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式成为知识界的话语模式与分析工具
《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用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话来说，《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式确立起来了”（〔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泽东思想》，杨彦君译，杨德校，《党的文献》1992年第3期。）。许多党外知识分子对《新民主主义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表现出欣然接纳的态度。比如陶行知看完《新民主主义论》后，“非常高兴地说：‘我们的生活教育，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一部分’”（邝忠炽主编《陶行知与重庆育才学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用李平心的话来说：《新民主主义论》“发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真理”（《新民主主义的溯源与新启蒙运动的重估》，《平心文集》第2卷，第357页。），所以这些知识分子表示信服。
《新民主主义论》不仅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了“中国现代历史的真理”，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视角。1941年8月，李平心出版了历史著作《论新中国——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其中一章，李平心运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及其发展进行了探析。（参见青之（李平心）：《论新中国——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香港书店1941年版。）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言论中都出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论断。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在其《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的书中作序表示，自己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对大家已经讲得烂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形态，企图给予以科学的系统的说明，并对大家当作历史使命来履行的反帝反封建号召，企图给予以科学的明确的依据”（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版，《序》第1页。）。《新民主主义论》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任务的判定成了王亚南等学者及理论家研究的依据，甚至已经被“讲得烂熟”。
甚至连一些原来在立场上倾向国民党的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地拿起了新民主主义的分析工具。国民党文人贾湘客著文介绍《新民主主义论》，大力推介其中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指出：“诚然，在沦陷区是殖民地社会，因为它已经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去了；同时有些沦陷区，虽经国民政府十余年来的苦心经营，已渐从殖民地社会，转变过来，但这次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夺过去，一切新兴民族资本，付之东流，买办阶级与日寇侵略势力，又复萌动，当然也变成殖民地社会了。”（贾湘客：《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抗战与文化》1941年第5卷第5期。）陈安仁在研究中也经常用到这一判断，他的《中华民族抗战史》一书就曾指出：“在中国百年来，足（是）受帝国主义之压迫的，它本身的地位与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与性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之人民，是大群之弱小民族，是大群之被压迫民族。”（陈安仁：《中华民族抗战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213页。）这些国民党文人囿于自己的立场，对《新民主主义论》的借用相当隐晦，加上这时国民党已经下令限制带有“新民主主义”字眼的论著出现，但“新民主主义”的结论和内容摇身一变登上台面，这对国民党不啻为一种讽刺。
当然，《新民主主义论》发掘的真理显然不止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判定，而有更广泛的意蕴。该演讲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开篇以“文化人”为演讲对象，其内容也有关于中国新文化的历史特点、领导关系及性质等问题的明确指示，所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是该篇的一个重要指向。事实上，“文化人”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指引下，也在致力于建构新的文化。1940年5月下旬茅盾来到延安，毛泽东送给他一本《新民主主义论》。茅盾坦言，延安时期自己阅读的众多书刊中，特别看重的是“《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以及第二期上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洛甫）”。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两篇文章，因为“自抗战以来，关于文化如何服务于政治，我们抗战胜利以后将要建设怎样一个新中国，新中国的新文化又是怎样一个面目、性质，以及近20年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是向了怎样一个方向发展，以及今后任务是什么，——这一切有关中华民族文化百年大计的问题”，虽有人“零零碎碎”地谈过，但像毛泽东、张闻天“那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供了精辟的透视与指针的，实在还不曾有过”，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茅盾全集》第2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事实上，茅盾在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才从根本上认识到了中国文化革命的性质、方向、路线及其特点问题，逐渐纠正了以前对鲁迅评价偏低的偏颇。所以在鲁迅去世四周年之际，茅盾发表了论文《关于〈呐喊〉和〈彷徨〉》。文章不仅表明自己纠正认识偏颇的历程，还批判了当时学界对鲁迅前期思想发展估价不足的倾向。（参见《关于〈呐喊〉和〈彷徨〉》，《茅盾全集》第22卷，第156—159页。）茅盾也颇为推崇新民主主义建构的话语。他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以鲁迅为领导者”的“五四”“新军”那段话后，向萧三推荐：“‘新军’这两个字，就是指最先进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力量，而在边区和延安，就是这种力量的体现。”（朱子奇：《我心目中的茅盾》，万树玉、李岫编《茅盾和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256页。）
新中国成立前夕，用新民主主义的视角与结论分析问题成为不同学科的一种共同做法。当时标题出现“新民主主义”字样的专著很多，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许涤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论》（香港中外出版社1948年版）、秦可红的《新民主主义与新民主国家》（知识书店1949年版）、朱智贤的《论新民主主义教育》（北平文光书店1949年版）、潘朗的《新民主主义的道德》（香港智源书局1949年版）等，这些著作将新民主主义的结论贯穿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与分析中，让《新民主主义论》有了一种方法论的意义。
知识界用共产党的术语与思想理论分析问题并不始于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早在20世纪3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包括反对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阶级、土豪、产业等马克思主义术语。张东荪就批评时人难以“跳出”马克思“如来佛的掌心”，常常“落在马克思的窠臼中”。（张东荪：《阶级问题》，《再生》第1卷第4期，1932年8月20日。）批评归批评，张东荪也不由地运用这些自己极力反对的术语。20世纪40年代知识界广泛运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结论与话语是对20世纪30年代这种趋势的推进。如果说30年代知识界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原典中找寻分析工具与话语模式，那么《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知识界则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另一个维度，即借用和推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和形式，不仅内容上服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式运用于研究中。
总而言之，《新民主主义论》的适时发表与传播，有力地回应了国民党的理论攻击。更为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宣示了中共新的革命与建国篇章，消除了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共的误解，成为他们最终选择中共的重要原因。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新民主主义论》形塑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模式，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论与术语成为知识界的分析工具，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作者王毅，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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