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執掌共青團中央

“背靠黨委，面向青年”

胡耀邦在團中央工作期間，敢於創新，勇於開拓，深入實際，根據青年的特點，緊緊圍繞黨的中心工作，開展豐富多彩的獨立活動，取得顯著成就。

胡耀邦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不唯書，不唯上，把掌握的理論知識和上級的指示精神與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在這方面堪稱典范。他熟讀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博覽群書，用自己的模范行動提倡和幫助廣大團干部刻苦用功讀書，更在理論聯系實際方面率先垂范。因此，他在工作中敢於創新，不拘一格。

他最忌教條主義照本宣科，形式主義地貫徹上級指示。有一個暑假，團中央舉辦了高等學校團委書記學習會，他在會上作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報告。他有針對性地指出：“你們希望毛主席親自來作報告，指示如何做好團的工作，這個願望是好的。但是毛主席領導全黨全國的工作，忙得很，你們提出的大都是一些比較具體的問題，怎麼好去麻煩他老人家呢？再說，團的工作，毛主席早已指明了原則，就是既要引導青年在黨的中心工作中發揮作用，又要按照青年特點開展團的獨立活動。至於具體業務上的問題、辦法和經驗，首先要靠我們自己去實踐、去交流、去總結，不要事事都去請示黨中央、毛主席。否則，還要團的干部做什麼呢？”這些真知灼見，本是無可厚非，但在十年浩劫中，都成了胡耀邦的一大“罪狀”，說他“煽動大家反對毛主席”。

“背靠黨委，面向青年”是胡耀邦主持團中央工作時提出的青年工作口號。這個口號不僅體現了青年團的性質，而且反映了青年團的工作特點和任務。

胡耀邦認為，青年團干部應當主動到群眾中去，面向廣大青年，開展團的工作，他常說，“年輕人腼腆，你不主動去結交他，他才不會理你呢。”因此，他要求團的干部要“背靠黨委，面向青年”。

在他主持團中央工作期間，團中央機關有這樣的制度：每一個書記要直接聯系幾個基層支部，作為了解情況的渠道和開展工作的試點。他本人就曾深入北京大學，與中文系五九級漢語專業團支部建立了聯系。

五六十年代搞團的工作的人都記憶猶新，那個時候，北京團組織搞什麼活動，胡耀邦幾乎每請必到。有時候他連續一二十天泡在北京基層搞調研，傾聽青年的心聲。

與青年人交朋友，成為胡耀邦生活中的重要內容。

1955年，胡耀邦出差到廣東，在火車上，他走進一節滿載大學生的車廂，和大學生們聊上了，彼此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談了個把鐘頭。當大家知道前來交談者是團中央書記，一下歡叫起來。

胡耀邦身體力行，帶動了從團中央到地方的團干部，改變了過去某些“面向黨委、背對青年”的不正確做法。

1964年，胡耀邦在共青團九大工作報告中總結道：密切聯系青年群眾，對於共青團來說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要最大限度地把青年團結和組織起來，每個團的干部，每個共青團員，都必須關心青年，接近青年，了解青年的意見和要求，做青年的知心朋友。

圍繞黨的中心任務，照顧青年特點，開展組織和教育青年的獨立活動，是胡耀邦實踐和總結共青團活動經驗而規定的一條基本原則，它揭示了共青團工作的基本規律。

胡耀邦擔任團中央書記后，始終按照青年特點，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作為調動和吸引廣大團員和青年的一種重要手段。

早在1953年，胡耀邦就指出：“在工作中不少干部還不善於領導團員正確地發揮作用，不善於按照青年的特點，採用青年所喜聞樂見的生動活潑的方法來進行工作，不懂得青年團的作風應當是既嚴肅而又活潑，既反對輕浮而又反對沉悶枯燥，如果我們要求青年和要求成年老年一樣，就一定要脫離實際，脫離群眾。”

他認為，青年有旺盛的精力，有著多方面的興趣和愛好，而且青年時期又是思想感情矛盾最多的時期，少年沒有出現的問題，他們已經出現，成年人已經解決的問題，他們還沒有解決。正因為這樣，青年團就不能用一般化的方法去帶領青年，要創造一些適合青年特點的方法，去發揮青年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去滿足青年的各種進步要求，並且使青年干部在社會實踐中增長才能。總之，要開展有益於社會主義事業又適合青年特點的獨立活動。

