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
[摘要]民国知识界对《新民主主义论》的广泛关注与评述，可以为解读《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价值提供注脚。虽然国民党明令禁止《新民主主义论》的印行，但共产党突破国民党宣传禁锢的努力加上部分知识分子的推介，使《新民主主义论》对民国知识界仍然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而言，《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宣示了中共新的革命与建国篇章，消除了知识界对中共的误解，成为一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中共的原因。此外，《新民主主义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论与术语成为知识界的分析工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它系统地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动力、前途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从当时各类人群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评述中可以窥见一斑。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认知上，对于民国知识界的反响，相关著述并不多见。（关于民国知识界对《新民主主义论》评价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李晓宇的《民国知识阶层视野中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4期）、刘庆礼的《简述〈新民主主义论〉的文本及其影响》（《沧桑》2009年第6期）、裴植的《国统区人士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评说》（《党史纵横》2005年第2期）等。）只将眼光集中于共产党人的反应上，显然不足以完全呈现《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价值。本文拟以民国知识界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评述为主要史料，挖掘《新民主主义论》是如何影响民国知识分子政治认知和判断的，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影响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和历史所选择的历史必然性。
一、《新民主主义论》的传播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据当时台下听讲者回忆：“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在会场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1月20日出版的《新中华报》对演讲进行了摘要报道。次月15日，《中华文化》创刊号上首次发表演讲全文，五日后又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发表在《解放》杂志第98、99期合刊上，4月10日出版的《群众》第4卷第10期也刊载了部分内容。延安解放社于1940年2月出版了最早的单行本。（蒋建农、边彦军等：《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263页。）此后各地开始印行《新民主主义论》的单行本。发表当年，全国各地出版的单行本有29种之多。据不完全统计，此文的各式单行本达350余种，仅新中国成立前的中文版本就有250多种。《新民主主义论》一篇既出，中共党内人士都被其精辟的内容吸引与折服。当时在晋察冀边区的邓拓读到《新民主主义论》后，写下了一首激情昂扬的诗——《读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城绕指到眉端。阵图开处无强敌，翰墨拈来尽巨观。风雨关河方板荡，运筹帷幄忘屯艰。苍龙可缚缨在手，且上群峰绝顶看！”（《邓拓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
精彩的演讲内容加上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共产党人内部的影响。用一个外国记者的话来总结：中国共产党员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共产党员，不是内战时代及共产国际的所谓共产党员”，“他们之中很多人已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获得重大进步了”。（〔美〕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页。）
居于边区的党外知识分子，谈起《新民主主义论》来，也是满心赞许。李鼎铭是陕北的著名党外人士，毛泽东作《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时，他已是一位年近花甲、“牙齿脱落、身体脆弱”的老人了。一生游离于政治之外从事乡村建设的他，因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加上年岁已高，以为就此颐养天年，但当他听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演讲后，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实行……与中国人民的战时战后的需要相符合”。在毛泽东关于党外人士有职有权主张的鼓励下，李鼎铭参加陕甘宁边区普选，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重庆方面知道，为什么像他这样的“士绅会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休戚相关，并且以边区为骄傲”。（〔美〕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第37、38页。）作为边区乡村士绅代表的李鼎铭，如此高度地评价新民主主义，某种程度上彰显了《新民主主义论》之于根据地知识界的影响。
除了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新民主主义论》对身处根据地外的知识分子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尽管学界对此有所认知，但大多学者都将视线投向1945年后，比如李晓宇认为1940到1945年间，《新民主主义论》仅限于党内的广泛学习和讨论，直至1945年前后，这篇文章才在国统区慢慢流传开来。（参见李晓宇：《民国知识阶层视野中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4期。）有此结论，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严格限制甚至禁止中共理论宣传，所以《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传播受限，从而影响有限。
