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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天安门【4】

2016年04月06日07:51   来源:北京日报

1970年国庆,彩车通过天安门广场。(北京日报图片库)

天安门重建后琉璃瓦上的向日葵图案,一直保留至今。

1970年5月天安门城楼重建竣工后,部分设计人员与大木作师傅留影。

到1969年天安门重建工程正式开始,杨贺林就和其他工人师傅一起,吃住在天安门旁边的中山公园。他回忆,当时所有施工人员的待遇跟平时一样,被褥铺盖都是从自家带的,但是,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涨,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满脑子就是搭席棚。

最后,他们用数根杉篙(杉树的树干砍去枝叶制成细而长的杆子)绑在一起,层层连接,终于,12月14日晚上,一件用杉篙和苇席“缝制”成的“大袍”,顺利地“罩”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以前搭席棚基本只用杉篙和苇席,这一次为了打牢席棚的“根基”,光是用来稳固底座的3吨重的钢锭,就用掉了20多块。

第二天,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正式开始了。不过,此时的席棚顶部还是敞开的。一些资料中所说的棚内“温暖如春”,其实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杨贺林说,12月15日动工前,只是搭成了席棚的四面“墙”,并没有封顶,“那会儿还没有水泥活儿,不怕冻,席棚主要是为了挡风。”直到城楼的木结构基本搭建完成后、泥瓦工上阵前,架子工才开始“飞檐走壁”,冒着大雪封顶。席棚四周铺设起了工人自己焊接的取暖管,停止开放的中山公园内则临时建起一座锅炉房,上下水管道直通城楼……这时,大棚才变成了暖意浓浓的“暖棚”。这是后话。

“暖棚”搭好了,杨贺林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他要留在工地随时观察席棚的情况并排除安全隐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天夜里刮大风,已经在中山公园躺下的杨贺林听到呼呼的北风,顿时觉得席棚够呛,马上起身赶到工地。果然,原本与地面垂直的席棚被风吹得凹进去了50多厘米!他当机立断,指挥工人拿刀子在席棚上划开了几条口子,这就相当于给风“开辟”了几条“通风小道”,又用绳子在杉篙连接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固……忙活了一晚上,看着席棚“直起了腰”,杨贺林才带着工人放心地离开。

拆楼

在杨贺林设计的“亚洲最大棚子”内,木工连的工人们需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是拆除旧城楼。

今天的建筑业中,各种机械设备轮番上阵,拆楼恐怕是最容易的一个环节。但在当年,要“原样不动,尺寸不变”地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门城楼,拆楼就不能只是简单地推倒,而是要在拆除的过程中搞清楚城楼的每个结构细节。

那个年代修建一座完整古建筑的机会太少。许多在古建行业忙活了一生的老师傅,主要的工作也就是修修补补,几乎从未有过参与乃至主持类似大工程的经验。作为负责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木结构施工的大木作,当年才44岁的孙永林面对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又庆幸又发愁:庆幸的是,机会难得;发愁的是,没有人说得清天安门城楼究竟是由多少块木料组成的,只知道城楼上的斗拱、檩、梁互相咬合,上下垒叠,环环紧扣,严丝合缝,如此庞大的木结构中,没有一颗钉子,完全依靠卯榫组合起来。

这么复杂的工艺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施工人员用塔吊先将城楼西南的一个整角吊起来,拉到中山公园水榭北侧,每拆一块木料,就在旁边按原样码好,可拆完了,就是码不出原样。后来,还是一位古建专家说,拆下来的木料虽然次序是对的,但可能有的木料前后左右的方向不对。于是,施工人员又把拆下的每一块木料都按顺序编号,在每一块木料上都写清内、外、上、下、左、右,然后画草图,并请来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钱嗣杰现场拍摄了上千张照片。最后,根据草图和照片把拆卸的木料反反复复按原样码了几遍,才算彻底弄明白。因为城楼是完全对称的,搞明白了一个角的内在结构,整个楼就不难明白了。

真正动手拆除旧城楼就很顺利了。参与天安门城楼重建绘图测绘的设计师孙仁先,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1969年12月底,“整个城楼已基本拆完,只剩下一根立柱孤零零地矗立着。”当时,为了更准确地得到天安门城楼的有关数据,他特意登上与天安门城楼构造几乎完全一致的端门城楼,在古建老师傅的帮助下,对重要部件细心查看,逐一实测。

