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執掌共青團中央

指導辦好團中央報刊

胡耀邦擔任團中央書記、第一書記期間，一直注重媒體輿論的作用，他全力以赴地指導辦好團中央的報刊。這些報刊主要是《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團的工作》等。通過這些報刊，把黨的方針、政策及時傳達到團的干部和廣大青年中，使青年團及青年工作形成了一種生動活潑、追求真理、奮發向上的氛圍。

《中國青年》原總編輯邢方群向筆者詳盡地介紹胡耀邦為辦好團報、團刊殫精竭慮的情況。他回憶說，胡耀邦一上任，就十分強調抓好青年出版物。在主持團中央書記處的會議時，他常常談論團的思想工作以及出版團的刊物等宣傳任務。1953年秋季，胡耀邦每星期天晚上都要召集那些負責《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出版社以及團中央宣傳處的同志到他家開會，會上他總要傳達黨中央領導人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講話，要求他們更好地開展工作，特別是寫好社論，並且檢查、總結編輯和新聞處如何根據黨中央的政策精神開展工作。每次談話，胡耀邦還提出一些題目，要報刊寫文章，並組織報道。

胡耀邦在加強內部管理的同時，還決定聘請兩類人為青年刊物寫文章。一類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著名學者和專家，另一類是青年通訊人員以及評選出的先進青年和有突出貢獻的青年。這樣做，既提高了報刊的水平，加強了趣味性和可讀性，同時又加強政策、理論等的政治指導，體現了報刊的革命性、進步性和指導性，真正發揮了黨的工作、黨的報紙的助手的作用。

胡耀邦在團中央工作期間，他不僅親自向上述兩類人約稿，還要求報刊編輯人員都出去主動約稿。由於胡耀邦做工作，許多老革命家，包括毛澤東和劉少奇，還有不少作家、學者、專家，如郭沫若、錢偉長等都為《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題詞，甚至親自寫文章。陶鑄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陳毅談紅與專問題的《致首都高校應屆畢業生講話》、郭沫若的《天才與勤奮》、錢偉長的《中國古代科學發明》、李銳的《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等，都是為這些青年報刊寫的，這對我國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一代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由於胡耀邦對青年報刊的嚴格要求和經常督促，報刊的文章生動、活潑，在廣大青年讀者心目中享有極高的聲譽。胡耀邦到團中央上任時，《中國青年》發行量不到20萬份，到1955年，發行量已超過100萬份，到了60年代初，它的發行量已超過了200萬份，至“文革”前，發行量已達260萬份。《中國青年報》的發行量增加得也很快，“文革”前已達到100余萬份。

胡耀邦一到團中央工作，就把宣傳工作抓得很緊，常常作為第一位工作來安排。在胡耀邦心目中，宣傳工作既是對青年的引導，也是反映青年自身對社會的看法的渠道。一次，胡耀邦直截了當地說：“團中央所以要辦《中國青年報》，是為了通過它指導青年運動，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青年，它區別於黨報和其他報紙，是具有青年特點的。”他還談了許多如何了解青年、把握青年、做好青年工作的觀點。

胡耀邦對青年報刊既呵護有加，又嚴格要求。一方面是積極運用輿論宣傳以擴大影響，另一方面，他更懂得報刊出了差錯，特別是原則方向上出了問題，那就不僅僅是對青年團的影響，甚至會造成全社會的損失。所以，他對報刊宣傳抓得很細，這方面，張黎群和邢方群深有同感。平時，他們經常收到胡耀邦對報道的詳盡指示，從報刊方針、宣傳主題、文章題目，甚至版面設計，他都做過指示，提出建議，以至有人開玩笑問：青年報的總編輯是張黎群還是胡耀邦？《中國青年》的總編輯是邢方群還是胡耀邦？在那個時期，青年團的報刊出版事業蓬勃發展，成為宣傳戰線上一支強大力量，當時毛澤東都說過，他很喜歡看青年報刊。《中國青年報》也是最早在報眼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引用毛主席語錄的。胡耀邦從到團中央上任以來，每年都要去報社多次，或找負責同志匯報、談話，或向編輯部、記者作報告，報社編印的《胡耀邦同志談辦中國青年報》就有4萬余言，可見他對報紙傾注了多少心血。

