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没小事儿”
天安门重建不仅仅是一座城楼的重建，有太多工程之外的因素、细节需要细致入微地把握。技术上的难题，这些中国最出色的工匠们都有办法解决，但有些环节，看似细微，却需要中央定夺。
天安门城楼按照原貌重建的原则早已确定，但在细节上，“原貌重建”的分寸要具体分析把握。施工时，有人提出把城楼老檐和小檐下面的木制斗拱改成玻璃钢的，这使指挥部很为难，只好拿着模型去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指示，照原来的木斗拱样式制作。
对于城楼上的大吻和彩画，意见更加激烈。城楼正脊两端的大吻原来是龙的形状，有人认为，古建筑重建就应当按照传统的方式修建，保持原有的龙的装饰。另一种意见则坚持，“仙人走兽”装饰和城楼上的“金龙和玺”彩画都是“四旧”，属于封建内容，天安门既然重建，就应该具有新的革命意义，提出用葵花和延安宝塔等取代龙。
后者的意见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点难以理解，但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却再正常不过。事实上，在1968年的档案文件中，就有天安门城楼正脊两端的制高点“拟采用延安图案”的意见，与延安图案同时提出的，还有“工农兵”“万年青”“井冈山”等备选图形。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只好上报周总理。周总理看完报告后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可以搞龙的嘛”，并在报告上批示：天安门彩画整体用朴素的“西番莲和玺”，勾头等小型琉璃瓦件可用向日葵图案，其余一切照旧。正脊两端制高点上的龙吻这才得以保留至今。不过，“西番莲和玺”彩画和檐头琉璃瓦上的向日葵图案，还是给城楼留下了历史的特殊印记。
其实，在当年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天安门城楼重建过程中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人员组成，都是极其谨慎的。用油工连连长、北京建工五建集团退休职工于祥春的一句话来说，“天安门没小事儿。” 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当时油工连需要用一种叫做“洋绿”的颜料，国产的这种颜料颜色不够漂亮，还容易褪色，于是指挥部就给市里写报告，市里报给中央，马上就通过外贸部跟德国联系，为尽快拿到颜料，外贸部直接派人前去德国，取回了两袋颜料。从打报告开始，也就一个多星期，两三百斤“洋绿”颜料就到了施工现场。
于祥春告诉记者，当时的“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是由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等部门共同组成的，除了五建公司外，参与施工的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北京市房修二公司的一些技术人员，以及为保证施工过程绝对安全的军人。五建公司成立了天安门重建工程现场指挥部，由当时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吕德隆任总指挥，又抽调了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的精兵强将，按照军队编制组织起了木工连、瓦工连、架子工连、油工连、混合连等5个施工连队。他和杨贺林，都是三代贫农出身并且技术精湛，因此才有资格担任油工连和架子工连的连长。而闫树军收藏的《天安门工程人员审查表》显示，就连在中山公园工作的炊事员，也得过“政审关”。
“长高”的新城楼
无论是原料，还是施工条件，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可谓困难重重，然而，自1969年12月15日正式开工，到1970年4月初竣工，重建工程只用了112天。
更难得的是，如此短的施工时间内，重建的天安门城楼不仅完全保留了原有的外形、尺寸和结构布局，而且按照9级抗震能力设防。除重建城楼外，还有东西卷棚和城台加高、女儿墙减薄、标语板更换、电梯安装等附属工程，同时还增设了供电照明、上下水、热力暖气、电话、电视广播、新闻摄影等现代化设施。
熟悉天安门城楼的人们可能会发现，天安门城楼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小耳房，精致小巧，对称于大殿两侧，又与整个城楼融为一体。这两间小耳房实际是电梯间，西侧的电梯安装于1952年，东侧的电梯就是此次重建期间新修建的。
闫树军介绍说，整个工程涉及了全国21个省市的216个部门，施工高峰时期有2700多人同时参与各项建设。现场施工一步紧接一步，一环紧扣一环，速度之快，质量之高，在当时确属罕见。
重建工程竣工后，经国家验收全部合格。不过，验收时发生的一个小插曲，还是让指挥部吓出了一身冷汗。1970年4月，指挥部成立了检查小组，用探雷器检测验收，测到一个斗拱时，探雷器突然鸣叫起来，现场顿时万分紧张：按照设计图，斗拱所在的地方并没有任何金属，难道有人搞破坏？拆开检查才发现，原来是一把木工扁铲被无意中遗留在了里面，真是虚惊一场。
值得一提的是，对天安门重建一知半解的人群中，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说重建后的天安门“长高”了。闫树军解释说，按照测量数据，新城楼的确比旧城楼“长高”了87厘米，但也可以说没有长高。
原来，中国传统建筑都是木结构，整个天安门城楼屋顶的重量都压在梁柱结构上，又经过几百年的风霜雨雪和几次地震，城楼本身已经在积年累月的压迫下变了形，从而使总体高度矮了一些。“这就好像人到了老年，会比年轻时矮几厘米一样。”他说，这次重建，其实是考虑到木结构建筑特有的规律，通过适当加大斗拱斗口的尺寸，将天安门恢复到了几百年前的原始高度。而在不了解内情的普通人看来，就会觉得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似乎“长高”了。
1970年4月11日下午，周总理第一个登上了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视察。于祥春至今记忆犹新，“总理从东马道登上城楼，详细听了工程情况和汇报，然后从西马道下来，还跟我们工人握手，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用这么短的时间，把天安门城楼建得这么好，这在中国古建筑史上确是个创举……’”几个月来一门心思都是把活儿干好的工人们，人人兴奋不已，高兴得直呼“毛主席万岁”。
后来，所有参与施工的人，每人都得到了一份纪念品——一个8开镜框的“重建纪念”，里面嵌着一幅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的彩色照片，下边是毛主席的烫金手书：
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毛泽东 二月四日
不到一个月后，“五一”节，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活动。一直负责城楼安全检查和维修的孙永林等人，多年来吊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而在城楼前欢呼的人群几乎无人知道，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座金碧辉煌、雄伟壮丽的城楼，不仅外表焕然一新，内里也早已脱胎换骨。
十几年后的1984年，天安门城楼再次修缮。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拍板，此次重建绘制的“西番莲和玺”彩画被改回了传统的“金龙和玺”彩画，天安门城楼的彩画恢复了原有的历史风貌。
到了1988年，因为一封市民来信，天安门城楼顺应民意正式对外开放。
时至今日，曾经神秘的天安门城楼，每天接待的游客都络绎不绝。而曾经被视为机密的天安门城楼重建往事，也成了当事人口中一段不同寻常的陈年故事。（记者 杨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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