是个东西。
就在周佛海大骂汪精卫之后没过多久，中国政坛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7月，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反共，宁汉合流，汪蒋走到了一起。
1932年，蒋介石、汪精卫再度合作。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总管军事。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负责政务。为了进一步巴结蒋介石，周佛海赶写了《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一书，给蒋独揽党政军大权制造理论根据，蒋大为青睐，将此书定为国民党中高级干部必读课本。投桃报李，蒋介石委任周佛海种种要职：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政训处处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周佛海过去曾与汪精卫打过嘴巴官司，辱骂过汪精卫，现在却要在汪精卫领导下工作，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他又主动伺机接近汪精卫，处处讨好汪精卫，两人的联系也就慢慢多了起来。
三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精卫遇刺出国治疗。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汪精卫闻讯匆匆回国。国民党中央派出周佛海到香港迎接汪精卫夫妇。
1937年1月12日上午，汪精卫乘坐“波茨坦”号邮轮抵达香港，周佛海带着一帮国民党的官员到码头迎候，气氛十分热烈。
当天下午，邮轮启航前往上海。周佛海上船陪同汪精卫继续前行。以此作为契机，两人就国内的形势敞开心扉，交换看法。
此时，“西安事变”在共产党人的调停下已经圆满解决，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终于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对此，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对周佛海说：“张学良一定是被共产党利用了。如果蒋先生答应抗日，共产党势必会乘机坐大，将来的局势将会很不好收拾啊。”
“是啊，日本人并没有吞并中国的意思，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头之患。现在，我们不去打共产党，而去惹日本人，那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吗？”周佛海恨恨地说。
在反对抗日、主张剿共的态度上，周佛海与汪精卫臭味相投，在政治上的结合又深入了一步。
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7月挑起了卢沟桥事变，紧接着于8月又进攻上海。周佛海在此期间，与高宗武、陶希圣一伙精心策划，竭力鼓动汪精卫说服蒋介石停战议和，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准备外交接洽”。
不仅如此，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研究）组长的周佛海，在全国军民全面奋起抗战之际，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组织反对抗战团体，即臭名昭著的“低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地址就在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公馆，其成员文武兼备，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等，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等，每天必到的则是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上述人士经常的一个话题就是，“主张在相当时期，结束中日事变”，也就是不放弃任何对日本求和的机遇。
如果说周佛海是低调俱乐部主人的话，那么汪精卫实质上是低调俱乐部的灵魂。关于这一点，周佛海曾有所说明：因为“汪先生（汪精卫）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我们当时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就是后来汪精卫集团的卖国运动。周佛海是有自知之明的，因为如果不借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声望，不以汪为中心，他们将一事无成。
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周佛海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在这之后，周佛海征得汪精卫的同意，密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往来于上海、香港之间，与日本人秘密接触，协商和谈条件。
不久，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本人密签了《重光堂协议》。
紧接着，周佛海与汪精卫一起，策划了叛逃的阴谋。1938年12月5日，周佛海由重庆飞往昆明。12月18日上午，汪精卫夫妇也离开重庆，飞到昆明。随后，周佛海随汪精卫逃往越南河内，叛国降日。
1939年7月，重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永远开除周佛海的党籍；8月，重庆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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