青年報刊也培養出一大批人才，近幾十年，首都許多新聞出版單位的負責人和骨干中，出自團中央的大有人在。他們不同程度地受到胡耀邦有關抓宣傳、重輿論、辦好報刊重要作用的教育和熏陶。青年報的社長、總編輯、主任、記者、編輯，在“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等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中不少人被戴上帽子，境遇悲慘﹔平反后，又都振奮精神活躍在新聞戰線上，沒有倒下去一蹶不振的。這個現象絕非偶然。

事隔數十年，每當張黎群回憶那段難忘的歲月，對那種平等討論切磋問題的情景，那種親密的相互信賴的關系，總是心向往之。他說，要真正了解青年，隻有真誠地和他們平等相待，不輕視他們，不高高在上以教育者自居，而是以心換心，取得青年人的信任，這樣，他們才可能和你說真心話，彼此不戒備，不設防。胡耀邦曾讓張黎群邀請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的部分同學前來與他座談，所談的都是青年日常中最經常碰到、最關心的實際問題。胡耀邦耐心地聽取同學們的發言，有時插上幾句話，與他們共同討論。座談中，有一位大學生突然問胡耀邦應該怎樣談戀愛。他毫不猶豫，立刻回答說：“真心實意地追，追，追到底！”同學們爆發出滿堂的笑聲。胡耀邦指示，青年報要設立“青年呼聲”欄目，多反映青年的要求，重視青年的呼聲！要關心青少年自身的利益，要保護青少年的權益。針對當時有些人簡單化地反對所謂的小資產階級情調，胡耀邦公開說，青年人要敢於穿花衣服，愛美是人的天性嘛，更何況是青年人。

胡耀邦反復強調，青年的特殊利益是不能忽視的。他從各種角度對青年特殊利益問題進行了大量闡述。他實際上在新中國第一次提出了社會群體的特殊利益的問題，並通過實際工作作了很有啟發性的探索。

胡耀邦力求保護青年的切身利益。他主張青年報刊為青年人說話、撐腰，支持他們的正義行動。當時《中國青年報》上刊登的有關這方面的文章、報道，涉及司法案件的，如《宋北方事件》（該文報道宋北方因受冤屈，申訴受阻，青年報為此打抱不平）、《白司長來了以后》的報道（批評地質部白司長在正定地質學校壓制學生的事件）、王家英事件（批評不許流產，逼得一個女記者吃大量奎寧丸而損壞了視力）等等，都產生了很大影響。這類保護青年的報道不一而足。如果沒有胡耀邦的大力支持，書生們是不敢造次的。

他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化解報紙的困境。《中國青年報》辦有《辣椒》副刊，專門揭批壞人壞事。有人不舒服，對胡耀邦表示不滿，希望取消。胡耀邦聽到反映后哈哈大笑，說：“蘇聯有《鱷魚》雜志，是動物，專門諷刺官僚主義，我們有個《辣椒》，是植物。這叫異曲同工啊！”

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后，黨的思想宣傳的一個重點就是強調新中國各個方面和各個人群的共同利益，較少提到某一個群體的特殊利益，許多人害怕特殊利益的提法會帶來政治上的麻煩。而胡耀邦則以獨具的膽識鮮明地提出青年的特殊利益問題。他在全團會議上指出：“青年團要善於代表和維護廣大青年的利益”，“青年人是整個人民群眾的一個組成部分，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殊要求。合理地照顧青年的特殊利益，適當地滿足青年的特殊要求，使青年更積極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這也完全符合人民的整體利益”。這一段話表明，他正面確認了有青年的特殊利益的存在和它的合理性。為此，就有青年的特殊要求，這些要求與其他人群的要求是不一樣的﹔他正面確認了這些特殊要求是需要適當地給予滿足的﹔他正面地確認了滿足青年的特殊要求的目的是為了鼓勵他們更加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他從政治高度上確認，青年的利益是符合全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的。

