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银笙
1939年10月党中央为加强党的建设创办《共产党人》杂志，张闻天兼任编辑。
张闻天重视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他任马列学院院长期间，亲自兼任编译部主任。根据他的倡议，延安编译出版了“马恩丛书”。这是其中一部分。
主管宣传和教育工作
1937年1月，党中央和红军进驻延安后，张闻天就把他的精力放在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上来。
说到宣传还得追溯更远些。1928年9月，张闻天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进入苏联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的学习很努力，和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被同学们戏称为“四大教授”。他同吴亮平合译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李敬永翻译、经他校订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当时译的书名如此）都在莫斯科出了中文版。他喜欢理论研究，经常争分夺秒撰写文章和翻译马列著作。
自遵义会议推选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后，他总觉得自己不完全适合领袖地位，主动三次“让贤”：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争取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1938年秋天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仍坚持“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让贤”后，因他兼任中宣部长，宣传和干部教育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1937年4月，《解放》周刊创刊，他任主编。《解放》是中共中央公开发行的政治理论机关刊物。起初为周刊，后为不定期刊。是张闻天投入精力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刊物。到1941年8月终刊共出版134期，发表他的文章24篇。他编写《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是用马列主义观点编写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开创之作。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名著也都是首先在这里发表，随即由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张闻天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及后来的《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长篇论文，再次从敌我双方的力量出发，辩证地阐明了中日战争的持久性。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吸收了他的观点。1939年5月17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宣传部工作时，张闻天报告说: 《解放》的出版是“中宣部最大的工作”，“传播了中央主张”，共办了70余期，发行70余万份，有几处翻印，比过去大革命时期的《向导》更广。此外出版书籍70余种，对全国宣传工作有很大意义。毛泽东赞扬说:“洛甫报告很好。”并认为“理论刊物的编印延安是空前的”。
1939年10月创刊的《共产党人》是按照毛泽东《发刊词》的意图办的一个全国性党内刊物。从1939年10月到1941年8月共出了19期。她传达了中央及中央有关部门党的建设的指示、决议39 篇；传播了建党工作的经验；特别重视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宣传；指导了干部教育工作。主任编辑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回忆说:“我是编辑，负责编辑出版的实际工作。工作人员有陶希晋，后来又有马洪。洛甫是主编，每期稿件编好后，都送他审定。”张闻天撰写了多篇文章，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首先在该刊发表，其中包括了张闻天写的第一章第三节“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张闻天在干部教育方面也倾注了心血，1938年5月5日，延安马列学院正式开学，他兼任院长。学院设在与杨家岭隔河相望的兰家坪，紧邻中宣部和他住的窑洞。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比较正规的攻读马列主义最高学府，3年多时间受过教育的学员八九百人，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1939年他组织了《资本论》学习小组，王首道、吴亮平、艾思奇、邓力群等10多人不论寒暑隔周在他的窑洞花半天时间学习讨论，直到把第一卷的25章全部学完。党的理论建设、干部教育、宣传鼓动、文化工作的方方面面，他尽心尽力，成绩卓著，建树良多，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
1939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议，延安文化界要与外界多加联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应扩大，由张闻天兼书记，并提议出版《中国文化》，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界代表大会。《中国文化》随即在文委书记张闻天领导下，于1940年2月15日，由秘书长兼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艾思奇主编出版。在第1、2期上分别刊出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开头的第一节“中国向何处去”表明:“趁着《中国文化》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接着说: “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茅盾读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两篇讲演后非常钦佩，称他们“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供了精辟的透视与指针”，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一书评价说:毛泽东的文章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奠基之作”，张闻天文章“也同样起到了奠基作用”。张闻天此文精辟地分析了文化的特点，文化人的特点，以及文化统一战线的特点。这些分析也就是随后他为中央起草的《发展文化运动》和《正确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两个党内指示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文化》的编辑指导方针。《中国文化》兼顾为抗战服务和提高学术水平两方面的任务，努力营造一种大胆创作、著述、发展和提高学术水平的空气，令人耳目一新。《中国文化》出版到1941年8月20日第3卷第2、3期合刊后停刊，共出版15期。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198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张闻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泽东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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