实际上，《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初期已经给国统区的知识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1940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有人去重庆北碚陶行知居住的碉堡商量事情，此时陶行知正在看“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即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邝忠炽主编《陶行知与重庆育才学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大致同一时间段，同为民盟创始人的杜斌丞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职，他也得到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的讲话稿，立刻被吸引，于是闭门谢客，专心阅读。（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身在国统区的陶行知、杜斌丞得到了《新民主主义论》原版的讲话稿，而在“孤岛”上海的知识分子却没有这么方便。历史学家李平心1940年春在上海，从“一则印刷模糊的通讯”中看到了“当代一位大政治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提要，不禁喜狂”。（《新民主主义的溯源与新启蒙运动的重估》，《平心文集》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同在上海的教育学家沈沛霖则从友人那里获取了《新民主主义论》。（参见《耆年忆往·沈沛霖回忆录》，《江苏文史资料》第112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内部出版，第245页。）但随着《新民主主义论》的传播，国民党收紧了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控制。1940年6月13日，国民党给重庆新闻检查局发来电报，称：“奉中央宣传部谕美宣字第13183号笺函开为某党发表之‘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违背抗建国策，应予查禁，函达查照等因，奉此遵查，该文内容异常荒谬，某党于此抗战形势更于我有利之时，提出此种荒谬之名词，亚系别有用（心），而其必发动党内及同情该党之报章杂志作普遍之宣传亦为意料中事，除分电所属各级审查机关审查原稿时应切实注意，凡遇有宣传此类名词之文字，应一律予以检扣或删削补送外，用特电请查照饬属，切实注意办理为荷。”（《重庆查禁毛泽东同志著“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代电（1940年6月13日）》，原件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六），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43页。）此电令一发，《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的传播受到限制。《新民主主义论》转而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即“伪装本”在国统区悄悄发行。（关于《新民主主义论》伪装本的传播发行情况，可以参见李龙如:《〈新民主主义论〉的伪装本》，《湘潮》2009年第9期。）进步青年对真理和光明的渴望与追求是封堵不了的，“在读者埋头看书的时候，书店主会偷偷地塞给你一本线装的《金刚经》，翻开封面一看，不禁使你欣喜万分，原来这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宗泉超：《历史上的东安市场》，北京史研究会编《北京史论文集》，燕山出版社1980年版，第228页。）。
有意思的是，尽管国民党三令五申限制《新民主主义论》的传播，《新民主主义论》的原版书仍有发行。相关史料显示，在新疆一地，《新民主主义论》发行了2万余册，数量不可谓不大。（参见《乌鲁木齐市志》第6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338页。）甚至在国民党眼皮底下，《新民主主义论》也有不经伪装出售的。据当时在成都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的吴海如回忆，1940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送来一千多本《新民主主义论》（封面赫然写着“新民主主义论”），嘱咐要迅速将这部有重要政治影响的书卖出去。次日，书店刚开张后不到半小时，“包括邮购部分在内的一千本书就全部售完了”，国民党随后对书店的清查也是无果而归。（吴海如：《为传播真理而战斗——忆1940年在成都发售〈新民主主义论〉》，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八年抗战在蓉城》，1994年内部出版，第694页。）
除了共产党突破国民党宣传禁锢的努力使得《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传播外，已经感知了《新民主主义论》魅力的年轻知识分子也冒着危险为传播《新民主主义论》不遗余力，从而扩大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1941年2月，浙江杭州湘湖师范乡师第12届班级开班，学生主要是来自浙江各地的初中毕业生。一个名叫金希树的学生已经读过《新民主主义论》，他想把《新民主主义论》“翻印出来让更多的人看”。他与同学裘愉堂认真誊写《新民主主义论》，并将之油印了一百多本，除了各自拿了一部分发给当地学生外，还将“其中不少寄给浙西一中比较进步和要看书的同学以及进步的老师”。寄书也颇有技巧，“书是逐步寄出的，有时卷起来，有时用买的或用自己做的大小不同的信封寄，并用各种不同的字体寄，有时横写，有时竖写。有时在古市投邮，有时到松阳寄出，最后一部分在1942年2月金希树参加喈喈歌咏团到金华演出时再分多次寄出”。（陈崇贤、金希树：《记翻印〈新民主主义论〉》，上海湘湖师范校友会编《陶行知与湘湖师范》，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金希树想尽办法，突破国民党查禁和封锁，让其他年轻人阅读《新民主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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