從這一思想出發，胡耀邦組織報刊從各方面對青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要求進行了廣泛的探討，並根據不斷的工作實踐來把這一思想具體化和豐富化。他這樣來闡述共青團工作的基本特點：要鼓勵青年“積極參加國家和社會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同時又採取了青年所喜愛的方法，開展了各種各樣的獨立活動”。關於“特殊要求”，他特別強調幫助青年增長知識，培養身體。早在1955年一次講話中，他就提出，“關心城市青年的勞動就業是長期任務”，“要關心青年的吃飯、睡覺、休息、婚姻等問題”﹔在《向科學進軍》的講話中，他指出，“幫助青年樹立正確的學習態度，從本行業入手，融會貫通，獨立思考，自我努力。幫助青年解決學習上的困難”。他甚至提到了如何利用書籍、講座、學習班等形式為青年服務的具體做法。他還指出，要“減少團的小組的會議，使大家有更多的時間用在學習上”。顯然，學習是青年的特殊要求，也是青年成長並為國家做貢獻的基本前提，胡耀邦是在滿足青年的特殊要求以符合人民的整體利益的高度上來論述這一問題的。《中國青年》原總編輯邢方群回憶說，胡耀邦任職團中央期間，《中國青年》辦得獨具特色，成為中國青年的良師益友，不可須臾離開的精神食糧，這與胡耀邦的直接領導、具體指導是密不可分的。

胡耀邦多次強調，《中國青年》雜志並不是一般的刊物，而是充滿著思想性和戰斗性的刊物，他說：“《中國青年》第一位的工作是抓思想，根據當前中心工作，根據黨的路線和政策談思想。不是個別青年的思想修養問題，也不是某一部門、某一個短時期的偏向。當時，這也是思想問題，但我們不隻限於這個問題，還要擴大，我們要搞更多人的思想問題，也就是搞那個時期的思想問題。”他在另一場合又指出：“《中國青年》的性質、任務和特點是什麼呢？我覺得，《中國青年》與其他雜志相比，有它的特點和任務。《學習》雜志是個理論、政策的教育刊物，應該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權威﹔《文藝報》是宣傳文藝政策和文藝理論的刊物，應該成為文藝政策和文藝理論的權威……而《中國青年》是個政治思想教育的綜合性刊物，那麼它就應該有思想的權威。這就是我們雜志的個性。我們雜志從來就是有這個歷史特色的，不過有時這個特色表現得鮮明一些，有時表現得黯淡一些罷了。”他強調，刊物的思想性要比報紙的思想性來得有系統，說理性也強一些。他說：“刊物一定要結合當前政治生活、群眾生活中的大事，以馬列主義理論來改造青年的思想。青年最關心的是世界往何處去，中國往何處去，自己往何處去。因此我們雜志的主要任務，就是應該配合國內外大事，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解決青年的思想問題。就是說，要抓時代的思潮……在刊物文章中，如果沒有問題，不贊成什麼，反對什麼，宣傳就是教條主義。”

胡耀邦主張《中國青年》宣傳現代科學技術，每期刊物要有一兩篇這方面的文章。他認為，這個工作很重要，在這方面教育青年是我們的歷史任務。這是當前與今后在國際競爭中的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在這方面要極大地增長自己的勇氣，不能因我們現在在這方面的少知或無知而冷淡。人的能動性、人的意志，也要靠先進的科學技術。現在，敵人譏笑我們不行，但我們決不動搖。我們在這方面要提起青年的極大興趣、願望與決心。

