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庚
六
再说国民党的“肃奸”活动，忙碌了半年，到了第二年夏天，便鸦雀无声了，大汉奸周佛海等仍逍遥法外。其时，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各文化团体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蒋介石姑息养奸的行为。如上海《文汇报》便曾刊登《周佛海怎么样了》的“读者投书”，指出：“试问罪大恶极如周佛海者，为什么至今没有发落？而且像他那样的人，难道真的还要调查犯罪证据？……如果周佛海不立即明正典刑，那么中国根本无汉奸，中国根本无叛逆，我们要为‘沦陷区’同胞大哭。”
蒋介石虽然有意袒护周佛海，但他也知道，这种做法，理亏在己，再这样下去，无法向民众交待。慑于舆论压力，蒋介石经一番踌躇之后，终于下令军统局将周佛海等逮捕，送交南京高等法院审判。
1946年9月16日，在陈公博被枪决三个月之后，国民党当局派专机将周佛海、丁默邨等人由重庆押送来南京，羁押在宁海路23号军统局看守所。
1946年9月20日开始，最高法院对周佛海进行了审讯，周佛海被推上了历史审判台。
10月7日，最高法院在南京夫子庙开庭审理周佛海案。最高法院院长金世鼎和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绳祖亲自审理周案。
周佛海请了三位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大律师为其辩护。法庭上，周对自己策划投敌的阴谋活动，矢口否认，不认为自己在汪伪政府任职，是卖国的汉奸行为。对其在汪伪政府中的活动，也是轻描淡写，遮遮掩掩。而对自己如何找老蒋“自首”，如何效命重庆，却不厌其烦，叙述得十分详细。他还拿出戴笠写给他的亲笔信为据，表明自己是为重庆做事的。
蒋介石最怕别人指责他在抗战时期与汉奸暗中往来，周的所作所为，正好犯了蒋的忌讳。
11月7日，最高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
周佛海不服判决，提出申诉。声称他当年曾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最高法院驳回申诉，核准原判。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再一次呈请高院再审，经审判长、推事商裁，又一次驳回了杨要求再审的申请。
此际，周佛海及其妻杨淑慧始发觉事态严重乃紧急采取两项措施应急：一、急请名律师戴修缵及杨嘉麟写好向最高法院声请覆判诉状，以周妻名义立即呈递，除提具周某迭向“国府”请准自首之证据外，并历述其秘密供应“国府”情报及协助“国军”之事实，要求复判。二、周妻为救夫，病急乱投医，经人介绍，与一保密机关长官内眷见面，并送去黄金一百五十大条，言明钱到刑除。
不料公私双管齐下结果，依然无济于事，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于1947年1月20日宣示的判决书中，依然核准了原判的死刑。另一方面，周妻私下图以买命的一千五百两黄金，也是被人讹诈，毫无效用。
所有的法律程序都已进行完毕，周佛海要想活命，只有蒋介石的特赦令才能救他。
这幕闹剧演至翌年2月23日，蒋介石致电司法部，命令对周佛海进行改判。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1947年3月27日，周佛海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收押在老虎桥监狱。
周佛海死里逃生，不禁感慨万千。在狱中，他赋诗一首：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
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
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情仍故吾；
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从这首诗里，我们不难看出，周虽然被改判无期徒刑，但心仍不死，希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继续为蒋介石卖命。
关于周佛海最终能获得蒋介石的特赦，历来有三种说法：
一说，陈布雷是周佛海的旧友，杨淑慧找到陈布雷，请陈设法安排她径自拜谒蒋介石，哀恳蒋氏以国家元首身份，使用约法（当时的“宪法”）赋予的特权，对周加以“特赦”或减刑。
陈布雷一生虽行事守分守法，可是他看重旧情，对当年相交至深、朝夕相处的首席助手周佛海，无论如何不能置身事外，见死不救，乃乘蒋介石在召见他时，破例向蒋请求。而蒋念及周佛海当年扈从之勤与战后助守京沪之功，也不能全然无动于衷。于是在陈布雷安排下，于1947年2月某日，周妻乃得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陪同，前往南京黄埔路官邸晋谒蒋介石。
杨淑慧一见到蒋介石，就长跪在地，抽泣不止，一句话也不说。
蒋介石皱着眉头，看着跪在地上的杨淑慧，思索良久，便以低缓的语调对杨说：“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再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
杨得到蒋的许诺，趴在地上又磕了三个挚诚的感激的头，含着眼泪随毛人凤出了官邸。
二说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帮的大忙。陈果夫、陈立夫与周佛海都是旧日的同事和朋友，私交笃厚。二陈找到蒋介石，以周佛海抗战胜利前后，能按政府计划暗中布置军事，使国府得以完璧收回上海，顺利还都，不无微功，请蒋准予减刑或缓刑，蒋被二陈说动了。
还有一种说法：周妻杨淑慧放出风声，态度强硬，称：“如老蒋出尔反尔，执意要判佛海死刑，我就叫他声名狼藉！抗战期间，委员长曾给过佛海几次手谕，我都拍成了照片，存放在香港一家外国银行保险箱内。如佛海被执行，我就将它在报章上公布，让天下人看看，自诩为抗战领袖的蒋某人是如何勾结汉奸的！”
蒋闻知，为不使自己“领袖人格”受损，便下了对周死刑改判的特赦令。
七
周佛海被改判为无期徒刑之后才略微喘了一口气，心脏病却复发且日益严重，并引起多种并发症。因在狱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照顾，周佛海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情绪也一天比一天坏。
杨淑慧为了让周佛海保外就医，曾请大律师章士钊给司法部部长谢冠生写信，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周佛海保外就医。
谢冠生看过章士钊的信，断然拒绝道：“我这个司法部长是有权批准犯人保外就医，但周佛海这个案子太特殊，我没有这个胆子。”
周佛海的病情日益严重，杨淑慧请求监狱长改善周在监狱内的生活条件。经杨淑慧再三请求，监狱长同意撤去了看守监视，由杨淑慧在外面雇请护理人员进来，进行24小时看护。
这时，周佛海已病入膏肓，全身肌肉销尽，形销骨立。
周佛海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将近一年。他在死前一两个月变得不能睡，不能坐，只好将被褥高高叠起，伏在上面日夜喘息、呻吟，特别是最后38天，更是不断惨呼嚎叫，痛苦万状。有人说这就是天谴，活着比绑赴法场一枪毙命还要难过痛苦。
1948年2月28日，这天是正月初五，周佛海口鼻流血不止，一阵哀嚎过后，油尽灯灭，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他反复无常的罪恶的一生，时年51岁。
周佛海死后，他的尸体停放在南京新街口万国殡仪馆，杨淑慧用她珍藏了多年的一口贵重的楠木棺材为周装殓。
1948年清明。杨淑慧带着儿子周幼海等亲属和几名周佛海过去的贴身副官，将周佛海的棺木运到南京汤山永安公墓，在半山腰的一块空地方，找到了一个穴位，将周佛海草草地埋葬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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