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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說“假”是為“求生”
瞿秋白被俘后，一直沒有放棄“求生”的努力，先是化名林祺祥，希望得到上海營救。后是寫長篇“供詞”，不想與國民黨徹底鬧翻。再后來是寫《多余的話》，承諾不再革命。如不求生，何必將《多余的話》交給敵人？（1936年5月17日瞿秋白開始寫《多余的話》，22日寫成后交參謀，后交參謀長，后又交36師師長宋希濂。參見王鐵仙主編《瞿秋白傳》，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9—431頁。）如不求生，何必在送給敵人的材料中，揭穿自己的假面，解剖自己的靈魂，說自己早就不想革命，早就應該被認為是叛徒的一種，如有余年做些不革命的事，如無余年也絕不冒充烈士？
瞿秋白不僅將《多余的話》交給了國民黨，而且希望將其公之於眾。我們大可這樣推斷：瞿秋白之所以這樣做，一可告知國民黨當局，他所說的都是實話，不是謊騙﹔二可告知共產黨中央，他已陷虎穴，避免國民黨慣用的“秘密處死”﹔三可開啟討價還價的空間，為中央營救贏得時間（在這之前，瞿已發信求救上海）﹔四可順應國民黨可能實施的“緩兵之計”，放下武器，或可求生。如果蔣有膽識，容忍一個放下武器的反對黨“黨魁”存活於自己的股掌之中，比殺掉一個放下武器的瞿秋白影響要大得多。
既然如此，為什麼沒有指名道姓地寫給國民黨 ，直截了當地提出求生要求呢？這是因為，瞿秋白的求生圖存有兩個前提，一是不再革命，一是決不變節。這種既要保全生命，又要保持氣節的努力，需要給自己設定一個身份，如果不能兩全，這個身份還可以保証他進行第二次選擇，這個身份就是《多余的話》所說的“二元人物”。如果指名道姓地直接送交國民黨，瞿秋白就隻能將自己設定在“階下囚”的位置上，失去“二元人物”特有的獨立、尊嚴和空間，成為“一元人物”，那就“開弓沒有回頭箭了”。瞿秋白在寫給國民黨的長篇“供詞”中，稱頌中央蘇區的成就，肯定共產黨中央的成熟和正確，譴責了國民黨的軍事圍剿，結尾處寫了這樣兩句話：“我不會隨聲附和罵幾句‘共匪’，更不會裝腔作勢扮成共產黨的烈士——因為反正一樣是死，何必自欺欺人呢？！”由此可見瞿秋白“在不投降變節的前提下求生圖存”的思路，在“供詞”中已經大體形成。如要變節投降，何必對共產黨歌功頌德﹔如不想“求生圖存”，何必說后面那兩句話？
《多余的話》所說的“二元人物”是指，在對待“革命”的態度上，是“不革命”，不想再革命了，但也不會反革命﹔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是從無政府主義角度接受馬克思主義，難免雜有機會主義，早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在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上，是不配做領袖，做黨員，政治上已經死滅，應該被認為是“叛徒的一種”﹔在階級意識上，是始終不能夠克服“紳士意識”，“究竟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在對待國共兩黨的態度上，對於兩個黨都承擔歷史責任，不罵國民黨，也不罵共產黨。對於1927年的國民黨叛變革命，瞿秋白給出的台階是，“1927年3月底，英美日帝國主義炮轟南京威脅國民黨反共”。總之是，不反黨，也不反國民黨﹔不革命，也不干反革命﹔不宣傳馬克思主義，也不反對馬克思主義。生不配做黨員，死不配做烈士，與共產黨切割得一干二淨。瞿秋白劍走偏鋒，把自己降格成一個“中性”的，脫離了政治干系、階級干系的人，希圖在這個“邊緣”上，脫離虎口。
按照一般邏輯，在這個邊緣上是沒有活路的，如不叛黨投敵，隻有死路一條，這是一個“死扣”。使“死扣變活”的是宋希濂的出現，蔣瞿之間出現了一個橋梁。蔣可通過宋勸降，瞿可通過宋求生。
在遭受了幾個月的酷暑、病痛和屈辱的俘虜生活之后，瞿秋白遇見了他在黃埔軍校的學生宋希濂。蔣介石將瞿秋白關押在宋希濂的36師。宋希濂在中學時讀過瞿秋白的文章，在黃埔聽過瞿秋白的演講，曾經是瞿秋白的崇拜者，對瞿秋白執學生禮。宋以下全體官兵，一律稱瞿為先生。宋希濂給瞿秋白解除鐐銬，更衣換裝，供奉紙筆，任其作詩填詞，白天不設看守，允其自由散步，指定專人照料生活，治療疾病，伙食標准同36師最高官長。可謂尊崇有加。
宋乃蔣之嫡系，宋之態度有無蔣之意圖？如果蔣有鬆動，宋能成全，不也是個機會？值得關注的是，軍統、中統、宋希濂輪番勸降給出的條件——黨國愛惜人才，可以不公開反黨，做一些學術研究工作。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對《多余的話》的投合呼應，也可以看作是《多余的話》對於蔣氏心理的一種准確揣度。不公開反黨，不等於不反黨不叛黨，瞿秋白關於“二元人物”的設計、已經成為“叛徒的一種”、 如有余年隻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並據此開出一個研讀書目等等，恰恰是與國民黨勸降的一種“銜接”和“應對”。 這是一場艱苦的高智商的心理角逐，實際上是兩個人的戰爭——蔣介石與瞿秋白，軍統、中統、宋希濂的勸降不過是串場。
瞿秋白與蔣介石剛好在個人關系上未曾“交惡”，陰差陽錯間，還曾“有恩”於蔣——共產國際派顧問幫助孫中山政治建黨、軍事建黨，以及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的過程中，瞿秋白擔任蘇俄顧問的翻譯兼助手，后又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袖，成為駕馭當時潮流，影響國共關系的一人。國民黨一大期間，瞿秋白參與國民黨“一大宣言”的起草，是唯一的共產黨身份的起草成員，后經孫中山提議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瞿秋白盛贊國民黨一大是“中國革命史之新篇章”。對於蔣介石發動的中山艦事件、四•一二大屠殺等，瞿秋白都尊重共產國際維護大局的指示，未曾表態，未與蔣介石翻臉。相反，在資助、培植蔣介石軍事力量，以及蔣介石舉兵北伐方面，盡管黨內有不同意見，瞿秋白照樣尊重共產國際的意見，表示支持。《多余的話》希圖居於國共兩黨之上，在一個更大的范圍裡求得“生存空間”。
這當然不能改變蔣瞿之間在政治版圖上的對峙關系，在這一“黨魁級”生死博弈中，瞿秋白不僅要嚴守共產黨人的底線和尊嚴，還要放下身段，切合黨內斗爭和自身實際，講一些文人從政、氣敗神傷、厭倦革命的話，所謂“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實話”。
事實上，瞿秋白求生圖存的努力，並不是毫無效果。由《多余的話》引起的輪番勸降，幾次推遲處決瞿秋白的時間。蔣介石曾經召開過包括蔡元培、戴季陶參加的大范圍會議，研究瞿秋白的去留。瞿秋白希圖在“二元人物”上脫離虎口，終又在“二元人物”上遇難，因其不肯變節投降，不能成為國民黨所希望的忠於他們的“一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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