胡耀邦也贊成刊物指導青年的生活，他曾對編輯人員說，提倡青年晚婚問題應大搞一下，尊敬父母的問題也可以搞。《中國青年》曾轉載一篇從蘇聯報刊上翻譯過來的文章《吸煙的害處》，文章說明，每支煙裡有多少尼古丁，人們每天吸多少支煙，實際上吸進了相當數量的尼古丁，而這些尼古丁日積月累起來，對人的身體極有害處。這篇文章一發表，在全國人民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個時期，全國紙煙的銷售量為之下降。胡耀邦稱贊了這篇文章。《中國青年》還轉載過一篇蘇聯刊物上的文章《審判后的談話》，文章講一個老學者和他的夫人溺愛兒子，兒子墮落了，走了犯罪的道路，被法院判了刑。老學者后悔不迭，對記者講了自己的痛苦教訓。這個故事給我們國家的一些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敲了警鐘。我們有些干部在全國解放后，生活條件改善了，他們對子女嬌生慣養，要求不嚴，有的干部子女就沾染了好逸惡勞、貪圖享受以至腐化的惡習。胡耀邦把這篇文章連同《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馬小彥是怎樣腐化墮落的？》以及其他有關文章，送給了中央一位領導同志。中央領導同志囑咐把這幾篇文章印發給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干部，作為鑒戒。《中國青年》還登載過一篇短詩，題目是《幸福像孔雀一樣飛來》。胡耀邦看后，對編輯人員說，幸福要靠青年艱苦奮斗、發憤圖強去爭取，哪能不費一點力氣，幸福就會從天上飛來？要教育青年用自己的艱苦勞動，去創造祖國人民和自己的幸福生活，不要使青年們幻想在家裡閑坐著就會得到幸福。

胡耀邦一向主張《中國青年》要提高質量。1956年11月20日，他召集《中國青年》雜志、《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有關編委，共同研究《中國青年》的工作問題。胡耀邦在聽了大家談的情況和問題之后，談了他的意見。他說：“總結雜志過去的經驗教訓，我想，首先應該要求每期刊物都要有兩三篇非常切合當前廣大青年在政治生活中的問題的文章，這好比是工業中的156項，沒有它，就壓不住，雜志的分量就顯得輕飄……”1960年1月7日，胡耀邦對編輯人員講：“《中國青年》每期要有一篇挂帥文章，立大志，力爭上游。文章要做到：不看，感到可惜。這樣的文章要提到書記處的辦公會議上討論。文章可上可不上的，堅決不上。當然，雜志還要定期出。要加強理論性、指導性，使人不能不看。這類文章不一定都是負責同志寫，還可找青年寫。要把最近10年的《中國青年》看看，究竟有哪些文章在青年中影響很大，為什麼能如此？從中找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

為了提高質量，胡耀邦主張抓住青年最關心的問題。他批評《中國青年》在1956年下半年在好幾個問題上沒有跟上時代的潮流。如：沒有深刻談談個人崇拜的問題，對黨的八大也宣傳得不夠有力，波匈時局、二中全會都沒有及時配合上。他說：“黨的八屆二中全會提出與群眾同甘共苦問題，要好好談談﹔配合整風，把整風所要反對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好好加以解釋﹔要寫一篇文章，題目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形勢》，加一個副題《目前時事宣傳的基本提綱》，把青年對時局的重大思想問題都談一談，並提供新材料，登出去，青年一定願意看。”關於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他主張寫一篇《二中全會的主要精神是什麼？》。他說，一看這標題，就能吸引人。他還說：“你們每期都要有骨干性的文章，這就得好好設計，看應該抓哪些大問題。”1962年，《中國青年》編輯部幾個同志，曾就青年提出的有關天才這方面的一些問題，去請教郭沫若。郭老談了許多對青年極有教益的意見，編輯部把他的談話記錄加以整理，經郭老修改，以《天才與勤奮》為題在刊物上發表。胡耀邦看了，大為贊賞，囑咐編輯部繼續收集青年有關這方面的問題，再請郭老寫第二篇。

