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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瞿秋白的《多余的話》是在不變節投敵的前提下，一個致力於“求生圖存”的特殊文本，可以從中看到瞿秋白的生之頑強和智慧。文中並非全是真話，因其不符合他堅決革命的真實經歷，也不符合他在獄中最后慷慨赴死的真實表現。《多余的話》是寫給敵人看的，其實際意圖，就是在守住底線和尊嚴的前提下，試圖脫離虎口。為此，他剝離自己與政治的關系，將自己還原為一個“文人”，對自己進行了嚴苛的剖析，寫下了諸多消沉、傷感和過度自輕自貶的文字。瞿秋白劍走偏鋒，在“中性”的邊緣與國民黨高層展開生死博弈，但終因不肯放棄自己的信仰而遇難。
﹝關鍵詞﹞ 瞿秋白﹔《多余的話》﹔求生圖存
瞿秋白是我黨幼年時期的政治領袖，繼陳獨秀之后的黨中央第二任主要負責人，臨危受命，功載史冊。瞿秋白的《多余的話》（本文所引述的《多余的話》內容，均參見《多余的話》（1935年5月17日—22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7卷附錄，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則另當別論，另有玄機，人稱“言近旨遠，歸趣難求”，長期困擾著中國思想界。
其實，問題不止於此。一、《多余的話》是否出自瞿秋白之手，至今尚無定論，隻有一個傾向性意見，傾向於瞿﹔二、即使《多余的話》確實出自瞿秋白之手，也還存在第二個層次的問題——《多余的話》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三、中央為瞿秋白平反是政治上的平反，主流評論則是為《多余的話》“平反”。這裡有“交叉”也有“誤差”，這個“誤差”造成了一定的混亂。
設定《多余的話》確實出自瞿秋白之手（目前也隻能做到這一步），本文著重論証以下幾個問題：一、《多余的話》並非全是真話﹔二、“說假”是為求生﹔三、“求生”乃革命第一要義，瞿之求生，並非變節﹔四、權當《多余的話》說的都是真話，也不宜簡單肯定或簡單否定，更不應踩之入地，捧之上天。為行文方便，我們可以先倒過來討論，權當《多余的話》說的都是真話。
權當是“真話”
1935年5月17——22日，瞿秋白在獄中寫成《多余的話》，當即送交關押他的國民黨36師。同年8月，《社會新聞》節載。1937年3月，《逸經》全文刊載。
《多余的話》貫穿著這樣一個主導思想：他是一個積習未除的“半吊子文人”，陰差陽錯地介入歷史糾葛，成為“某某黨”的政治領袖，是一個誤會，一場噩夢。他戴著假面扮演過多種角色，實際上是一個不合格的共產黨員，早就應該被認為是“叛徒的一種”，但願以后的青年不要學他的樣子。他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宣傳者，不想再革命了，他隻要休息。他決不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冒充烈士。如有余年，他隻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圍繞這一基調，《多余的話》從政治素質、階級意識、馬克思主義水平等幾個方面，對自己進行了“水乳交融”的思想剖析。
《多余的話》面世后，除個別同志和親人以為《多余的話》是出自敵人篡改外，整個輿論經過沉澱，幾乎都將此信以為真，以為《多余的話》確實出自瞿秋白之手，是其“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實話”。隨著政治變遷，主流評論先后走了兩個極端。“文化大革命”中，《多余的話》被誣作“叛黨投敵的自白書”﹔“文化大革命”后，中央為瞿秋白平反，對於《多余的話》的評價日見其高，或曰“白璧微瑕”，或稱“千古絕唱”。
權當《多余的話》都是真話，“兩個極端”也難成立——《多余的話》沒有泄露黨的一點機密，沒有說黨的一句壞話，隻說自己不合格，何來叛黨自白？反過來，既然厭倦革命，不再革命，對於這樣的“靈魂剖析”，何以給予那麼高的正面評價？不是為了革命，而是為了不革命﹔不是為了前進，而是為了不前進，這樣的思想剖析，從總體上說，對於共產黨人是不足取的。
在我們完成這次討論時，會進一步認定，“叛黨自白”說，自然是惡意中傷，給予《多余的話》過高的正面評價，則可能是“善意傷害”，因為《多余的話》並非全是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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