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執掌共青團中央

創立“青年思想”

10多年來，我採訪了近百名胡耀邦的上司、戰友、部屬以及原團中央和各省、市團組織的領導人，僅採訪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就有李昌、胡克實、劉導生、羅毅、項南、王照華等人，還訪問了李彥、邢方群、張黎群、陳模等原《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等報刊的負責人。以及原中央政治局委員、總參謀長楊得志，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耿飚，原中顧委常委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首道，原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原北京軍區政委鄭維山，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傳華（原任胡耀邦秘書）、馬石江（曾任中央團校常務副校長），原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於光遠等，他們都有發自肺腑的深刻共識：胡耀邦在1952年到1966年這長達15個年頭的時間裡出任團中央書記、第一書記，是迄今在這一重要崗位上任期最長的團中央主要領導人。在他的領導下，共青團工作出現了全新的局面，是共青團工作最活躍、最有成效、最朝氣蓬勃、最有聲有色的時期。更重要的是，他在工作中，形成了獨立的青年思想，其中包括對青年一代的基本評價，對青年的社會責任和時代使命的確定，對青年的基本利益和特殊要求的認識，對青年工作的基本特點和方法的探索，對青年干部成長道路的把握。這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思想寶庫。

胡耀邦被稱為當代青年運動的領袖是當之無愧的。正如黨中央在追悼胡耀邦的悼詞中對他的高度評價：“從1952年起，胡耀邦長期主持團中央的工作，先后擔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在此期間，他創造性地執行中央指示，開辟了建國以來黨的青年工作最為活躍並且積累了重要經驗的時期。特別是他十分注重在實踐中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點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提倡‘朝氣蓬勃，實事求是’的作風，使團組織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從而帶領廣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黨賦予的光榮任務。”

《中國青年報》原總編輯張黎群在接受筆者採訪時，將他的一篇題為《胡耀邦與中國青年——兼談有關耀邦同志的青年思想理論》的文章交給我參考。文章雲：“我也曾有過一個設想，想寫一本《胡耀邦與青年》的書，因為我也曾長期從事青年工作，同耀邦同志有過很密切的接觸，很想對這個主題作些研究和闡述。我想，在世界范圍內，青年運動的興起，是與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聯系在一起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是高瞻遠矚地把希望寄托於未來。在我們中國，幾代領導者對青年和青年運動提出過觀點，很有影響的，是我國老一代革命領導者毛主席、周恩來同志、劉少奇同志、朱德同志、鄧小平同志。在近代中國，有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一些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也都是滿懷熱情地寄希望於青年，從李大釗、陳獨秀到魯迅、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他們的有關論述是非常精辟和有價值的。正是這些優秀傳統培養之下，在青年運動的豐富實踐中，涌現出一批優秀的青年運動領導人，按照時代順序，他們有任弼時、馮文彬、蔣南翔、張愛萍、蕭華、胡耀邦、李昌等等。而胡耀邦同志在青年工作崗位上時間最長，從而也對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思考、理解、論述最為系統、最為深刻。”

張黎群還寫道：“耀邦同志一開始就十分注意在實踐中研究青年和青年工作問題。他到團中央以后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在團中央機關和中國青年報抽調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同志到他那裡專職去幫助他這方面的工作，雖然沒有冠以一個什麼機構的名稱，實際上就是研究小組。這三個人就是黃天祥同志、佘世光同志和張黎群。耀邦同志把我們叫到他的辦公地點交代工作，一邊走著一邊用手指敲著自己的腦門說：‘要多動動腦筋，多研究研究。’像是京劇老生的做派似的把我們都逗樂了。

