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
二、新的主义让知识界“有所指望”，“知所趋附”
《新民主主义论》的出世带有“破”与“立”两重意蕴。20世纪30年代末，“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反投降纲领》，《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如此环境中，共产党人必须挺身而出，对此加以“严正的批驳”，厘清思想领域中的认知混乱，破除国民党错误宣传的影响。1939年以后毛泽东相继写了许多批判文章，《新民主主义论》是其中之一。毛泽东也不讳言，自己写《新民主主义论》“主要为驳顽固派”。（《致吴玉章》，《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新民主主义论》冲破了国民党的思想禁锢。当时在重庆的年轻学生刘敬坤几十年后仍难掩兴奋地回忆道，当年觉得“三民主义怪有道理”的他读到了“伪装本”的《新民主主义论》，“一看，正是批判我那个欣赏的三民主主义的”。（刘敬坤口述：《中央大学旧事》，2005年11月20日，凤凰网凤凰视频栏目。）国民党负责意识形态宣传的叶青，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理论家，但当他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在《毛泽东思想批判》中写道：“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
当然，“破”与“立”相辅相成。要彻底消除国民党“一个主义”的影响，中共就必须提出自己的主义，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亟需回答的时政难题，才能彻底破除国民党顽固派宣传的负面影响，厘清人们认识的种种迷雾，让人能“有所指望”，“知所趋附”。如哲学家冯友兰所说，《新民主主义论》“其意义和影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它的‘建国大纲’和政治纲领”（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套完整、科学的革命纲领和建国纲领，在关于中国前途命运莫衷一是纷纭复杂的讨论中，显然有廓清思想的作用。1940年春，杜斌丞读完《新民主主义论》后感觉“中国的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针。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除此别无道路”（《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4卷，第314页。）。年轻学生如刘敬坤也觉得：“《新民主主义论》，我觉得这个路好，这个路子对。”（刘敬坤口述：《中央大学旧事》，2005年11月20日，凤凰网凤凰视频栏目。）
杜斌丞、刘敬坤等人的心理感受并非个案，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都告别了徘徊，逐渐向中共靠拢。用闻一多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的感受来概括这种心理变化，“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了这些书，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王子光、王康编《闻一多纪念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52页。）。从对中国前途的迷茫，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找到方向与信心，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经历的心路历程。尤其随着时日的推进，这种变化更加明显。一些知识分子早在抗战结束时就确定了自己在国共之间的选择。1944年，著名化学家曾昭抡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得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便爱不释手，并联系着当时的社会实际认真阅读。他在分析时局和进行演讲时，经常运用书中的观点”（孙敦恒：《记著名化学家曾昭抡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文苑撷英》，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92页。）。运用其中的观点分析时局，说明了曾昭抡对《新民主主义论》心悦诚服的接受与推广。
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在国共两党之间究竟何去何从，是萦绕在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心头的一个大问题。著名冶金专家陈新民1948年7月回母校清华大学执教，本想大干一番的他发现，国民党发动内战将中国人民拖入绝境的残酷现实根本不可能让自己安心研究与建设，于是他开始了关于中国前途的“严肃的思考”。在参加了“进步教师座谈《新民主主义论》的谈书会”后，他逐渐明晰了自己的立场，义无反顾站在了人民和学生这一边，开始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特别是在北平解放前夕，参加领导了清华大学护校斗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学编：冶金卷1），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陈新民的转变代表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抗战结束后寄望于国民党和平建国，经历了国民党窳政后逐渐对国民党失望，接着接触中共进步的思想理论与实践，并最终选择了中共。就连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接触了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中共理论后，思想认识也发生了急遽转变。陈垣就是其中代表。与胡适私交至深的著名史学家陈垣于1949年2月开始接触毛泽东的著作。“陈垣首先学习了其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篇章，立刻被这精辟的理论所吸引，爱不释手，反复钻研。”（刘乃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向陈垣老师学习》，《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7页。）3月14日，陈垣写信给三子陈约之，说：“余近日思想剧变，颇觉从前枉用心力。从前宥于环境，所有环境以外之书不观，所得消食，都是耳食，而非目击。直至新局面来临，得阅各种书报，始恍然觉悟前者之被蒙蔽。”并决心“从新生的路上走”，“甚悔往日之懵然妄觉也”。（刘乃和、周少川：《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下），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页。）4月29日，陈垣和弟子刘乃和等人一起讨论后，写了一封给胡适的公开信，后经范文澜修改后发表在5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
