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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看待瞿秋白的 “大義凜然”和“委屈求生”
“大義凜然”和“委屈求生”，同時出現在瞿秋白身上，以致成為解讀瞿秋白的一個“死結”。最極端的例証是“絕不慷慨激昂而死”而又“慷慨激昂而死”。最鮮明的對比是，《多余的話》的委屈求生與對國民黨勸降所進行的嚴詞痛斥，幾乎發生在同一時段。如《多余的話》說，不配做領袖，做黨員，把自己的歷史撕得粉碎。而對勸降者的痛斥則是“頭可斷，膽不可破，志不可屈”﹔是“我比鳥愛惜自己的羽毛更愛惜自己的歷史”。
《多余的話》自然會被送交國民黨最高當局，對於勸降者的痛斥同樣會被送交國民黨最高當局，這樣自相矛盾，讓他們相信哪一個呢？既然委屈求生，又何必嚴詞痛斥？既然嚴詞痛斥，又何必那樣自污自貶，自輕自賤，答應放下武器，不再革命？
現在看來，隻有一個解釋——一如前面所說，瞿秋白盤點了全部事態敵情，希圖居於國共兩黨之上，在一個更大的空間裡與國民黨最高當局對話。為了求生，他在《多余的話》中做出最大讓步。除了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尊嚴和黨中央的團結統一，他把自己貶到最低。如果蔣介石有識，有膽，有意成全，《多余的話》足可成為“台階”。瞿秋白的生命已經被逼到盡頭，人格已經被逼到極限，敵人休想再逼他半分，逼他交出靈魂。不破底線，他委曲求全﹔踏破底線，他大義凜然。“自度必死”，他堅定無比﹔希有“余年”，他委屈求生。在當時情勢下，委屈求生是其真實思想，監獄斥敵是其必然邏輯﹔大義凜然是其骨魂，委屈求全是其周旋和拖延。蔣介石正是看到他的骨魂，下令“就地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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