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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淮海戰役中，共動員民工543萬人次，運送彈藥1460多萬斤，糧食9億6千萬斤。陳毅深情地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這同國民黨軍隊屢屢彈盡糧絕，陷入絕境，成為他們多次覆沒的重要原因，恰成鮮明的對照。能不能得到民眾的全力支持，確實是戰爭能不能取得勝利的根本問題。
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在軍事領域內，他十分重視處在第一線的將領們的意見，常同他們反復商議，認真聽取並考慮他們的判斷和建議。
以淮海戰役為例：它的發動，起於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在濟南戰役快結束時向中央軍委“建議即進行淮海戰役”（《粟裕文選》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71頁。）第二天，毛澤東立即為中央軍委起草復電：“我們認為舉行淮海戰役，甚為必要。”（《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頁。）
當華東野戰軍正准備分割包圍黃百韜兵團時，留在大別山地區的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在1948年11月3日致電中央軍委提出：“蔣軍重兵守徐州，其補給線隻一津浦路，怕我截斷，……隻要不是重大不利之變化，陳、鄧（指陳毅、鄧小平——引者注）主力似應力求截斷徐、蚌間鐵路，造成隔斷孫（指孫元良——引者注）兵團、會攻徐州之形勢，亦即從我軍會戰重點之西南面斬斷敵人中樞方法，收效極大。”（《劉伯承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437頁。）第三天，毛澤東就為中央軍委起草致陳鄧並告粟陳張（指粟裕、陳士榘、張震——引者注）電，提出在宿蚌地區作戰的兩個方案，“何者為宜，望酌復”。7日，粟陳張報告，“如中原軍殲滅劉汝明部作戰已經完成，則建議以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截斷徐敵退路，使李、邱（指李彌、邱清泉——引者注）兵團不能南撤”。（《粟裕文選》第2卷，第616頁。）9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連續起草兩個電報，前一個電報，要求“陳鄧直接指揮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縱隊應直出宿縣，截斷宿蚌路”。（《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182頁。）后一個電報更明確地指出：“齊辰電（指粟裕、張震11月8日電——引者注）悉。應極力爭取在徐州附近殲滅敵人主力，勿使南竄。華東、華北、中原三方面應用全力保証我軍的供給。”（《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184頁。）淮海戰役的全盤戰略設想，就是在中央軍委同前線各將領根據實際情況經過反復磋商后確定的。
中原野戰軍參謀長李達評論道：“軍委、毛主席善於採納前線指揮員的建議，及時修改計劃，適應已經變化的情況，並再次重申給予總前委劉陳鄧（指劉伯承、陳毅、鄧小平——引者注）‘臨機處置’之權，這是淮海戰役所以能順利發展並取得全勝的一個重要原因。”（《李達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頁。）
軍情本來是異常緊迫的，但在決策醞釀階段或情況許可時，毛澤東總是同前方將領反復磋商，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后作出決斷﹔在決策已定而情況緊急時，又要求前方將領一切由他們“臨機處置，不要請示”。這在蔣介石的作戰指揮中是沒有的。
中國共產黨提倡：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三大戰略決戰過程中，解放軍最高統帥部和前方將領間在這方面確實達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這裡還要講一講周恩來在三大戰略決戰中發揮的特殊作用。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后，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彭德懷擔負起西北解放軍的指揮工作，以少數兵力抗擊胡宗南部隊的進攻。周恩來便以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那時，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帶了一支八百人的小隊伍轉戰陝北。適應當時的緊張局勢，這個時期中共中央的領導是高度集中的，在中央決定問題的只是毛、周、任三個人。周恩來后來對外賓說：“在中央隻有三個人，毛澤東、周恩來與任弼時同志。所謂中央，就是這三個人嘛！”（《周恩來傳》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842頁。）在他們轉戰陝北的一年內，劉鄧大軍千裡躍進大別山，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戰爭形勢發展之快是驚人的。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毛澤東曾說過：“胡宗南進攻延安以后，在陝北，我和周恩來、任弼時同志在兩個窯洞指揮了全國的戰爭。”周恩來接著說：“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裡，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毛主席轉戰陝北》，陝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頁。）他沒有提到自己，但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三大戰略決戰時，中共中央已集中在河北西柏坡，周恩來繼續擔任著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他的工作是最忙碌的。每晚都是工作到次日凌晨才去睡覺，到上午9時又准時起床，一天不過休息5個小時。他和毛澤東住的院子靠得很近，隨時見面，一有什麼問題，兩人就交換意見，商議解決辦法。上世紀80年代初，筆者曾訪問當時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張清化。他說：那時軍事上的問題，主要是由毛澤東和周恩來商量解決。毛澤東是挂帥的，周恩來參與決策，並具體組織實施。除了軍委作戰部外，周恩來還有個小作戰室，由張清化任主任，相當於他的軍事秘書。每天根據局勢的變化負責標圖。周恩來經常到軍委作戰室了解情況。他對敵我雙方的戰爭態勢、兵力部署、部隊特點、戰斗力強弱，以至國民黨方面指揮官的簡歷、性格等，可以說了如指掌。有了什麼情況，周恩來總是仔細地核實並弄清，然后向毛澤東報告。兩人經過研究確定對策后，多數由毛澤東起草文電，少數由周恩來起草，而所有軍事方面的文電都經周恩來簽發。
從中央檔案館保存的當時軍事方面的文電來看，由於軍情緊急，除很少數經過書記處五位書記共同商議后作出決定外，其他大多數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商議后為中央軍委起草發出的。發出時大抵是兩種情況：一種，比較多的是在文電上由毛澤東或周恩來批有“劉、朱、任閱后發”，經三人圈閱后發出﹔另一種，軍情特別緊迫時，就批有“發后送劉、朱、任閱”。由於文電都是毛、周兩人共同商議后用軍委名義起草的，不能說毛澤東起草的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意見，隻有周恩來起草的才是周恩來的意見。在重大戰略問題上，究竟哪些意見是周恩來提出的，由於當時隻有他們兩人商議，沒有別人在場，現在已難以辨別，以后恐怕也無法再說清楚了。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軍事從來不能同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分割開來孤立地考察。李德•哈特說：“勝利是累積而成的。在此，所有武器包括軍事、經濟以及心理皆有所貢獻。勝利的獲得，唯靠善用與整合現代國家中一切既存資源。成功則需依賴各種行動的圓滿協調。”（〔英〕李德•哈特：《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第427頁。）毛澤東在軍事指導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他始終把軍事同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作為一個整體，綜合起來考察，在此基礎上作出判斷和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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