信中说：“在这样的新社会里生活，怎么能不读新书、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我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刘乃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向陈垣老师学习》，《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第168页。）年逾古稀的陈垣重新接受了一种新的思想，加之陈垣在史学界的地位，使得公开信发表后，在海内外知识界立刻引起了很大震动。胡适回信认为公开信并非出自老友陈垣之手，因为书写人的立场与他心目中的陈垣相去甚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共态度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怀疑到逐渐信任再到最终选择的过程，《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其中起了重要引导作用。在这一点上，张东荪的转变便是明显例证。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积极寻求与国内各党各派力量相互联合的时候，张东荪仍然一边唱赞歌，为中共“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的“光明”的“勇敢的转向”表示佩服（参见张东荪：《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自有评论》第10期，1936年2月7日。），一边却批判中共以前的理论，认为中共放弃了“工农政府”转向提倡“人民政府”的行为意味着中共实践与理论的破产，并怀疑中共的“转向”是暂时的，是策略性的。（参见张东荪：《从教育的意义上欢迎共产党的转向》，《再生》第3卷第10、11期合刊，1935年1月15日。）这种矛盾态度直到抗战结束后他接触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才改观。抗战结束后，张东荪与其他民盟人士一起，积极推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中间路线。当张东荪习得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后，甚至充当了共产党的“宣传先锋”，写文章帮助国统区知识分子打消对共产党的疑忧。
大革命时期中共的激进主张，再加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不少知识分子误以为自己是共产党革命的对象，对中共多少怀有惧怕甚至拒绝的心理。沈沛霖的回忆坦承了自己的这种心理，说自己“在相当长的阶段中，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张，有一种看法，即以为中共在国共分裂之后，走上了暴动的道路，盲目地追随共产国际的方针，置中国的国情于不顾，推行盲动主义路线，徒然牺牲大批党人，于革命却无益处”。但是，当沈沛霖“拜读”《新民主主义论》后，表示对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表示心悦诚服的认同与赞成，认为“毛之文章，解我郁结心中之大惑，诚为感佩”。（《耆年忆往?沈沛霖回忆录》，《江苏文史资料》第112辑，第245页。）
作为教育学家的沈沛霖尚有如此认识，一些小知识分子囿于自己有限的眼光及受惑于国民党失实夸大的宣传，对中共产生误会就更在情理之中了，而消除他们的误会是解放前夕中共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个重点。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办学习班，学习的重点就是《新民主主义论》，目的就是让新民主主义走入人心。学习活动显然达到了既定的目的。1949年5月，共产党员谌鸿章到溆浦龙潭做工作，开办了一个“《新民主主义论》学习班”，学生是当地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通过这次学习，这些“看惯了国民党学校教科书和报章杂志的传统文章”的年轻人，“对共产党和共产党员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认识了共产党才是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可亲可敬的公仆”，知道了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己“不是革命的对象，经过思想改造，还可以参加革命”，“知道共产党不但不杀人、不放火、不共妻，而且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利益、保护工农牧渔各业，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和一切公益设施及其供职人员。通过这次学习，消除了对共产党的误解和恐惧心理，积极靠拢了共产党”。（谌之先：《回忆举办〈新民主主义论〉学习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溆浦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溆浦文史》第2辑，1988年内部出版，第216—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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