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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並非全是“真話”
《多余的話》並非全是真話，根據有三：一、不符合歷史事實﹔二、不符合關押期間瞿秋白對於國民黨勸降所進行的批駁﹔三、不符合二十幾天后，瞿秋白的英勇就義，壯烈犧牲。
《多余的話》說，對於政治，“1927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事實是，1927年國民黨叛變革命后，瞿秋白激流勇進，臨危受命，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緊急召開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對國民黨方針，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武裝斗爭的重要啟動者，是“工農武裝割據”理論的重要奠基人，是八七會議兩大決策的理論支撐者。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黨內受到非議，而瞿秋白給予高度評價，力主出版單行本，親寫序言，稱毛澤東為“農民運動之王”。在這期間，瞿秋白的問題是過於激進，而不是對政治“減少興趣”。
《多余的話》說，“1931年初就開始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事實是，1931年初瞿秋白被“左”傾路線排擠出中央政治局后，轉而投身左翼文化運動，在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中，與魯迅一起成為左翼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稱其為“大家”、“名手”，“煌煌大論”，“舉世無雙”，引為知己。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集序言》博大精深，激情四射，堪稱經典，豈是政治思想消極者所為。
《多余的話》沒說國民黨一句壞話，還說對國民黨也承擔責任。但在關押期間反駁國民黨的勸降時，瞿秋白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黨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清道夫，蔣介石是清道夫的總頭子。面對勸降者的各種威脅利誘，瞿秋白語鋒犀利，堅貞不屈，一掃《多余的話》的消沉、灰暗和傷感。
《多余的話》說，他絕不“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冒充烈士”。事實是，二十幾天后，瞿秋白唱著《國際歌》，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英勇赴死，慷慨就義。 其實，如果我們不拘泥於細節，而是展開歷史大視野，實事求是地正視其歷史功績，心悅誠服地感念其英勇就義，我們還能把《多余的話》中那個消極灰暗的“主導思想”信以為真嗎？如果瞿秋白也被認為是“不合格”，“是叛徒的一種”，黨內還有幾人“合格”，黨還稱之為黨嗎？
《多余的話》並非全是真話，並不排除其中也有真話，有真情實感，這與其求生圖存，希圖以假亂真，令人“真假難辨”有關。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下面還要涉及。問題也就出在這裡，如果不能以假亂真，敵人會一眼看穿﹔如果真的是“真假難辨”，同志親人將何以堪？這就是為什麼《多余的話》會被認為出於敵人篡改，會有那樣一個題記——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何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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