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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蔣介石
蔣介石是一名軍人，先后在保定軍官學校和日本士官學校學習過。在大陸期間，他任職最久的職務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很多人往往用“委員長”這個稱呼來代表他。毛澤東曾說過：“蔣介石代替孫中山，創造了國民黨的全盛的軍事時代。他看軍隊如生命。”“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546頁。）但從他一生來看，長於政治權術，軍事指揮能力卻未見高明。
埃德加•斯諾在1936年7月9日問曾同蔣介石在黃埔軍校共過事、對蔣十分了解的周恩來：“你對蔣介石作為一個軍人，看法如何？”周恩來回答：“不怎麼樣。作為一個戰術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為一個戰略家則或許好一點。”“他的政治意識比軍事意識強，這是他能爭取其他軍閥的原因。”（〔美〕埃德加•斯諾：《中共雜記》（摘譯），《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1期。）（周恩來叮囑埃德加•斯諾：這次談話暫時不要發表，因此沒有收錄在《西行漫記》中。）細看國民黨各派的內戰中，蔣介石先后打敗李宗仁、馮玉祥、唐生智、閻錫山、十九路軍、陳濟棠等，主要依靠的是政治分化和金錢收買，而沒有表現出高超的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能力。
衡量一個軍事統帥是不是具有遠大的戰略眼光和駕馭復雜多變局勢的能力，至少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第一，他能不能對全局客觀情況的發展變化及時掌握，清醒地作出正確的判斷，並且預見到下一步可能的發展﹔第二，他能不能針對面前的實際情況制定明確而有效的決策，除非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決不輕易動搖或改變，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忙於應付，也不會因某些次要情況的變動就輕易地一再改變決心。
從三大戰略決戰的實踐檢驗中可以看出，蔣介石對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目光短淺，反復多變，被動應付，顧此失彼，而且始終自以為是，出了錯隻怪部下無能或沒有執行他的指示。這些都是軍事統帥的大忌，他在平時都有表現，而在遼沈、淮海、平津這些決定命運的戰略決戰中暴露得格外突出。
可是，國民黨軍隊的作戰指揮大權卻一直緊緊抓在他一個人手裡，都要由他來作決斷。深得蔣介石信任的外交部長王世杰在1948年初的日記中寫道：“目前國防部實際上全由蔣先生負責，諸事殊乏分責之人。”（《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6冊，（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年版，第163頁。）
能對蔣介石的作戰指揮有近距離觀察的杜聿明，在回憶淮海戰役中黃維兵團被殲的經過時更具體地說：“先是蔣介石對解放軍估計過低，將自己估計過高，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夾攻，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繼而見解放軍聲勢浩大，戰力堅強，陣地森嚴，非國民黨軍可破，於是決心放棄徐州，以僅有的殘部保衛南京。等到徐州部隊出來后，蔣又被解放軍的戰略運動迷惑（誤認為解放軍撤退），再改變決心，令從徐州退卻中之國民黨軍回師向解放軍攻擊，協同李延年兵團解黃維之圍。黃維兵團就是這樣地套在解放軍既設的口袋內，被重重包圍，戰力日益消耗，包圍圈逐漸縮小。一直戰到十二月十日以后，蔣介石才發現從徐、蚌出來的國民黨軍都沒有擊退解放軍的希望，於是決心要黃維在空軍和毒氣掩護下白天突圍，黃維則認為白天無法突圍。雙方爭執到十五日晚，黃維見情勢危急，於是夜間突圍。黃維一經突圍，在解放軍的天羅地網下土崩瓦解，除胡璉個人乘戰車隻身脫逃外，全部被殲。事后蔣介石給我的信中，怪黃維不聽他的命令在空軍毒氣掩護下突圍，而擅令夜間突圍，是自取滅亡。”（杜聿明：《淮海戰役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淮海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0頁。）
時任南京政府副總統的李宗仁在海外口述的回憶錄中說：“蔣先生既不長於將兵，亦不長於將將。但是他卻喜歡坐在統帥部裡，直接以電話指揮前方作戰。”“蔣先生的判斷既不正確，主張又不堅定。往往軍隊調到一半，他忽然又改變了主意，益發使前線紊亂。蔣先生之所以要這樣做，實在是因為他未作過中、下級軍官，無戰場上的實際經驗，只是坐在高級指揮部裡，全憑一時心血來潮，揣測行事，指揮系統就亂了。”這個評論是很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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