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庚
四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在汪伪政权中,除汪精卫外,周佛海是最有实权的人物。周虽任行政院副院长,坐的是第三把交椅,职位不如陈公博,但实权却不在陈之下。他不仅身兼财政部长,掌握财政经济大权,而且还兼警政部长,直接掌握着汪伪政权的特务、警察机构。
周佛海作为汪精卫的全权代表,积极参与汪逆与日寇的勾结,比较重大的对日交涉活动,也多由他负责。周佛海不仅深得汪精卫的信赖,也得到了日本人的宠信,日本天皇授予周佛海一等旭日大绶章。
周佛海手中还掌握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税警总团,多次与新四军作战,镇压当地的抗日运动。
此时,周佛海在汪伪政府中身兼数职,踌躇满志,好不得意。他在1940年3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此一世也!”
周佛海此人精于政治投机。他已在汪伪中央政府中担任要职,但他还想脚踩两条船,随时作向重庆输诚的准备。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接下来,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逐渐发生变化。
周佛海曾私下对人说,他有两个没有预料到:一个是万万没料到日军在占领武汉之后,会停止进攻;二是万万没料到日本会向英美开战。
周佛海为人奸狡滑头,最能看风使舵。眼看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进攻已成强弩之末。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他决定向重庆靠拢。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病逝。汪死后,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伪行政院长便由周佛海接任。作为伪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周佛海先是给戴笠写信,表示要将功赎罪,为军统效力。接着又派人秘密到重庆,向蒋介石“自首”,说他当初逃离重庆时,未向蒋请示,是受了汪精卫的欺骗,是对蒋的背叛,为此心中时常不安,请蒋宽大为怀,他愿粉身碎骨,报效党国,效忠蒋介石。
新四军在华东的发展壮大,正使蒋介石感到头疼,看到周佛海的自首信后,他喜上眉梢,马上打电话把戴笠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周佛海现在向我们自首,我准备接受他的自首,要他戴罪立功。我想,命令周佛海利用一切机会遏制新四军的发展,同时抢占东南沿海地区,为日军投降接收做准备。你看怎么样?”
戴笠马上回答说:“委员长英明,我立即命令上海的工作人员,向周佛海交待任务。”
此后,周佛海就按照重庆方面的命令,开始大肆破坏沦陷区的中共地下组织,组织伪军,进攻我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对新四军苏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在陈公博宣布南京伪国民政府解散的当天晚上,周佛海便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声言效忠蒋介石,气得他的老搭挡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
果然,8月20日,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国民党对上海的接收。蒋还通过戴笠命令周佛海指挥上海、杭州一带的伪军“维持治安”,全力阻止新四军收复失地。
接到戴笠电令后,周佛海开始神气起来,他先是通过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接着又以上海市行动总队的名义发布布告。周佛海还致电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中央,绝不让其落入共产党之手。一夜之间,周佛海摇身一变,由卖国权奸,变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为“保卫大上海”,为蒋介石重返江浙作出贡献。
不过,周佛海自以为得计,但高兴得太早了,他毕竟早已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抗战胜利后,国民要求惩办汉奸的怒潮席卷全国。周佛海投敌当汉奸那是不争的事实,全国人民对蒋介石包庇、重用汉奸的做法表示抗议,要求严惩大汉奸周佛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内的不少有识之士,也推波助澜,纷纷上书蒋介石,要求对周佛海等卖国巨奸严惩不贷。
在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周佛海的处置,他命令戴笠将周佛海等“邀赴重庆暂避风头”。
1945年9月30日晨,戴笠的专用飞机从上海江湾军用机场秘密起飞,机上坐着才当了40天“行动总队总队长” 的周佛海,还有丁默邨、罗君强等大汉奸,戴笠随机陪同。
中午11时半左右,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随后,周佛海等人被秘密安排住进了白公馆。从此,周佛海便被软禁在白公馆,以后又被转移到当年美军顾问梅乐斯的寓所。
是时,周佛海曾以亲笔悔罪书托人呈送蒋介石,言道:“此次回渝,似堕落子弟回家,实无颜以见家长,辱承钧座宽大为怀,特予爱护,虽粉身碎骨,亦无以报宏恩于万一。”在悔罪书中,周并恳求,如果当局爱惜,不加诛戮,他当长期幽居深山密谷,将8年亲身经历形诸笔墨,以警戒后人。蒋介石当时虽无明确表示,但周佛海自以为有功于政府,又因为戴笠曾向周允诺过,一定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周佛海一直把戴笠当作自己的保护人,心想只要有他在蒋面前斡旋,老蒋对自己是不会怎么样的。
哪知此后不久,戴笠因飞机失事,命归黄泉,周的美梦便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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