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紫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向来是超群出众和发挥神威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凸现得尤为显著。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联合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发展对内、对外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这方面，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就留下了感人的故事，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朱德：回赠教士《什么是法西斯主义》，送给史迪威抗日相册
抗日战争时期，大力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国教会组织、外国传教士也明确采取了团结和争取其为中国抗战服务的政策。许多有机会接触外国传教士的中共领导人更是身体力行，主动与传教士交往，从中寻找朋友，合作抗日，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朱德即是典范。他不仅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增进传教士和八路军的相互了解，而且还鼓励传教士为八路军服务、争取传教士为八路军捐助物资。
1937年底，美国军人卡尔逊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山西洪洞访问了在当地传教的英国教士特鲁丁格夫妇。特鲁丁格深明事理，待人热忱，在华传教已40年。当谈到八路军时，他说，几个月前，八路军来这里抗击日寇，从老百姓和伤兵的口中，他和教友听说八路军打仗勇敢，战术机动灵活；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救死扶伤，对放下武器的敌人亦不虐待。他听了这些以后，感到很惊异。因为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听说中国军队这样做过。八路军总部移驻洪洞时，特鲁丁格结识了朱德，朱德向他耐心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抗日政策。特鲁丁格看到八路军伤兵医院条件很差，便热心捐赠了一些钱和药物给医院。他还把自己唯一一本《新约全书》送给朱德，并打算派出圣经班的教士到八路军中传教。
针对特鲁丁格的想法，朱德写了一封感谢信给他，说明八路军并不需要宗教，并回赠了特鲁丁格一本《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读了这本书，特鲁丁格懂得了许多东西。多年来，他笃信只有基督教才教人以怜悯之心，同情弱者，照顾伤者，对人温柔、体贴、容忍、博爱。可是他看到，八路军也同样同情穷人，无偿为群众治病，爱护伤病员，对老百姓温和、善良、耐心，而且还教导、保护人民。在战斗中，对敌人却是个无情、严峻的斗士，对残害百姓的人毫不留情地加以惩罚，这恰恰是基督教所不能做到的。从此以后，这位老教士经常低声祷告，祈求上帝大发慈悲，摧毁那些轰炸中国百姓、使中国百姓蒙受苦难的日本飞机，带来世界安宁；祈求保佑八路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让他们高瞻远瞩，把人民带向胜利和独立。他们还为八路军祷告，祈求伤病员能得到药品，祈求八路军战士在战斗中勇敢、机智等。
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少外国传教士不囿于传经布道、普度众生，而是主持正义、除暴安良，这种精神十分可贵。而他们能做到这点，同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正确的统战政策是分不开的。作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朱德，以他的慈祥、宽厚、善良、纯朴等完美的人格魅力感召了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许多外国友人投身于中国抗战。美国军人卡尔逊于抗日战争初期去华北八路军考察时结识了朱德。他返回后，在与朋友谈到对八路军领导人的印象时，曾经感叹地说：“以前我只见过一位真正身体力行的基督教徒，就是我父亲，他是公理会牧师。朱德应当算第二个。”当朋友提醒卡尔逊说朱德不信教时，卡尔逊说：“我指的不是那些只会唱赞美歌、谢主恩的基督教，我指的是那些献身于解放以及保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人——他并不自私自利，抓钱抓权，他力行的是兄弟之爱！”
朱德与美国将军史迪威的友谊令人动容，从中彰显了朱德的国际统战情怀。1942年3月，时年59岁的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受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3月6日，身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美国援华物资监督、滇缅公路监理官等多重身份，史迪威来到了重庆，开启了他在中国战场的征途。在中国的日子里，史迪威通过自己的独立观察，对中国共产党逐步了解并渐渐支持。他摒弃了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见，公正、客观地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不可取代的地位。他在笔记中写道：“他们的情报工作、组织机构和战术都很出色。他们不要城市，而满足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
