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冲
一、事件分析：“对中国的斯科比估计得严重些好”
1945年5月8日，毛泽东在枣园主持召开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在听取与会相关报告以后，毛泽东郑重提出：“对中国的斯科比估计得严重些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8页。）这其实是在借斯科比干涉希腊内政事件，判断国内外局势，警惕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毛泽东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又为什么在中共七大期间才谈到这个问题，而不是在1944 年“斯科比事件”发生之初？这与1944 年前后中共与美国关系的演变有关。
从抗战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了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及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主张中共应与英美（主要是美国）“通力合作”，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1、496、689、727、732页。）美国也在抗日战争中逐渐失望于国民党的抗战能力，并看到了中共的节节胜利。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美苏之间的同盟关系渐趋紧密，这些都使得美国开始调整与中共的关系。到1944年，中共与美国的合作得到不断发展。在双方共同推动下，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造访延安；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也于同年 9月来华调停国共关系，并在11月推动签署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中共在1944年8月发布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强调“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提出以“共同抗日和民主合作”作为建构与美友好合作关系的中心内容，同时还立足长期政策考虑中美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希望快速推进与美外交关系的发展等。（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3—477页。）在这样的形势下，1944年“斯科比事件”发生之初，毛泽东没有立即提出警惕这一问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从1944年底至1945年初，欧洲战场胜局已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日趋明朗，美国逐步放弃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打算。1945年2月，美军驻华司令魏德迈宣布，美国军队奉命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而对中国战场内的任何个人、行动和组织都不予支持；同年4月，赫尔利也在华盛顿宣称，美国政府将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不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随后，“美亚事件案”（“美亚事件案”指的是，1945年6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和纽约，以通共间谍罪逮捕主张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的前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及其他相关五人一事。该事件反映了美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的重大分歧及其激烈争论的表面化，体现了美国走向“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爆发，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向。从这些变化再联系到此前发生的“斯科比事件”，毛泽东判断出之前对谢伟思的“抱怨”——“美国的政策在有了良好开端之后看来又摇摆了”（〔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赵仲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31页。）已经成为现实，并且有可能与之前的“良好开端”渐行渐远。据此，毛泽东开始担心他早在1940年底就提出的“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虽然该假定当时并未立即化为现实，但也说明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共与美国关系走向的忧虑。对历史的省思与对现实的考量，使毛泽东愈加警惕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情况的出现，最终作出“对中国的斯科比估计得严重些好”的判断。
由此可以理解，尽管七大召开时“斯科比事件”已经过去数月，但它依旧成为了毛泽东论析国内外局势的“即时性”的参照。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七大不仅要在宏观维度“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规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也要就如“科斯比事件”这样有重要寓意的微观典型作出说明，防止其在中国重演。为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郑重提出：当前中国的联合抗战实际存在着两种路线和两个战场，未来中国亦存有光明的和黑暗的两个前途。其中“黑暗的”前途，是源于“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准备“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发动内战而造成的。当前中国的国民党当局尤为“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45页。）。这实际上是在借“斯科比事件”来警示全党和全国人民：国民党政府有可能走希腊反动政府的老路，借助于美国的力量来取消根据地、解除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最终走向独裁政治。基于上述分析判断，针对国内情况，毛泽东提出中共应坚持一条根本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4—105页。）。其中，“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6页。）。因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更是中国“油水”最多的阶级。日本人和蒋介石发动战争都是要刮农民的油水，所以“要注意中国将来会有斯科比老先生来刮油水。在希腊，斯科比就是代表英国刮希腊人民身上的油水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2—123页。）。有鉴于此，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共唯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5页。）的政治路线，才能切实完成坚持团结民主、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三大历史重任，真正防止美国来刮油水。针对国际形势，毛泽东也特别指明：苏联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而对英、美、法等其他几个大国，虽然“要坚决地联合他们；但是他们搞得不对的地方，也要斗一下”，“他们要推出斯科比，那就不行”，“给蒋介石撑腰的那些外国人，他们的脸也不好看，有些装着天官赐福的样子，还是不好看，我们要警觉”。（《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3页。）可见，尽管此时毛泽东仍从维护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团结的高度出发，肯定“现在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有苏联参加的反法西斯阵线的团结，主要是英、美、苏三国的团结”，并认定此种团结是能够“统治一切”的，但也对美国“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603页。）的野心有所防范。所以，毛泽东指出中共当前工作应坚持两个基本要点：一是要继续巩固国内、国际两个统一战线；二是要采取谨慎而又务实的对美政策，“由争取友好合作的战时政策转向以防范为主的战后政策”，借以“防止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防止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防止美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章百家：《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策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
那么，毛泽东的上述判断是不是危言耸听呢？当然不是，因为在抗战胜利后中国“斯科比事件”是确有可能出现的，历史也很快印证了这一点。1945年7月，美国政府曾设计“和平来临时，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完全摆脱牵连；二是援助国民党彻底击毁共产党；三是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确立在中国的权力，尽力避免内战发生”（《中美关系史料汇编》第 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6页。）。对此，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认为：第一种选择“完全无法做到”，因其有悖于美国国家利益；第二种选择是“不太可能实现的”，由于国民党日趋衰败和不得民心，而共产党则又较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第三种选择则是“协助安排一个既可避免内战又可保持国民政府的临时办法”。随着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美国最终采取了“扶蒋反共”政策。所以，当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以后，从太平洋方向蜂拥而来的美军士兵，不仅成为帮助国民党抢占地盘的先遣队，同时也成为打压中共的帮凶。正如一位美军士兵在致美国参议员的信中所言：美军中国之行的根本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蒋介石的利益和镇压中国可能出现的共产党起义，并尽其可能“或直接或间接地迫使共产党屈服”（〔美〕麦克·沙勒：《20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蒋介石也在二战局势逐渐明朗后，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毫不含糊地宣布：“今后之中心工作”和“任务”，是为消灭“国内的敌人”，而靠的就是“以美国援助的武器来对付”。(转引自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基于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明确提出“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35页。）的完整说法。这可以看作“斯科比事件”在中国的另一个政治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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