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冲
三、历史省思：“斯科比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
1945年 8月 11日，毛泽东在其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指示》中指出：中国“斯科比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册，第 608页。）。以此告诫全党，即使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时刻，仍然需要对斯科比性质的事件保持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这个防范于未然的警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七大以后中共对美政策乃至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而且对今天应对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仍有警示意义。
纵观“斯科比事件”发生前后的史实可以发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多次向美方传达善意的告诫，借以寻求建立与美的合作关系，并警示美方切莫干涉中国内政。如 1944年 8月，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就表达了中共的期待：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美进行战时及战后合作，尤其是在军事和经济层面上。“（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给予合作。我们应当合作。”（《1944年 8月 27日的报告》，《亚美文件：中国大变动的线索》，美国国会 1970年，第 787页。)11月 8日，毛泽东在同赫尔利的谈话中也提出：“希望经过赫尔利将军的努力帮助，中国局势能有一个转机”，就是“从破坏团结、破坏战斗力、破坏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不好的方向”上面彻底地转变过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1册，第 601页。）即便赫尔利采取了更倾向于蒋介石的做法，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不忘告诉美方：“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也“希望美方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去做违背中共原则立场之事，即“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1册，第 648页。）及至 12月 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讲话中，仍然将配合美军登陆中国沿海作战、“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作为 1945年“我们唯一的任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1册，第 657页。）在谢伟思回国之前，即 1945年 3至 4月间，毛泽东在与其交谈中再次论及两点：一是如果中国真的爆发内战，希望美国奉行不插手政策，对国共两党中任何一方都应如此；二是表达中共仍愿与美国开展长期合作，哪怕是得不到一枪一弹的援助亦可。（参见〔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 337页。）然而，毛泽东和中共的上述诚意表达，美国方面置若罔闻，在雅尔塔会议之后迅速调整对华政策，进一步强化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将其作为“决不会退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 603页。）的既定方针。
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国际国内局势又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要求和谈，美国则不断介入中国内政和军事，并于 1945年 9月至 11月间与中共发生多起冲突。这些都进一步影响了中共对美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共先是强调对美“极宜谨慎”，坚持“避免与美军冲突”的方针；又提出以“欢迎友好态度”对待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但“如有反我行动”，则速告中央以采取对策；接着，“强硬拒绝”美军登陆，并“采取强硬态度”“压制美军的无理干涉”；最后，则是视美方是否尊重我方利益，决定对其或欢迎合作或拒绝制止。11月 28日，“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的“中立美国”政策终于出台，即“对美采取不挑衅的政策，以减少美国寻隙借口”，但对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应持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批评和坚强的抵抗以反对之”。（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册，第670、707、716、770、826、870页等。） 1946年 6月 14日，美国国务卿向国会提交了《军事援华法案》，选择支持蒋介石政府，露出“东方斯科比”的政治面目。一周以后，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声明中对此进行了严厉谴责，直陈“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314页。），中国人民坚决拒绝、坚决反对。中共与美国关系再一次转向，中国内战也在时年 7月全面爆发。毛泽东感慨地指出：“在党的七大时我们就估计到，在日本投降以后，如果不克服蒋介石的阴谋和中国出斯科比的危险，中国的内战就不可避免。……后来证明七大的估计还是正确的。”（《毛泽东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96页。）
至此，中共对美国和蒋介石“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中共“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的中心问题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34页。）而现实的局势异常复杂，既有美国全力支持下的蒋介石发动的直接战争威胁，又有美苏两国的争夺与对抗，更有国内的惧美之声以及各种错误、模糊的思想认识。为此，从 1946年起，毛泽东通过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及其他系列文章，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和“两大阵营”理论，一方面回答了美国发动反苏战争的可能性及其争夺“中间地带”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区分了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并将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纳入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在具体的对美政策方针上，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中共中央发布对美外交斗争策略指示，强调既要克服不敢斗争的右倾思想，也要克服盲目斗争的“左”倾思想，还要动员全国人民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进入 1949年后，中国内战形势已然明朗，中共对美政策的中心变为防御美国直接干涉与实施“内部破坏”政策。此时，毛泽东一方面提醒全党要做好军事上和思想上的反干预准备，另一方面又强调对外关系的发展“不应急于去解决”（《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55页。）。4月 30日，也就是南京解放一周后，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声明中提出：愿意考虑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此时，中美外交关系似乎又出现了转机。然而，在司徒雷登与中共的接触中，中美双方的巨大分歧、意识形态的鸿沟以及美国不愿立即承认新中国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最终使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表达了鲜明的外交关系立场：“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473、1475页。）可见，经由抗战以来的“中美合作”到“中立美国”，直至新中国“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走了一段曲折而又复杂的历程。而在整个过程之中，“斯科比事件”成为中共审视对美外交政策的重要坐标。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斯科比事件”的论 析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客观而谨慎的。它犹如一面历史的棱镜，在折射出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和中共对美态度、政策和策略重要转向的同时，也映照出美国对华政策乃至中美、中苏之间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斯科比事件”发生距今虽已逾70 载，但其历史镜鉴价值却是历久弥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前苏联经典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4CDJ005）
〔作者许冲，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 5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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