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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看待瞿秋白的“求生圖存”
求生圖存謀發展，是革命第一要義，也是革命者的第一要義。一個成熟的革命者，一定具備兩種品格，一是敢於拼命，不怕犧牲﹔一是善於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不做無謂的犧牲。我們敬仰和崇拜氣壯山河的視死如歸，不太習慣險惡形勢下的委屈求生，再圖大業。其實，這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在不同情勢下的不同選擇，在“靈魂的性質”上沒有什麼不同。如果此論成立，我們當可認定，這兩條，瞿秋白都做到了。如果說，《多余的話》是一篇文章的上篇，寫生之智慧，之頑強﹔刑場訣別則是它的下篇，寫死之偉岸，之壯烈，如對青山，如臨深淵，使人領略人生的全部風光。
我們還可以再退一步，即退出政治，退出革命和意識形態，只是面對生命本體。如果一個生命被剝奪得精光，連投身革命的權利和條件也被剝奪，隻剩一線“生之希望”的時候，他應該選擇死亡，還是爭取活下去，做一些無損於革命的事？
假定瞿秋白僥幸存活，有幾起標志性事件可以劃定瞿秋白的生命軌跡：第一，他沒有為求生圖存叛黨投敵，出賣機密﹔第二，《多余的話》自始至終以馬克思主義為解剖刀，解剖自己﹔第三，他最終選擇了英勇赴死，慷慨就義。有鑒於此，我們可以大體設想，瞿秋白的生命如果得以留存，他可以回到他情有獨鐘的文學園林，研究俄國文學，也可以像陳望道、李達、茅盾、郭沫若，脫黨以后，重新入黨，再圖大業。任憑哪個領域，他都能縱橫馳騁﹔任憑哪個領域，他都不會做有損於黨和革命的事。盡管這可能是一個奢望，但情勢的發展曾經一現曙光，值得一試。
這當然不意味著投身革命與退出革命，人生價值等同。更不意味著，本來就不該棄文從政，致使政事失敗，另尋出路，一切都失之過晚。這裡有一連串價值觀念需要辨析——在那個時代，文人從政乃潮流所襲，是時代選人，不是人選時代。革命是會有犧牲的，包括犧牲個人利益與興趣愛好。如果不以生死論英雄，瞿秋白曾經在黨內那樣身居關要，功勛卓著，乃文人從政之絕響。對於瞿秋白身陷虎穴，為黨獻身，毛澤東的評價是：“以身殉志，不亦偉乎！”（毛澤東讀《新唐書》旁批，《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頁。）對於追求個人興趣和獻身人民，馬克思的評價是：“如果一個人隻為自己勞動，他也許能夠成為著名的學者、偉大的哲人、卓越的詩人，然而他永遠不能成為完美的、真正偉大的人物。”“歷史把那些為共同目標工作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稱為最偉大的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馬克思：《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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