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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何看待瞿秋白的“自我剖析”
諸多論者稱頌《多余的話》對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進行了犀利的不計身后名聲的“自我剖析”，在共產黨的政治領袖中空前絕后。這隻有部分的道理，部分地符合事實。這一部分的道理，由於出現在“求生圖存”的文本中，也因扭曲而大打折扣。
這裡要討論的“自我剖析”，不是指那些言過其實、不計身后名聲的自輕自賤，而是其從理論源頭到思想深處對自己的清算。
瞿秋白是創世紀的人物，從蘇俄取回“火種”，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現實、研究中國歷史的發端，都“不得不”由他“開始嘗試”。甚至《國際歌》的傳唱，也“不得不”經他校譯傳入國內。他追逐著革命，為革命潮流推動，推向頂端，又被打入低谷，深知革命之艱險。當他感知或許就要告別革命、告別人生的時候，他的對於馬克思主義“一知半解”的自我追思，對於共產主義與自由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和民權國家的朦朧猜度，對於階級意識改造未能最終完成的發掘，是深刻的，也是悲壯的，完全是屬於瞿秋白自己的深層思考。即使在今天，什麼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如何把握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依然是當代共產黨人面對的重大課題。問題是，這樣的追思和剖析，在《多余的話》中，非但沒有成為繼續革命的理由，反而成其為退出革命的根據，成為不配做黨員、做領袖、做烈士、做戰士的理論鋪墊。“自我剖析”變成了“自我解體”。我們可以將此認作被“求生意念”扭曲，也可以認作為了求生圖存，“自我剖析”的指向，本來就是要“自我解體”。為了求生，他不能把自己變得更堅定、更強大。
瞿秋白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解剖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高手。在正常情況下，瞿秋白如果追思歷史，解剖自己，當比《魯迅雜感集序言》更加高屋建瓴，氣勢恢宏。瞿秋白的困難在於，他不能同時做成兩件事，一方面在目標上“委屈求生”，一方面在骨子裡“鐵骨錚錚”，這在當時，他很難做成兩篇文章，當他將兩者“合二為一”的時候，就出現了“兩相抵牾”的上述狀況。
中國革命是一個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探險過程，無論是“左”傾還是右傾，都給革命帶來嚴重損失，又都以寶貴的教訓給最后勝利作出貢獻。事實上，在當時情況下，對於馬克思主義及其終極理想，更需堅信不疑，難求深思熟慮，因為當時的中心任務是戰爭，是奪取政權，沒有時間和條件進行充分的理論准備。而沒有充分理論准備，對於奪取戰爭的勝利沒有直接關系。在這個意義上，《多余的話》對於自己的清算，並非完全切題，因其不足以解釋他何以堪當大任，主持八七會議，挽救了中國革命﹔不足以解釋他何以英勇赴死，慷慨就義﹔甚至不足以解釋他何以錯判形勢，犯有“左”傾盲動錯誤。政治上的成敗，戰爭中的勝負，政治集團的博弈，與政治領袖世界觀人生觀的改造大有關系，但又不是那樣簡單直接，尤其在黨的幼年，在共產國際左右中國革命的那個歷史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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