胡耀邦深刻地認識到，青年團的獨立活動能否適合青年的特點，這關系到獨立活動的成敗。青年思想活躍，好奇，喜歡翻新花樣，團組織就根據黨的中心任務的要求，不斷提出新口號，採取新形式，使得活動變化多樣，生動活潑﹔青年求知欲強，當時的文化水平又低，團組織就協同有關部門建立各種技術夜校、技術培訓站、文化補習班，進行業余教育，幫助他們學習文化技術。僅1956年一年，在農村就有530萬青年脫盲﹔青年朝氣蓬勃，進取心和上進心強，團組織就在活動中通過可比性強的各種競賽，通過宣傳樹立先進人物來激發青年的積極性。團中央決定1955年9月召開“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會上，胡耀邦代表團中央作了《中國青年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而斗爭的任務》的報告，報告極大地鼓舞了全國工業、農業、基本建設等各條戰線上的青年，他們紛紛行動起來，“爭做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1958年團中央又召開了第二次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會上，胡耀邦作了題為“發揚共產主義精神，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報告，就勞動、學習、作風、思想4個問題，向全國青年提出努力方向。他指出，為了更好地為祖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全國青年第一必須積極參加勞動，養成勞動習慣，並在勞動中刻苦鑽研，提高本領﹔第二必須努力學習文化科學，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並把這兩種學習結合起來，向“又紅又專”、“紅透專深”的目標前進﹔第三，必須繼續發揚積極性和創造性，徹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做，並使敢想敢干的精神同實事求是的作風密切結合起來﹔第四，必須自己思想上樹起共產主義的紅旗，不斷提高共產主義思想覺悟，不斷地提高自己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

這兩個會議前，各級團組織廣泛發動組織﹔會議期間，內外結合，擴大影響。通過這一活動，極大鼓舞了全國青年的斗志，出現了“學先進，趕先進”的群眾性熱潮。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團中央的做法，指出“採取召開青年積極分子大會的方法來組織和發動青年建設社會主義積極性是一項好經驗”。

與此同時，胡耀邦對少兒工作極為關注，在1958年6月召開的共青團三屆三中全會上，他主持制定了團中央常委《關於開展蓬勃的共產主義兒童運動》的報告，並作了關於少年兒童工作的總結講話。他常說：“我們的黨，從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開始，都把兒童看作我們的未來，我們的希望。每個共產黨員，每個革命者，都要熱愛我們的兒童，關心教育我們的后一代。”

筆者1993年5月5日訪問原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原第一副部長王照華，他激情滿懷地回憶說：“五六十年代的團干部熱情很高，但許多同志對青年團的工作，特別是少年兒童工作深遠的戰略意義認識並不深，還有的認為青年團的工作都是說說笑笑，打打鬧鬧，蹦蹦跳跳，認為做少年兒童工作低人一等，沒出息，‘家有三斗糧，不當孩子王’。通過耀邦同志反復啟發開導，打開了大家的政治眼界，從根本上提高了對團的工作、少年兒童工作重大意義的認識，明白了肩負黨和人民的重托，從而把工作熱情建立在政治覺悟之上。當年我們看到耀邦同志對團的工作那樣投入、執著，對青少年那種關心、熱愛，感到欽佩，受到鼓舞。現在更加明白了，他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他把祖國的前途和命運同青少年的成長聯系在一起，開始就自覺地為祖國的未來而工作，自覺地從事建筑祖國的‘希望’這項偉大工程了。”

在胡耀邦的精心謀劃和領導下，共青團率領全國青年全面投入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潮，組織青年建立青年班組、節約崗、青年苗圃、造林隊、墾荒突擊隊以及讀書學習小組等等，廣泛開展爭當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向科學進軍等活動，搞得有聲有色，熱氣騰騰。

由於工作方針與措施得力，在五六十年代，青年團的工作相當活躍，團的獨立活動多種多樣，成績巨大：在工業戰線，為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青年團發動和組織了青年突擊隊活動，極大地激發了青年人的生產熱情。像李瑞環、倪志福、張百發、郝建秀等一批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杰出人才，就是當時在青年突出隊活動中涌現出來的生產能手。

在農業戰線，為發展農業生產，配合黨和政府提出的“開展移民墾荒”任務，青年團適時發動和組織了“青年志願墾荒隊”活動，既開墾了荒地，發展了農業生產，又在青年中倡導了一種“墾荒精神”和“向困難進軍”的精神﹔青年團發動億萬青少年開展綠化祖國、植樹造林活動，使荒山禿嶺披上了綠裝，從而改善了生態環境，保持了水土。從1955年秋到1956年春，全國青年造林546萬畝，植樹22億株。1956年3月，團中央在延安召開陝西、甘肅、山西、內蒙古、河南等5省（區）青年大會，胡耀邦作動員報告，在全國青年中產生了強烈反響，迅速掀起了植樹造林熱潮。僅1956年，全國就有1.2億青年參加植樹造林活動。不久，又開展了綠化長江、黃河，綠化黃土高原、荒山禿嶺等活動，使祖國山河逐步披上了綠裝。

