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執掌共青團中央

嚴於律己

胡耀邦清正廉明，嚴於律己，從不謀取私利。

在政治待遇上，他從不與人比高低，總覺得自己對黨的貢獻很小很小，而黨給自己的榮譽和待遇很高很高。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胡耀邦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和喜悅的心情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前，他嚴肅認真地准備了大會發言稿。在會上，他以《引導全國青年向最偉大的目標前進》為題作了激昂慷慨的發言。他豪邁地宣稱：“至今有團員2000萬人，佔全國青年總數的70%。已有215萬團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青年團已成為黨的可靠后備軍。”

每次散會回家，他都是喜形於色，還要對家人和秘書說上幾句，如稱贊毛主席的《開幕詞》高屋建瓴，又別具一格﹔贊賞劉少奇同志的《政治報告》抓住了根本，帶來了根本性的轉變，實事求是。可是到會議后期，秘書察覺到他有點反常，回家進門后什麼也不說，表情嚴肅，心情沉重。進辦公室后，就伏案疾書，寫完后親自抄好，裝進公文包。第二天去開會，自己將公文包一起帶走了。這種情況接連有兩三次。曹秘書看在眼裡，不便詢問，只是猜測：一定有什麼重要機密，否則，他會叫我抄寫的。大會月底前閉幕，隨后公布了新選舉的第八屆中央委員的名單，胡耀邦當選為正式中央委員，大家向他表示祝賀。他卻依然神情凝重，心事重重地說：“祝賀什麼，不相稱啊！”“不少省委書記、中央的部長、部隊的將軍，他們的水平比我高、功勞比我大、資格比我老，但還只是候補中委。我向中央和毛主席寫了信，請求無論如何不能安排我為中委，如果工作需要，安排個候補中委就足夠了。但沒有被採納，我心情很難平靜啊！”謎團解開了，原來就是為了這個，他在桌上抄抄寫寫，是給毛主席和黨中央寫信啊！

他的信是這樣寫的：

陳雲、小平同志閱轉

主席並原書記處同志：

今天上午我出席主席團會議，看到我的名字擺在預定的正式中央委員會裡的時候，從心底發出了無限的痛苦。幾次想站起來提出意見，但老是感到難為情。當快要散會的時候，算是鼓起勇氣站起來了，可是又被大家說“不要談個人問題”，就坐下來了。

我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會被提名為中央委員的。我決沒低估過自己，我曾經量過自己的分量。我這樣計算過，如果我們黨把領導核心選成一個二千多人的大團，大概我可以擺得上。后來決定選成一個大連（這是我衷心擁護的），在這個連裡有了我的名字，心裡非常不安。但又一想，做青年工作的沒有一個人也不好，所以就拼命壓制著自己，沒有提，也沒有同別的同志講。至於由於提得太快，又沒有把工作做好，因而欠了黨的債，那以后我還可以經過自己的努力去補償。從這一點上說，我認為我這樣做也是識大體的。

現在97個正式中央委員的名單中又有我，我就完全想不通了。這樣做使我太沒有臉面見那些無論是過去多少年和這幾年，對黨的貢獻都比我大幾倍的絕大多數的候補委員。這對我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無論如何，請主席和中央同志把我的名字擺在候補委員裡去。

情緒有點激動，寫得詞不達意，想一定會原諒我。

敬禮！

事后，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瀾濤代表主席團同胡耀邦談話，認為青年團裡應有一名負責人為正式中央委員，他本人的資歷也符合這個條件，勸他不要再提這件事，才告結束。

事后秘書們安慰他說：“中央委員會名單，想必毛主席、黨中央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人選都是適當的。”后來他對人說：“當選候補中委的鄧拓同志，事先也向中央、毛主席寫了‘請辭報告’，但中央也沒有同意。”胡耀邦對鄧拓一向很是尊敬和佩服，說他是個既有才氣又很有才干、為人正派的優秀人才，他隻當上候補中央委員，而自己當上中委，怎不感到慚愧啊！

胡耀邦就是這樣在政治上嚴格要求自己，從不以己之長比人之短，反之，常常看到自己的不足，虛心學習人家的長處。

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三面紅旗”和“五風”的嚴重危害，致使從1959年開始，中國人民在經濟極端困難的歲月苦苦掙扎，度日如年。

為挽救危局，爭取國民經濟根本好轉，於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胡耀邦參加了這次會議，他的心情異常沉重，他對農村日益嚴重的“五風”是痛恨的。就在這次會議期間，他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用簡受家鄉瀏陽縣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隊黨支書記龔光繁之托來到北京找胡耀邦。當時龔光繁想為大隊買一台發電機，但買不到，就請胡耀福和胡用簡來向胡耀邦求助。經過黨支部研究，請胡耀福和胡用簡給胡耀邦帶了一點家鄉的土特產冬筍和芋頭，以表達家鄉人民的一點情意。