“他始終保持一顆童心，永遠是那麼年輕。為什麼他在晚年仍能和許多青年人一見如故，促膝談心，談笑風生，有許多共同的話題，就在於他的思想永遠年輕，站在時代前列﹔還在於他透徹地了解青年的特點要求，成長的規律，同青年心心相通﹔他經常地、非常自然地走到青年之中，有切合青年的工作方式方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盡管耀邦同志走上了黨的最高領導崗位，擔任了黨中央的總書記，但是，他還是他，他的心依然那麼年輕，仍一如既往地關注青年的成長和他們的未來，關心各條戰線青年人的思想和活動，關注他們的困難和問題。他也沒有忘記在團中央工作期間那些老團干、老朋友和曾經培養起來的老勞模、老先進和那段歲月的青年突擊隊員，他還不忘那些到雲南支邊的上海青年和江西鄱陽湖邊墾荒的那群青年人。以至，他去世后人們把他的尸骨安葬在江西共青城。這是李昭同志和耀邦的子女們有深遠意義的安排，他們深知耀邦畢生心系青年，祝願他身后也魂系青年，生生死死和青年同在！

“對青年的研究，當時下功夫最大，首先是對青年思想狀況的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可以說，耀邦同志是我們黨內最早充分注意到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青年思想復雜狀況的領導人之一。這種調查研究，多數是他部署安排的。在這一過程中，他尤其強調的是青年思想的特殊性，反復要求團組織在工作中注意這種特殊性，不要簡單化地以一般性方法來處理青年的思想問題。

“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1956年9月的一次講話，他說：‘青年有著旺盛的精力，有著多方面的興趣和愛好，而且青年時期又是思想矛盾很多的時期，少年沒有發生的問題，他們可能發生﹔成年人已經解決的問題，他們還沒有解決。正因為這樣，青年團就不能用一般化的方法去帶領青年，就要創造一些適合青年特點的方法，去發揮青年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去滿足青年的各種進步要求，並且使青年干部在干的過程當中增長才能。

“在當時的經濟建設中也出現過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在政治生活方面有不切實際不實事求是偏‘左’的做法，青年中不少人在思想上有很大的波動和困惑。耀邦同志十分關注青年的這些思想動態，多次在團的會議上強調要對青年思想狀況作具體分析，不能一味指責青年，他反復告誡：‘就目前的情況來說，主要方面還是要防止簡單、粗暴的處理，否則，就不能推動、促進更多的干部、更多的人重視思想教育工作。’青年的情況是復雜的，耀邦同志從來不回避這一點，而是根據青年的特點，積極地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當時針對一部分農村青年不安於在農村從事生產勞動的情況，耀邦同志指出：我們應該在青年中開展這麼一個辯論，辯論農村究竟有沒有前途？要不要熱愛農業生產？應不應該用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當然，進行這個辯論的方法一定要擺事實、講道理，決不要戴帽子。他還強調：‘要搞得很細致，道理要講得很充分，使大家心情舒暢。’

“耀邦同志也不是無原則地推崇青年，過高估計青年的優點和力量，而是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指出青年的弱點與不足。他說，青年人缺乏社會經驗，熱情有余，冷靜不足，有時容易激動，也難免偏激，走極端，‘嘴上無毛，辦事不牢’，有時犯冷熱毛病等等。但是，他深刻認識到這些弱點是在青年成長過程中難免發生的，他一再引用列寧講的話：‘上帝都允許青年犯錯誤。’耀邦同志說過：‘我們這些入黨多年，受黨教育幾十年的老干部還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為什麼對處在成長過程中的青年人那麼苛刻，那麼嚴厲，要求他們百分之百的成熟，不犯錯誤呢？這是不公正的，也不會得人心。’

“為著系統地研究青年問題，耀邦同志授意要對中國青年運動史做一番整理工作，以便從中探索和總結幾十年來中國青年運動的特點和規律。經他同意，組織了一個專門班子，負責搜集整理1915年至1949年這段時間的有關青年和青年運動的歷史資料和各個歷史時期青年領袖人物的論述、發言和文章，選編成集，定名為《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從1957年2月開始出版第一卷，一直編纂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共出版了10卷，每卷都有35萬字到40萬字，共計近400萬字的資料，這是研究中國青年運動史和青年學的一個基礎。”