筆者2000年9月訪問《中國青年報》原總編輯張黎群時，他滿懷激情地回憶了40年前的一件往事：

1956年，他隨胡耀邦到廣東考察農村工作。一路上，胡耀邦就如何發揮農村青年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問題，與農村青年促膝談心，和團干部交流心得，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當時，有一部分人認為沒有必要把青年單獨組織起來，讓他們和中老年農民一起勞動就可以了。而胡耀邦主張，要在農村舉起一面旗幟來。他提出了如何組織農村青年突擊隊來激勵他們投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設想。受到他的思想的鼓舞，回到北京，張黎群就寫了一本題為《社會主義農村青年突擊隊》的書，當時風行全國。這本書中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胡耀邦所倡導的，通過適當的組織形式，最大限度地調動青年的積極性，使青年的作用得以充分發揮。

胡耀邦一直非常關心農業的發展和青年農民的作用。他曾說：“中國地域廣大，不同地區的土壤結構不相同，如何因地制宜發展農、林、牧、副業生產，大有講究。我們要組織青年為農業多做貢獻，就要提出切實可行的口號和要求來。”經過深思熟慮，他認為要發動我國北方地區的青年開展大規模的植樹造林、保持水土的活動。后來，在廣大農村，涌現出無數戰天斗地、植樹造林的先進青年和先進集體。

在文教科技戰線，青年團則發動和組織了青年學習文化、掃除文盲和“向科學進軍”的活動，至1957年全國掃除青年文盲達2000多萬人，為提高全民族文化科學水平作出了貢獻。

所有這些團的獨立活動，得到了黨和國家的充分支持和肯定，也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好評。

筆者於1999年訪問了原中央團校干部鄭洸，他以無比激動的心情向筆者回憶了40多年前建立全國第一支青年志願墾荒隊北京青年墾荒隊和江西德安縣“共青社”時的動人情景：

1955年秋天，胡耀邦在自己家裡親切接見了北京青年墾荒隊的5位發起人：楊華、龐淑英（女）、李連成、李秉衡、張生。他充分肯定了他們可貴的愛國熱情，並對墾荒隊的規模、地點和今后發展方向等談了具體意見。61名首批墾荒隊員出發時，他親自為他們送行、授旗，並發表了“向困難進軍”的熱情洋溢的講話。10個月后，1956年6月6日，胡耀邦親自去黑龍江蘿北縣看望墾荒隊隊員，勉勵大家決不向困難低頭，做到“勞動、團結、學習、紀律、身體五樣都好”。還贈給隊員8個字：“忍受、學習、團結、斗爭”。當墾荒隊遇到曲折和困難時，他於1959年12月和1960年10月兩次親筆寫信給楊華和墾荒隊員，教導他們正確對待遇到的困難和挫折。他在信中深情地寫道：“我們沒有忘記你們，沒有忘記響應黨的號召、為祖國需要，在嚴寒的北大荒英勇奮斗的全體同志們，同時告訴隊員們既要提高生活，又要提高思想。”語重心長的話語，溫暖著隊員們的心，給大家以極大的鼓舞和精神力量。

首批墾荒隊的這一壯舉，引起了全國廣大青年的強烈反響，相繼有天津、哈爾濱、河北、山東、河南等地的2570名墾荒隊員也來到“北大荒”。與此同時，全國先后有遼寧、黑龍江、上海、武漢、湖南、廣東、浙江等16個省市及部分縣組織了青年志願墾荒隊。僅一年多時間，全國組織了近20萬名青年參加墾荒大軍，為祖國的邊疆建設做出很大的貢獻。

1955年，98位上海青年響應團中央號召，豪情滿懷地來到江西德安縣，在荒無人煙、荊棘叢生的鄱陽湖畔，進行開墾創業。不久，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來看望大家，與墾殖隊員一道住草棚、喝稀飯、嚼咸菜，白天共同開墾，晚上促膝談心，還為隊員題寫了“共青社”3個字。以后每當“共青社”發展到一個新階段，胡耀邦就為它依次題名“共青墾殖場”、“共青城”。在1984年“共青人”扎根鄱陽湖畔30周年紀念的日子裡，作為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又一次來到他們中間。當看到這裡由不毛之地變成一座新城，他無比興奮，揮毫寫了“有志者事竟成”6個大字，以資鼓勵。他與“共青城”結下了不解之緣，以至他去世后，他的骨灰安葬在他親手創建的共青城的綠林之中，長眠在這塊他生前眷戀的土地上，他永遠地同“共青人”在一起，永遠地活在青年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