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翻修方案
天安门重建工程原定的工期，比实际施工时间要早一年多。
1968年3月，为保证当年“五一”使用天安门城楼的安全，来自北京市建委、房管局、房修一公司、房修二公司、建筑设计院等单位的14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干部和老工人，组成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对天安门城楼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认真、最详细的一次大“体检”。
这一检查不要紧，工作人员很快发现，城楼木结构的损坏程度简直大大超过预想。除了孙永林等人发现的劣质杨木问题，留存下来的档案资料还显示：支撑整个城楼的大柱子已有2根糟朽；屋顶的8根五架梁已有6根断裂，三架梁也有1根断裂……
当时，约有十几张城楼现场拍摄的照片连同检查报告一起被送到了中央。机缘巧合，闫树军收藏了其中的一张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城楼梁柱断裂以及被铁箍加固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上的梁柱还写有“弹洞20公分”的字样。闫树军说，其实在1952年修缮天安门时，就在城楼西边木梁上发现了三发没有爆炸的炮弹，弹壳上还隐约可见英文字母，这次检修发现的弹洞，与之前的三发炮弹，都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留下的痕迹。
显然，在战火、地震以及岁月的侵蚀下，天安门已经“伤痕累累”。检查小组当即提出，1968年“五一”“十一”前先临时予以加固，国庆节后开工翻修天安门。
至此，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正式被提上日程。
和翻修建议一起提出的，还有天安门翻修的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保持原有古建体形，保留红色旧城台，全部使用木材对城楼进行彻底翻修，并对个别木构件进行加固；第二种是保留红色旧城台，拆掉现有城楼，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第三种则是将城楼和城台都拆掉，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并在城台内部增设人防空间。
其实，无论按照哪个方案，天安门城楼的“翻修”都已经近乎“重建”。孙永林的回忆文章中就提到，1968年下半年，“由于旧天安门城楼存在着很多问题和隐患，中央把翻修工程确定为重建工程。”
那么，三种方案到底采用哪一个？闫树军介绍说，在当年“备战备荒”的氛围下，第三种方案“增设人防空间”的设计，一度吸引了决策者，但考虑到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钱少以及局部容易加固或修缮等因素，检查小组集体倾向于第一种方案，该方案唯一的缺点是防火性能差。
1968年5月15日，北京市革委会正式向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报送了《关于翻修天安门城楼的请示报告》，同时抄报给国家计委和建委。报告中明确“拟采用木结构进行翻修的方案”，即第一种方案。
报告还提出了相当乐观的详细施工计划：1968年5月至9月，预制柱、枋、斗拱、门窗及琉璃瓦件和其他施工准备工作；1968年国庆节后立即动工，拆除旧城楼、清理场地，11月至1969年4月，苫背挂瓦，“五一”节前拆除施工架并做好南面门脸的油漆彩画，争取不影响“五一”节使用；1969年5月至9月，做好内部及两山后檐的油漆彩画，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前全部竣工。
工作人员没想到，计划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前竣工的工程，直到大庆后两个月才真正开始动工。
为了赶进度，1968年5月，北京市几乎迅速开始着手重建工程的各项准备工作。
天安门重建仅琉璃瓦就需要10多万件，共46种规格，烧制需要七个月，为此，报送请示报告的当月月底，北京市就与门头沟琉璃瓦厂签订了生产协议。两个月后，城楼重建所需的梁、枋、檩等木材原料，陆续从上海运至北京的木材加工厂。
到了1968年8月2日，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工交城建组致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的《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列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报告》中，对工程进展还是很满意的，“目前设计方案已经作出，主要木材已基本备齐，斗拱已预制一半，琉璃瓦件已开始加工，施工力量也做了安排，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
不久，正在天坛主持祈年殿翻建施工的孙永林接到了紧急通知，让他立即移交手中的工作，去中山公园兰花厅报到，参与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孙永林这样回忆：“（1968年8月）28日有关领导传达了周总理关于修建天安门的指示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当时组建了修建天安门城楼的领导小组，由市建筑设计院、市测量队、房修二公司古建处派员，组成普查实测小组专门负责天安门翻修工程的技术，我出任该组组长。”
今年已80岁高龄的北京建工五建集团退休职工杨贺林，则是在1968年9月被要求去天安门参与重建准备工作的。他的任务是在天安门翻修工程正式动工前，搭建一个能够把天安门城楼围起来的大席棚。杨贺林没想到，席棚怎么搭还没研究出一点儿眉目，自己就被借调到天安门管理处，做起了国庆前的例行准备工作。后来，他才得知，已筹备了5个月的天安门重建工程推迟了。
重建工程不得不推迟的原因，是13根大柱。
天安门城楼共需60根柱子，每根长度都要达到12米才能将整个木结构的城楼支撑起来。柱子最粗的直径1米多，最小的也有0.6米，每根12米长，重7吨以上，一辆15吨卡车只能拉一根柱子。
其中，13根大柱一直无法到位。这些大柱的底部直径有93厘米，上部直径是84厘米。这还是成品，原木的直径至少要1米多。这样大规格的木料，当时国内不生产，必须从国外进口。
“本来大家还希望外贸部能与国外联系解决，但谁也没想到国外回复说，这13根木料当年解决不了。”杨贺林回忆说，这就彻底断绝了1968年开工重建的可能性，“国外的木材坐船到中国就得3个月，到了还得烘干木材、做防腐处理，根本来不及。”
重建工程陷入了困境。在1968年9月22日指挥部办公室致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组长杜春永的紧急报告上，可以看到杜春永焦虑的批示：“时间的确很紧。如抓紧还可施工，如再抓不紧，只好推迟到20大庆以后干了。”
可惜，缺乏关键部件的原料，工作人员再着急也无可奈何。国庆节后的10月11日，《关于推迟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的报告》被报送至中央，重建工程正式被推迟至1969年国庆节后，不过，相关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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