張黎群著重指出：“耀邦同志實際從事青年運動的領導工作不止是建國后的15年。如果精確計算的話，他革命生涯60年，其中有近一半時間從事青年工作。在紅軍時期、抗戰時期，他都是我們黨青年工作部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14歲就主持兒童團少先隊工作，在蘇區、延安，他一直處在青年工作的第一線。他的青年工作經驗積累得很多。這樣的經歷在我們黨的高級干部中是絕無僅有的，這是他關於青年工作的一系列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礎。當年毛主席把耀邦同志從川北調進北京，開始是准備讓他擔任建筑工程部部長的，后來考慮到他是領導團中央工作的最佳人選，結果，他回到了青年工作崗位上，被選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第一書記，一干就是15年。這樣的機遇，給了耀邦同志一個舞台，一個空間。也就是在以后多年的工作中，他在開拓青年工作新局面的同時，也逐步形成了獨立的和比較完整的青年工作思路。他有很多講話和意見，提出了很多觀點。現在，把這些觀點整理起來看，是有理論內涵的、比較系統的、有解釋力的觀點，而且它很有生命力。

“對耀邦的觀點怎樣來理解和定位？……陸建華同志提出了胡耀邦‘青年思想’的命題，我認為可備一說。看來，‘青年思想’這個提法，可以比較完備地概括胡耀邦同志對於青年的一系列觀點、論述﹔可以比較准確地體現他的獨創精神。耀邦同志一生的實踐証實了他對青年的思想理論，對青年的特點、青年的教育、青年工作、青年活動和青年問題的研究，是他多方面研究和建樹中的一個有重大意義、有代表性和有突出貢獻的課題。應該說，在有關青年理論的研究方面，他很有發言權，他是當之無愧的青年問題的大專家。他幾十年在青年這個廣闊領域的理論與實踐是有關青年學的豐富財富。甚至可以說，他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青年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關於青年運動的思想是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后領導青年運動的有代表性的思想。在各種社會革命和經濟建設中，青年問題和青年工作一直是一個中心的問題，在19世紀和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青年運動、工人運動和其他社會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蘇聯早期就有共青團。在中國的五四時期，青年就是先鋒，在以后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中，青年無不顯示出其先鋒作用。這支先鋒力量如何培養，如何運用，不是所有的思想家和實際工作者都能夠思考清楚的。而胡耀邦同志集思想家和實際工作者兩種角色為一體，全面地完整地回答了有關青年和青年運動、青年工作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所以說，在全世界的共產黨裡，有理論有實踐的青年運動領袖，胡耀邦是最突出的一個。因此，提出胡耀邦‘青年思想’，是順理成章的。”

中國青年的對外交往，經歷了艱難曲折的歷程。它緊緊圍繞“探求真理、學習科學、愛國救亡、振興中華”這根主線，成為近代中國青年運動的重要一翼。50年代，參加世界青年、學生聯歡節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青年對外交往的重點之一。作為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他率中國青年代表團，先后參加了1953年8月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第四屆世界青年、學生聯歡節和1957年7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六屆世界青年及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通過廣泛的對外交流活動，胡耀邦為粉碎反華勢力的孤立和包圍，打通新中國同外部世界的聯系，建立和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及亞、非、拉廣大地區的人民和青年的友誼作出了重大貢獻。胡耀邦在世界青年聯歡節的活動中，顯示了非凡的人格魅力和中華民族英雄氣概，至今還廣泛流傳著有關他的美談、趣聞。

胡耀邦率代表團每次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都表現了中國人的志氣和骨氣。第四屆世界青年、學生聯歡節結束后，中國青年代表團再度來莫斯科訪問。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謝列平與之同行，去布加勒斯特開會，就是搭乘他的專機同往的。出訪之前，謝列平在賓館設宴歡迎，幾次碰杯之后，謝列平又起身，站起來和胡耀邦並立，忽然舉起手臂，從胡耀邦頭頂比到自己胸前，打了個哈哈，不經意地說：“看你，和我們的少先隊員一樣高。”他語言傲慢，顯出一種“老大哥”的自高自大態度。

胡耀邦聽了他的譯員翻譯后，立刻移開一步，向著中國翻譯理直氣壯地說：“你告訴他：我做少先隊工作的時候，他恐怕還沒戴上紅領巾呢！”翻譯正猶疑中，胡耀邦又嚴厲地催道：“譯給他聽，是我說的。”

