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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又說：“凡是中央系統的將領都知道蔣先生這項毛病。他們知道奉行蔣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敗仗，但是如不聽他的命令，出了亂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讓委員長直接指揮，吃了敗仗由最高統帥自己負責，大家落得沒有責任。將領如果是這樣的庸才，當然不能打勝仗，而蔣先生偏偏喜歡這樣的人。”（《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1987年版，第549頁。）
國民黨軍方在台灣出版的《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的第九冊“總檢討”中，在“野戰戰略”部分檢討說：“斯時國軍中高級指揮機構，在考量匪我雙方戰力時，常以裝備為評估戰力惟一之因素”，“上下皆以收復或攻佔地域為目標，主從顛倒，違背用兵原則。”而在“統帥節度”部分也作了多處檢討：“（一）過分干預下級，使下級無從發揮其自身指揮能力。長此以往，易於使下級逐漸失去自主及應變能力。（二）各地區戰略構想及指揮，由統帥部決定，不易切合戰場狀況變化。故易陷於被動，尤其重要會戰或決戰指導，戰機呈顯之時間短暫，如等待上級決定后再採行動時易失戰機。戰場陷於危機時，若等待上級之決定，亦難以及時挽救。（三）統帥部所決定之各地區作戰構想及指導，系基於上層人員之判斷而產生者，與戰場實際情況，難免有所隔閡，在研議過程中，亦不征詢下級意見，又不重視戰場指揮官之意見具申，故所決定之各案，往往與作戰部隊之實況及能力不相吻合，致戰略難以取得戰術之充分支持。”（《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9冊“總檢討”，（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年版，第70、76、144頁。）這裡雖然都沒有提蔣介石的名字，分析也有避重就輕之處，但由於蔣介石對軍事指揮大權一人獨攬，這裡多次提到的“統帥部”的過失，其實更多地反映出蔣介石作為軍事統帥的嚴重弱點。
郝柏村在解讀蔣介石日記時寫道：“剿共作戰一直是蔣公親自決策，兩任參謀總長陳誠與顧祝同，只是執行蔣公的政策而已。”蔣介石最信任的陳誠對此也有抱怨。郝柏村寫道：“蔣公與參謀總長陳誠間之歧見，在本日日記中表露。我以客觀立場評析，主因當為蔣公對進剿作戰計劃批示過多，干預過細，將領不能不服從，陳誠亦然。當戰事受挫，參謀總長責無旁貸，難免對蔣公抱怨，這是陳誠的個性。”（《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69、475頁。）可見，三大戰略決戰中國民黨軍隊戰略指導的拙劣，其主要責任隻能歸之於蔣介石。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略決戰，對蔣介石的軍事指揮才能是一次嚴格的檢驗。可以看到，他的作戰指導實在缺乏章法，並且嚴重地脫離實際，先是對戰場局勢缺乏客觀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更談不上對它的發展趨勢有足夠的預見，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明確而堅定的作戰預案﹔臨事張皇失措，被動應付，而又主觀武斷，甚至在遼沈戰役和淮海戰役的中后期依然盲目地想同解放軍在不利條件下“決戰”﹔繼而決心動搖，終致束手無策，多次慨嘆“此事殊出意外”，隻能“默禱懇求上帝默佑”。他在1949年2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對共匪不能有所期待，而以阻止其渡江為惟一要務。”（蔣介石日記，1949年2月15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他已提不出其他辦法，但他的主要軍事力量既已失去，被他視為“惟一要務”的“阻止其渡江”又怎麼做得到呢？
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和朱德聯合發表《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至此，中國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可以說大局已定了。
〔作者金沖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中國史學會原會長、研究員，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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