而在负责拆除旧城楼的木工连副连长、北京建工五建集团退休职工叶容溪记忆中,最难忘的却是城楼上拆出的宝盒。

“宝盒就在天安门屋脊上的最中间,我拆到那儿就取下来了,交给了指挥部副主任吴金铁。”叶容溪回忆说,盒子已经烂成一块一块的了,不知道是不是金丝楠木,但里头的元宝记得很清楚,光泽不是那么亮,乍一看还以为是个“铜疙瘩”,“铜疙瘩”旁边还有三四块像石头似的东西。后来,经过专家鉴定,“铜疙瘩”确确实实是个金元宝,而那些石头状的东西,是朱砂和五彩粮。

闫树军告诉记者,根据明清史籍记载,盒子里的东西应该是古代的所谓“镇楼之宝”,里面的金元宝、五彩粮和朱砂,则是古人用来辟邪之物。几个月后,城楼建成时,原来宝盒的位置,被放进了一块汉白玉石,上面竖向刻着“1970年1-3月重建”的字样。这块藏进屋脊内的汉白玉石,也成了新中国重建天安门城楼的一个历史见证。

木料

按照重建工程“建筑材料全部更新”、重建城楼寿命要达到1000年的要求,城楼所需的全部新做的柱、梁等均要用整体木材,且必须使用楠木、柚木、黄柏或者进口色皮等优质木料,所有加工好的木构件都要进行防腐、防虫、防火的化学处理。

在1968年重建天安门的请示报告中,初步估计需要的木材就得2000立方米,实际施工中,这个数字只多不少。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国物资并不富裕,这么多的木料都从哪儿来?

工作人员真是费尽了心思,当时正在拆除的西直门等城楼就一度被重建工程盯上了。他们打算将拆下来的木材“废物利用”,用来修天安门,孙永林、叶容溪还被派去了拆除西直门的现场。没想到,拆到西直门箭楼时,拆出了八百年前元代修建的瓮城城门,只好停工进行考古发掘。等到考古工作者好不容易做完了该做的工作,工作人员才接着拆城楼。结果,拆下来的木料虽有一些上好的金丝楠木,无奈尺寸太小,根本没办法二次利用。

后来施工时,倒是此前东直门拆下来的一些楠木派上了用场,被改做天安门城楼的斗拱和门窗。从天坛调来的黄柏木强度受力好,派做了斗拱大坐斗。

据杨贺林介绍,施工接近尾声时,又发现还差几百根椽子的木料。这时再从国外进口肯定来不及,还好在海南发现了可用的木料。只是,如果按照正常时间运输,起码也得半个月,最后还是通过总参跟海南军区沟通,才临时加急,特批了两列火车,几天之内就把天安门城楼重建所需的最后一批木料运到了北京。

重建所需的大部分木材,还是依靠从非洲进口。这种木材似红木,质坚,颜色为红或黄,遇火不着,只冒烟。做了一辈子木工的孙永林说,从没用过这么好的木料。

进口木料好是好,用起来却很麻烦。

尽管重建工程已经比最初的建议推迟了一年多,但工程时间依然很紧张。一般来说,新木料必须干燥之后,才可以用于建筑,但因为时间短,进口的新木料运到负责木材加工的青年路木材厂时,含水率还基本都是饱和的。据孙永林回忆,做柱子用的大圆木拉进暖和的工棚时,含水量很高的木头慢慢解了冻,很快就变得湿漉漉,甚至还会往外冒水。

这样的木料无法直接利用,最大的问题是没法上漆。漆会把水分锁在木料里,造成内部朽烂。水汽往外蒸发,又会把木材表面的漆顶起鼓包,造成漆皮剥落。疙疙瘩瘩、漆面斑驳的柱子当然不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怎样才能让木料快速降低含水量?有人提出,可以在1米直径的大圆木上,顺着立纹钻一个直径10厘米左右的通眼,以便木料内的水分更快散发出去。说干就干,工作人员开始尝试打眼,可是,一根柱子长12米,打一个眼就得好几天,再等它自然风干,时间进度绝对赶不上工期。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没有干透的木料先加工成柱子,用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这些柱子的外面被穿上一层三合板外衣。三合板与柱子之间留出几厘米的空间,能有空气流动,让柱子慢慢干燥。红彤彤的大漆是刷在三合板上的。

靠着木工和漆工精湛的手艺,三合板做成的大柱表面光洁圆润,和原木一般无二。直到几年后,大柱完全干透了,这些三合板外衣才被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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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丽娜、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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