當中國代表團抵達新西伯利亞城時，當地團州委書記為中國代表團接風，餐前小坐敘談。這位團州委書記已經喝過不少酒，紅光滿面，醉意十足，大夸海口，說什麼“伏特加是世界上最強的烈性酒，俄國人是天下誰也比不上的好酒量的人”。胡耀邦轉過頭問：“伏特加多少度？”他回答：“45度。”胡耀邦笑了笑說：“我們的二鍋頭就有62度吧！”接著他悄悄地附耳隨行的李庚：“你不是能喝一點酒嗎？”接著帶點調皮的神氣說：“等會我們先和他干杯，最后你再上，和他比一比。”

一路陪他們的一位蘇聯女譯員瓦麗聽見了，默默地向李庚微笑點頭。就餐時她特地坐在李庚身邊，拿起一片面包，滿滿抹了一指厚的黃油遞給他，小聲說：“你先吃下去，可以保護你的胃。”

當晚，宴會過后，這位團州委書記放下餐具起身，就站不穩了，沒動兩步就搖晃著癱倒在地上。胡耀邦和李庚等人，若無其事地走出餐廳，保持了中國的尊嚴。回到臥室，李庚渾身如火燒一般，隻好走進浴室，坐在淋浴噴頭下面一邊沖，一邊就睡著了，也不知當夜自己何時和怎樣上床的。次日黎明，胡耀邦來到他床前，見他好好躺著，酒已醒了，便笑道：“夜裡看你睡得香，沒事就好。你以后不要以為自己能喝就喝得酩酊大醉。不過昨晚多喝了幾杯是一種斗爭策略，也是一種工作需要。下不為例啊。”說罷，兩人開心地大笑起來。

作為青運領袖，胡耀邦為青年團工作的進一步發展，及時指明前進的方向。

1956年，胡耀邦在黨的八大上作了《把我國青年引向最偉大的目標》的發言。他說，回顧過去的8年，全國青年確實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就青年團的領導來說，我們還隻解決了一個半問題。一個問題是指我們已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青年團，半個問題是指我們初步摸到了一些按照青年特點工作的方法。

胡耀邦認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自成立以來，一直堅持了“青年團是黨領導下的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這一正確的建團路線，團的發展是健康的，絕大多數團員的思想是進步的，工作是有朝氣的。他舉例說，到1956年6月底，全國已有2000萬團員，差不多佔全國青年的17%。因此，他認為，青年團已成為黨的一支可靠的后備隊，成為吸引全國青年蓬勃向上的巨大力量。“在這樣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上，並且當前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的時候，把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改為共產主義青年團，是完全符合廣大青年願望的。”

胡耀邦也指出，我們才初步摸到了一些按照青年特點進行工作的方法，在青年團的獨立活動中，仍然有不少的問題和缺點：由於我們有些活動沒有注意同有關部門多加商量，取得它們的支持，有時就和這些部門的步調不夠一致﹔由於我們有時提出的要求過高過急，到了下面又層層附加任務，就使得某些事情不太行得通，甚至發生一些強迫現象﹔由於我們有時過分強調青年打先鋒，“包下來”，就使得一部分青年過分勞累，使得青年和中老年之間的關系不夠協調。這些就是青年團工作中還沒有解決的半個問題。

胡耀邦還指出，我們有些同志，不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不正視自己的缺點，這是不對的﹔另有一些同志，一聽批評，不管對與不對，就趕緊“收兵回朝”，關門檢討，甚至得出這樣一條“經驗”，叫做“少做工作，少犯錯誤”。這同樣是錯誤的。

他強調說，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新經濟一樣，都是我們黨在過渡時期帶有根本性的任務，而且是密切相關的任務。我們相信，全黨一定會更好地關注我們這未來的一代，引導他們朝著最偉大的目標——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勝利前進。

作為青運領袖，胡耀邦特別注重團內的作風建設，積極倡導一種良好的作風。他認為，保持和發揚團內那種朝氣蓬勃、踏實苦干的優良作風，防止和反對那種個人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乃是今后開展青年工作的重要關鍵之一。