胡耀邦也主張刊物要有一些輕鬆活潑的東西。他說：“現在有些青年願意看輕鬆的東西，這方面不能沒有，目前刊物不夠活潑，活潑輕鬆的東西應多一些。刊物可分兩部分，上一部，下一部。”他又說：“關於生動活潑的問題，不應該隻從形式上來考慮，生動活潑務必與思想指導、戰斗性相結合。”

胡耀邦強調刊物應該團結一些骨干作者，使他們能夠幫助刊物寫些好文章。同時也要注意培養新生力量。胡耀邦還特別強調報刊都要好好發表來自群眾的東西。應該造就更多的作者，這是一件更有深遠意義的事情。

胡耀邦很注意報刊改進文風，他指出：論文一定要切合青年的實際。一是青年，一是實際。不是拋開青年寫其他的政治思想論文，也不是不問青年中存在著什麼帶普遍性的問題而亂寫一通。我們過去有些時候遇上一件較大的事情，或者逢年過節，不管有沒有必要，照例要寫篇社論或一篇大論文，因為不是從實際出發，不是從究竟青年需要不需要出發，只是為了表態，為了應景，就隻好硬湊。硬湊當然寫不好，白白花費氣力。切合青年實際的政治思想問題很多，這方面是寫不完的，但是要寫好，要有認真的調查研究，要有認真的寫作態度。

他對文章的通俗化，講了很精辟的見解。他說：“究竟什麼是通俗化呢？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弄清楚。現在我們有些人對這個問題卻有兩個極端，認為要理論化，就得堆積一大堆概念，生造一大批離奇古怪的詞匯﹔認為要通俗化，就把群眾現在還不熟悉的馬列主義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觀念、概念一律砍掉，把普通的一句話當做三句話、四句話來說。這兩種極端怎麼能叫理論化和通俗化呢？應該說這叫庸俗化、低級化。一個能夠說出深刻理論的人，一定是一個善於用通俗形式表達的人。”他還說，我們的一些論文，應該摻合一些歷史知識、科學知識來寫，不要堆砌概念，不要板起面孔，更不要用大話去嚇人。

胡耀邦不僅關懷《中國青年》雜志，而且十分關懷雜志社的編輯人員。每當《中國青年》編輯部總結工作、檢查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時，他總是為大家鼓勁，肯定雜志取得的成績。他說：“現在談改進，是因為面臨著新的情況而需要改進，這就要參照過去的經驗教訓，根據新的形勢和新的特點，把雜志提高一步。”他向大家指出，思想上不要怕改，要不斷地改。他告訴大家不要驕傲，要繼續前進，要虛心，要學習，要聽取別人的意見，學習別人的經驗，吸取別人的長處，來充實自己。他強調指出，不怕改進的人和不怕改進的黨，是不可戰勝的。他要求雜志社的同志努力學習專業知識，精通一門學問。要在編輯部內提倡良好的學風，要經常了解研究黨的政策，對政治理論和政策要有興趣。他指示大家要同生活聯系，同實際聯系。他說，人能生存就是因為他同社會保持一定的聯系。如果同自然界隔絕了，就要死亡，就無生命﹔如果同社會隔絕了，就要在政治上死亡。同自然界、同社會生活隔絕，這是違背自然規律，違反馬列主義根本原理的。所以要密切聯系實際，聯系生活，決不要把自己從社會中孤立起來。他要求採編人員多搞調查研究。他說：“我們是做青年工作的人，我們就要接觸青年，了解他們的心理，從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抓住他們在想些什麼，這就會把我們的工作搞得更加生動活潑。”他還說：“人們的心情和想法並不是每天都從嘴巴裡講出來，並不是都見之於行動，要靠我們去琢磨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