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
刘少奇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却与毛泽东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搞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刘少奇本来是与毛泽东看法一致的。特别是在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上，刘少奇十分赞成毛泽东的观点。而且，刘少奇在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问题时，也与毛泽东看法一致。但本来拥护毛泽东观点的刘少奇后来却与毛泽东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是从刘少奇提出要修改中央通过的文件引起的。
1963年到1964年这段时间，无论是处在中央工作第二线的毛泽东，还是处在中央工作第一线的刘少奇，都十分重视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处在第一线的刘少奇，这时特别注重强调干部下去蹲点调查。他派他夫人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经过蹲点调查后，搞出了一个经验材料。刘少奇看后，认为很好。当时，刘少奇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根据中央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新经验，中央已通过的文件中一些提法看来不准确，应当对文件进行修改。他向中央提出了这一意见。1964年6月17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刘少奇的这一意见，决定修改中央文件。这次会后刘少奇下去视察。7月底，刘少奇回北京后根据他了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新经验，讲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追根”的新观点。8月1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只采用过去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应该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刘少奇还公开讲：已经通过的中央文件是有缺点的，缺点主要是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对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讲得不够，工作队的任务等问题也讲得不清楚。刘少奇的这个讲话，得到了中央和地方 许多干部的赞同。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刘少奇亲自负责修改文件。同时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毛泽东也同意这个意见。刘少奇还提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参加修改文件的工作。这一切定下来之后，刘少奇就南下广州主持修改文件去了。田家英在去广州之前的8月4日向毛泽东请示如何修改文件，毛泽东谈了两点意见：一是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二是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毛泽东提出这两条意见，实际上已经表示出了对刘少奇8月1日讲话的不同意和不满意的情绪。
刘少奇在广州主持修改文件，并未忘记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工作。8月6日，刘少奇从广州给毛泽东写信，向毛泽东提出：改变原先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以县委为主的办法，采取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这实际上表明，刘少奇还是坚持他在8月1日讲话中所提出的观点，并且对一些县委一级的领导班子也不十分信任了。他提出，县委对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以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18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复信，表示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
到8月17日，文件的修改工作基本完成，写出了一个“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中，主要是加进了刘少奇在这段时间以来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19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央，提出把这个草案发给各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并请毛泽东和中央审核。
一开始，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搞出来的这个“修正草案”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倒是“修正草案”发到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时，有些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就这个文件征求一些地方领导同志意见时，有的地方领导同志提出：现在，我们已经在搞社会主义教育时铺开了很多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贫下中农不满意。毛泽东说，文件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下发了，你们又提意见，怎么办？有的地方领导干部提出：是否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议。毛泽东接受了这一意见。他当场给邓小平打电话，告诉他，“修正草案”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接到北京来开会，重议“修正草案”。但毛泽东随后又表示，他是同意刘少奇的意见的。毛泽东还打电话给正在昆明的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刘少奇回北京后，于8月29日至9月1日主持召开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意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大多数拥护刘少奇的意见。8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表态说，有分歧，不一致，但不是路线斗争，不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问题。只是个部署问题、方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但毛泽东同时提出疑问说，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毛泽东说的这些话，实际上表示了他对刘少奇派很多工作队下去的做法是不同意的。但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和毛泽东都同意把“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向全党下发。此后，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出现了这样一个特点：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团）的责任加强了，工作队（团）包揽了县的各级组织，并提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到1964年底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搞了一段时间了，毛泽东、刘少奇都认为应该对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再做一次总结了。于是，中央决定，在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的分歧公开化了。
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就各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讲了话。刘少奇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刘少奇说，现在，有些地方提出农村新兴富裕阶层问题，有些地方则提出新资产阶级分子问题，农村里是不是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词，还是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毛泽东说，农民不懂得什么叫资产阶级，还是叫贪污盗窃分子，他懂得。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强，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毛泽东说，“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毛泽东说这个话，实际上是表示对刘少奇前一段时间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做法的不满。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有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个普遍性问题。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几亿人口，那些人总共才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刘少奇提出要不要对农民自己报上来的隐瞒土地增加征购？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五年以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从毛泽东、刘少奇的一对一答中，已经感觉到二人之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上是存在意见分歧的。
12月2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让刘少奇先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就他自己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谈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都涉及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刘少奇先提出了农村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是不是这样提呢？农村是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泽东显然不赞成刘少奇的看法，他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已经搞臭了一次了，至于那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毛泽东说这个话，实际上是认为，农村主要矛盾是广大群众与少数坏干部（当权派）的矛盾。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毛泽东还提出，不要管下层，只提党、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他还提出，过去那个“四清”，只是经济，现在，要改一改，改为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刘少奇提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毛泽东对此没有表示赞成意见，他读了杜甫的一首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然后说，就是要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搞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抓住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刘少奇则再次强调：“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矛盾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刘少奇回答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刘少奇解释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毛泽东听后，再没有说话。但二人之间的分歧，已经在全党公开化了。
此后，毛泽东多次对刘少奇表示不满。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他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时，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尾巴，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他还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提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毛泽东的话，让听到的人感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已经很大了。大家都感到心情沉重。1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全体会议。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毛泽东又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甚至拿出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笔者注），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违背了党章和宪法。尽管毛泽东没有点名，但参加会议的人都明白，毛泽东这是指刘少奇。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一次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毛泽东说，集中1.5万人搞一个小县，光学习文件就40天，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一个县28万人口，下去1.5万人，还说人少了，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28万人。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开会，毛泽东又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说，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上决定，制定一个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题目定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份文件在会议期间就写出了草稿，然后结合会议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经过充实，拿出了初稿。初稿原有17条，后经补充，扩为23条，这份文件就简称“二十三条”。
在毛泽东多次批评刘少奇的情况下，刘少奇于1月13日下午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参加。刘少奇在会上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的态度，使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也找到刘少奇相劝，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了朱、贺的意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刘少奇的分歧，算是在表面上平静下来了。1月14日，在讨论通过“二十三条”之后，毛泽东表示：“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教育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二十三条”的通过，实际上否定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观点，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观点，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的一个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三条”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导思想。而在中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表是谁呢？毛泽东心中明确认定是刘少奇。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从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良好愿望出发，都热心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试图通过搞社会主义教育，探索出一条在中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修防修的有效途径。但不幸的是，两人却在指导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发生了重大意见分歧。更不幸的是，毛泽东由此认定：在中央的修正主义代表，即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是刘少奇，他更坚定了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再搞社会主义教育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搞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化大革命”爆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随之划上了句号。
来源：《世纪风采》2015年第九期
推荐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