1964年7月，在共青團九屆一中全會上，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胡耀邦任第一書記，胡克實、王偉、楊海波、張超、王照華、路金棟、王道義、惠庶昌為書記處書記，張德華、李淑錚、徐惟誠、胡啟立為候補書記。胡耀邦在共青團九大所作題為《為我國青年革命化而斗爭》的工作報告中，將青年團的作風歸納為8個字：朝氣勃勃，實事求是。

胡耀邦在報告中指出，黨經常教導我們共青團一定要樹立一種好的作風，要把廣大青年的作風帶好。作風是一種無聲的號召，無形的精神力量。團的作風好壞，對青年的革命化有著直接的影響。這是因為，“青年看團員，團員看干部。干部要作為團員和青年的表率。”

胡耀邦總結指出朝氣蓬勃，就是要有一種勇於跟困難作斗爭的革命干勁。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事業，是在戰勝各種各樣的困難中壯大發展的，團干部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百折不撓，勇往直前。

朝氣蓬勃，就是開動腦筋、敢於和善於提出問題，有負責精神和創造精神。胡耀邦認為，一個真正對革命事業負責的人，應該把推動革命前進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他特別強調說，這樣的人，不是不會犯錯誤，而且勇於堅持真理，勇於修正錯誤，隻有這樣的人，他的工作才不是敷衍拖拉，墨守成規，而是生氣勃勃，有創造性的。

朝氣蓬勃，還是一種努力學習、永不自滿的精神。胡耀邦指出，學習對於團的干部尤其重要，我們要善於向黨學，向群眾學，向實際學，向書本學，向左鄰右舍學，向一切有經驗有知識的人學，隻有這樣，經常注意吸取新鮮事物，增長新的知識，不斷提高思想水平，我們才能夠永遠保持革命的朝氣。

怎樣去保持革命的朝氣？胡耀邦認為，隻有嚴格執行黨和國家關於干部參加體力勞動的制度，永遠保持艱苦朴素、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才能做到保持革命的朝氣，並且永不變質。他告誡廣大團干部，奢侈浪費是思想上的腐蝕劑，追求個人的物質享受，就會喪失革命志氣。同時，我們還要防止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沾染官僚主義的惡習。

胡耀邦進一步明確提出，朝氣蓬勃是必須建立在踏踏實實了解情況的基礎之上的，因而朝氣蓬勃又必然與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起來。

所謂實事求是，“就是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要做到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既不夸大，也不縮小。採用一分為二的辯証方法，既要看到成績，也要看到缺點，從實際出發，按照黨的政策辦事，不蠻干，不亂干，不弄虛作假。有認真嚴肅的工作態度，有實干精神，言行一致，表裡如一。

胡耀邦還說，實事求是就是工作要扎扎實實，具有革命的堅持性，我們要多做打基礎的工作，講究工作實效。我們要認真學習黨的政策，重視有關青年工作和青年問題的研究，把政策弄懂了，情況摸清了，問題看准了，就要發揚革命的堅持性，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有始有終。

胡耀邦認為，絕大多數團干部熱情很高，干勁很大，但卻往往有實事求是不夠的弱點，值得廣大團干部警惕。革命干勁越大越好，但是必須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規律。我們不怕困難，藐視困難，但是對困難要做具體分析，認真對待。要有遠大理想，但必須腳踏實地。

胡耀邦引用毛澤東的話，指出團干部心要熱，頭要冷，要冷熱結合，做冷靜的促進派，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業務能力。

他倡議，“全團干部要有革命的事業心和責任感，不辜負黨的委托，嚴格要求自己，努力養成朝氣蓬勃、實事求是的好作風。力爭把工作做好，成為黨的優秀的青年工作者。”

在胡耀邦的極力倡導下，“朝氣蓬勃，實事求是”成為共青團的傳統優良作風，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團干部，使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團內發揚光大。“八字方針”至今仍有強大的生命力，胡耀邦為共青團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這種特別的工作方式裡反映出優良的工作作風：勤奮讀書之風、調查研究之風、平等商量之風、講求實效之風。這些工作作風正是五六十年代青年團干部的工作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