1943年11月7日，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抵达重庆，史迪威努力说服赫尔利，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不应将共产党排斥在外。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想办法把武器交给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他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第十八集团军（红军）是能发挥作用的，对这一点不能有半点误解。他们可以调到不会与中央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地方去执行任务。”他给马歇尔的信中说，蒋介石应该和共产党达成包括得到武器装备在内的协议，让八路军在山西参加战斗。在他的努力下，不久，罗斯福总统在一份发给国民党的“态度非常强硬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应把共产党纳入美国政府对华援助的范围。
1944年1月，史迪威同意政治顾问约翰·谢伟思关于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的报告，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谈判，要求派观察组到中共抗日根据地进行合作。当年七八月间，在史迪威的努力倡导下，蒋介石被迫同意美方派出以包瑞德为首长的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视察。随即，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对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朱德同毛泽东、周恩来一道热情欢迎并接见了他们，朱德还多次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的抗战情况。美军观察组离开延安后，向史迪威作了一个汇报。
史迪威由此更加清楚地了解和认识到，中共是“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是“现今中国起作用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史迪威断定，积极为变革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最有可能让美国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包瑞德在同美国记者谈到同朱德会见的情形时也称赞到，他所见到的朱德将军，同一张口就向美国索要飞机、坦克的国民党将军们截然不同，朱德将军始终强调的是依靠人民的力量。
史迪威听到这些话非常激动，不止一次地表示要见见这位朴素真诚的八路军总司令。此后，史迪威更加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努力敦促美国政府与中共合作，“应当反对中国的中央政府，而更多地信任在延安的更有效率的中国共产党人”。
就这样，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积极支援中国抗战，然而，终因他主张动员中国的一切力量抗击日本、反对蒋介石消极避战而与蒋介石发生矛盾，最后的结果却是黯然回国——抛开性格、谋略等方面的矛盾不说，史迪威的亲共，也让他和蒋介石冲突不断。在蒋介石的一再坚决要求下，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罗斯福总统的召回令，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军旅生涯。在此之后，他再也没能踏上过中国的土地。
离开中国之前，史迪威留下了两封告别信，一封给陈纳德，另一封给朱德。他在写给朱德的告别信中，对他无法与朱德及其创建的杰出军队建立联系表示遗憾。他在信中说：“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
收到此信后，朱德在史迪威离华前将自己保存的一本反映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的珍贵相册，托人赠送给史迪威留作纪念。朱德在相册首页上题写着：“敬赠史迪威将军，朱德。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相册首页照片拍的虽然是毛泽东、朱德，但远景正好是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尽管史迪威曾以没能和朱德并肩作战为人生一大遗憾，但是至少通过这本相册，两位名将传达了彼此之间惺惺相惜的情谊。
1946年10月12日，63岁的史迪威因患胃癌，在旧金山逝世。
朱德得知这一噩耗，随即向史迪威夫人发去一封唁电：
史迪威夫人：
谨为史迪威将军的死致哀！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但使美国丧失一个伟大的名将，并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着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意终将实现。
对你及你的家庭谨致悼唁。
朱 德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
数日后的1946年10月17日，《新华日报》还专门刊载了朱德的这封电报内容，以示悼念。
史迪威与朱德的友谊并未因两人的相继过世而中断，史迪威对中国人民的情谊后来由他的儿孙辈传承下来。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他的两位女儿史文思与鸣文森受中国友谊协会的邀请赴中国访问。她们见到了宋庆龄、康克清、王炳南、黄华等许多知名人士。
1987年7月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见厅里气氛热烈。这一天，是朱德逝世11周年的忌日。他的遗孀、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与前来中国友好访问的史迪威将军的后裔代表团相聚在一起，共叙友情。而那本抗战期间朱德赠予史迪威的相册，也于30多年后的这天，由史迪威的女儿们回赠给了康克清。
在会见中，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史文思深情地对康克清说，她的父亲在去世前的几个月时曾对她讲：“我真想扔掉手中的铁锨，到那边去找朱德，扛起来福枪，和他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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