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冲
二、政策应对：“如果发生了，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
既然如此，一旦在中国真正发生“斯科比事件”，中共应该如何具体应对呢？事实上，在长期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战争的历程中，毛泽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统战思想和斗争经验，能够审慎而务实地应对“东方斯科比”的出现。
坚持三条基本原则。即以毛泽东所称的“老子主义”“晋文公主义”和“孔夫子主义”，来应对美国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其中，第一条原则取自《老子》“不为天下先”的思想，就是不打第一枪，采取“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的策略；第二条原则是“退避三舍”，主要借鉴晋文公在城濮之战所运用的政策，既不主动与人相争，但也不惧怕与人相争；第三条原则是“礼尚往来”，取自《礼记》“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的思想，言下之意是，人不犯我则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则我必犯人。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一点：“不打第一枪这个原则我们要谨记，从一个时期来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很有利的。当然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唯有如此，才能妥善应对“东方斯科比”的危险，以及蒋介石政府“搞两面作战”这一招。总而言之，力求规避冲突的出现，但如果事与愿违，“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194—195页。）
采取四项具体措施。其一是对英美等大国发出警告：“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83页。）其二是借助报刊进行揭露批判。1945年 7月 10日、12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了《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的政策的危险》两篇评论，严厉谴责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前一篇评论中，毛泽东郑重指出：赫尔利与蒋介石“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585页。）；在后一篇评论的开头和结尾之处，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地点明：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这是一种“赞助中国反人民势力”、以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册，第587、588页。）其三是暂时中止中共单方面向美军提供的军事合作。先是采取限制美方人员活动范围的防御性举措，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236页。）；后是拒绝美军提出的军事要求，主要包括在解放区建立机场、通讯网，在敌后增加地上救护及气象工作人员，在晋绥增加气象台，以及在南泥湾建立对日侦查电台等，以便“警惕其反动阴谋”、“逼迫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册，第 582页。）；最后是降低中共向美方提供情报的等级，“只能给予少数的一般的敌军情况材料，凡属机密性的情报停止供给”（《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册，第 583页。）。四是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巩固自身实力。中央明确指示：美国的扶蒋抗日反共政策、蒋介石的内战方针都是确定的，“因此，我们除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并派兵建立华南战略根据地外，在大后方，应着重农村武装斗争之积极准备及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册，第 570页。），以便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中进退有据。
要求全党做好充分思想准备。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围绕时局问题阐明：未来“两三年中将是中国情况大变化的关键”，因为“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来了一个‘特殊繁荣’的美国，它现在控制着国民党”，“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0、192页。）对于目前国内外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既要看到光明的和有希望的一面，“但是我们更要准备困难”的局面，特别是真的“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这种情况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如果发生了，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194页。）在斗争中，还需要准备应对一个特别的“困难”，就是“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有些党员就向后转开步走，跑掉了，散掉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5页。）对这些，全党都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无论是“前门是日本人守着，后门是蒋介石守着”，还是美国人立于旁边虎视眈眈，一旦在中国发生“斯科比事件”，都应能够稳妥应对、进退裕如。此外，毛泽东还特别补充说明了一个问题：未来时局，中共有可能是“暂时吃亏，最终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信的“原则”；“此处失败，彼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但“我们总是有路的”；“今天有一些人跑了，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难的人又来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8页。）这些论述揭示了东方“斯科比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实事求是地预计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并指明了“最终胜利”的光明前景，为全党应对东方“科斯比事件”统一了认识，做好了思想准备。
可以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确立的应对中国“斯科比事件”的举措，既坚持了政治上的原则性，又具有策略上的灵活性，为中共应对时局变化以及制定对外政策积累了宝贵经验。
频道精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