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清
1986年4月，陈云书写“闻鸡晨舞剑，借萤夜读书”
陈云常说：“我是搞穿衣吃饭的。”的确，他曾长期主管我国的经济工作，他的经济思想、党建思想、哲学思想独具魅力，为世人所瞩目。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有独具特色的文化思想，有着深深的文化人情怀。
革命队伍里的读书人
陈云勤奋刻苦，喜欢读书，既是革命家，也是读书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读书人。他虽然从小家境贫寒，但却天资聪颖，喜爱读书。从上颜安小学到去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他都是因为读书优秀得到贵人相助，从乡下走向都市，从小我走向职业革命家。
读书伴随着陈云的革命生涯。在延安时，环境相对稳定，他把读书看作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在毛泽东的启发和建议下，再次认真研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他以革命家的风范组织了学习小组，一本一本地读原著，并请人辅导，进行讨论，共同提高。学习小组从1938年至1942年坚持了整整5年。夫人于若木说：他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程度。
读书是陈云的精神支柱。“文革”期间下放到江西“蹲点”，他把可支配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经常废寝忘食。孩子们探望他时，他说得最多的是读书问题。他组织了家庭学习小组，传授读书方法。赋闲期间，他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阅读了《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集》《资本论》《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
陈云是读书人，读书人自然很爱书。除了马列经典著作外，陈云也喜爱中国古籍。晚年时，他推动中国古籍的整理工作。青年时，他就曾特意到江南藏书楼文澜阁，去看那里保存的一部完整的乾隆年间手抄《四库全书》。半个世纪后，1977年5月中旬，他又专程去看这部古籍。看到历经沧桑依旧保存完整的典籍，陈云觉得应该抢救性地找一些老人对它们进行圈点，以利当代年青人学习继承。
1981年四五月份，陈云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老师们给他的要求恢复并扩大招生的信。接信后，他立即派秘书到北大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同时打电话给中华书局，了解古籍整理的相关情况。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陈云提出：“要办好整理古籍这件事，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并编制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组成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提出一个为期3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要适当扩大规模。”9月17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陈云的这些意见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执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读书人笑逐颜开，额手称庆。武汉大学黄焯教授说“要向陈云同志行‘九叩之礼’才可以代表我们的心情”。
既是读书人，那就讲究尊师重教。陈云对在人生关键时刻关心、扶持、培养过自己的老师常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心情。他和部分同学集资为小学校长竖碑纪念。新中国成立后，他虽身居高位，但经常和引荐自己进入商务印书馆的老师畅叙情谊。他的尊师重教体现出了读书人特有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他的女儿过去是小学教师，之后上了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陈云对此不赞成，劝女儿“归队”。女儿毅然回到自己的母校，当了一名普通中学教师，一直干到退休。
陈云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视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具有读书人特有的真诚。1984年9月，当他看到一份高中毕业生很少愿意报考师范院校的材料后，忧虑至深，当即指出要采取措施帮助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解决实际困难，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1993年5月,88岁高龄的他在会见家乡党政负责人时仍不忘殷殷叮嘱:“一定要把教育抓好,今后社会发展要靠教育。”弥留之际，当他从新闻中听到有关单位和个人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即委托身边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5000元，捐给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让儿童失学，应当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读书人坦荡的胸襟。
评弹界的“老听客”陈云出生在丝竹音乐广为流传的江南水乡，盛行于家乡的评弹影响了他的一生。少年陈云听着“戤壁书”，在艺人的娓娓道白和丝弦弹唱中度过艰辛时光。尔后，戎马倥偬，治国理政，评弹声渐渐淡去。再次接触评弹源于养病，陈云说：“1957年、1959年先后两次到南方养病，听听评弹，觉得对养病有好处。本来头脑发胀，听听书就好些，这样又重新听了。”他风趣地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常为他搞录音带的何占春和修录音机的陈继亮是“保健委员”“半个医生”。他听了大量书目，广泛接触艺人，钻研曲艺规律，发表精当意见，被评弹界尊称为“知音”“老听客”。
陈云听评弹非常投入。他习惯背靠沙发，头微微往左倾（因左耳听力好，录音机放在左边），双脚翘在脚蹬上，手里转动着两只核桃，双目微闭，在时而委婉、时而高亢的弹唱中凝神、陶醉，有时双手随着曲子轻轻开合，转动着两只核桃合着节拍；有时眯起双眼，嘴唇微微动着，好像跟着唱词在唱，到曲目精彩处，还会拍掌喝彩。如果在演出现场，节目完毕后，他还要兴致勃勃地同演员们交谈。陈云对评弹有独到的鉴赏力，留下了许多中肯的意见。1983年12出版了经他本人审定的《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收入了他1959年至1983年的部分谈话、文稿和通信40篇。1997年6月出版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增补了有关文稿11篇。全书约8万字。陈云听评弹书目之多，在全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他收藏了700多盘磁带的评弹作品。他钻研之深，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有一年他听了1700多回书，听过的都做了笔记，包括每回书的时间、内容梗概、特点和问题等。正因为这种深入钻研的文化人的工作方法，他提的意见都非常中肯，对评弹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陈云从小听着传统老书长大，他喜欢那种轻松愉快、刻画人物细腻、常常令人捧腹的书目。在新中国成立后整理改造旧书目的工作中，他提出：整旧工作要防止反历史主义的倾向，“好的东西，优秀的传统艺术，千万不能丢掉”。他倾注大量心血整改骨子书《珍珠塔》，从1960年3月至1961年7月，先后8次在谈话或书信中与评弹工作者进行深入交流，最终取得成功，获得观众认可。
陈云虽然喜欢传统老书，但欣赏情趣并不固步僵化，而是与时俱进。听了大量书目后，他常思考一个问题：评弹艺术的发展方向在哪里？他认为出路在现代题材的新书。新书有强盛的生命力，“有三分好就要鼓掌”。他对《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等新书热情支持。1977年6月，他专门跟演员谈《林海雪原》的时代背景和东北剿匪情况。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担任过党和军队的重要职务，立下了赫赫功绩。他从一位亲历者的角度口述历史，语言生动，幽默风趣，引人入胜。这无疑对《林海雪原》的恢复和创新起了重要作用。
在评弹艺术的发展方向上，陈云有着文化人执着而纯洁的理想追求。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和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和众多传统戏曲节目一样，评弹一度出现上座率不佳、演出混乱、经济效益差等实际困难。评弹界忧心忡忡，众说纷纭。陈云听到这种情况后说：“人，还是那些人；书，也还是那些书。‘生意’怎么会不‘灵’了呢？”经过深入的思考和调查，1981年春天，他与时任上海评弹团团长的吴宗锡谈话，提出：“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出人”就是要培养新的文艺界人才；“出书”就是不断推出有价值的优秀的文艺作品；“走正路”就是文艺人和文艺作品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这就是陈云坚守理想主义精神家园的坚强秉性。
陈云与评弹结缘至深。1994年5月，陈云住进北京医院，病房一角放着他收藏了一生的700多盘评弹磁带。只要病情稍好一点，他都会听听。去世前一天，他听了一盘评弹录音带《一往情深》。吴侬软语，伴着琵琶清脆。他神态安详，静静地听着，静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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