胡耀邦聽說大隊想買一台發電機搞生產，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就答應為他們買。事后由警衛員李漢平與北京有關部門聯系，購買了一台發電機，運回瀏陽后解決了大隊的生產和生活用電。但胡耀邦對胡耀福、胡用簡用公款做路費以及帶來的大隊購買的土特產，很不滿意，當時就批評了他們。在胡用簡返回時又讓他帶給黨支部一封信，再一次提出了嚴肅批評。

1961年1月12日，胡耀邦叫秘書高勇到他屋子去，說：“你給我拿點信紙，我要寫封信。”高秘書隨即拿了一本帶有“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字頭的信箋給他，他十分認真地寫了這樣一封長信：

光繁同志並黨支部同志：

現在用簡先回去，耀福過四五天后也就回來。不久前，我曾經給公社黨委詳細地寫了一封信，請求公社和你們一定要堅決勸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親屬來我這裡。因為：第一，要妨礙生產和工作﹔第二，要浪費路費﹔第三，我也負擔不起。但是，你們卻沒有幫助我這麼辦。這件事我不高興。我再次請求你們，今后一定不允許他們來。

這次他們來的路費，聽說又是大隊出的，這更不對。中央三番五次要各地堅決糾正“共產風”，堅決嚴格財政管理制度，堅決退賠一平二調來的社員的財物，我們怎麼可以用公共積累給某些干部和社員出外作路費呢？這是違反中央的政策的啊！如果社員要追查這些事，你們是負不起這種責任的啊！請你們黨支部認真議議這件事。一切違反財政開支的事，萬萬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錯誤。

送來的冬筍和芋頭，這又是社員用勞動生產出來的東西。特別是現在的困難時期，大家要拿來頂糧食，你們送給我也做得不對。但是已經送來了，退回去，又不方便。隻好按你們那裡的價值，退回24元，交用簡帶回，請償還生產這些東西的社員。在這裡，我一萬次請求你們，今后再不許送什麼東西來了。如再送，我得向你們縣委寫信，說你們犯了法。

我哥哥帶來的德滋（胡耀福次子——筆者），我這裡也不能留。因為一切城市都在壓縮人口回農村，這也是中央的政策。我們這些人更應該以身作則遵守這個政策。但耀福說，由於小學不健全，德滋在家裡讀不成書，希望到文市去上學。因為德滋年紀小，倒同情他能上學，如果在大隊裡的小學讀不成，如果有可能去文市小學上學，就請你們加以解決。

來信說，冬季生產很好。我很高興，但據說，你們去年整年的生產很不好，減產極大。務請你們根據中央政策認真吸取教訓，兢兢業業地領導社員把今年的生產搞好。你們的生產搞不好，不但社員生活不能扭轉，使我們這些在外工作的干部，臉上也感到不光彩。為了搞好今年的生產，我希望你們今年分3次（一次可在4月，一次可在8月，一次可在11月）把你們的實際情況寫信告訴我一下。可寫實在的情況，不許虛夸，有什麼意見和不懂的東西，也可以寫，可以問，絕對不要隱瞞。來信說，我對家鄉有無微不至的關懷，這不合乎事實。一切不合乎事實的東西，都叫虛夸。不要那麼寫，但我的確關心你們的工作和生產。所以請你們在可能的情況下，今年分3次把真實情況告訴一下我。

用簡說耀福生產還努力，耀福說用簡工作還努力，這使我高興。耀福每次來，我母親和我，都再三叮囑他一定要努力生產，絕對不可做錯事。這次，我們又向他作了叮囑，希望你們經常幫助他們。

耀福、用簡都說，我叔叔的兒子耀壽哥較貧困，我沒有能力作更多的幫助，隻送了兩件舊衣服給他，由用簡帶回，請你們轉告他，我希望他搞好生產，努力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至於其他親屬，我實在無力接濟，如有人來找我，也請你們勸阻。

這封信，我請你們轉給縣工作組和公社黨委同志看看，以便使他們知道我對上面一些問題的意見。

再三地希望你們搞好社員的生活和全隊的生產。

胡耀邦

1961年1月12日

胡耀邦寫完此信，交給用簡帶走之后，他的心情並沒有平靜下來，經過幾天考慮，他又想到1960年7月文家市公社社長楊慶祥來京時帶的東西，於是又提筆寫了一張清單，交給他哥哥胡耀福帶回。他寫道：

托胡用簡帶給中和大隊的信，一定要給公社工作組和公社黨委看。因為有許多重要的事在那封信中提到了。

去年7月帶來

1．茶油15斤，每斤0.54元，共8.1元

2．豆子10斤，每斤0.1元，共1元

3．油餅60個，每個0.08元，共4.8元

4．熏魚20斤，每斤0.7元，共14元

5．一共27.9元，交胡耀福帶回，務必退回公社。

胡耀邦

1961年1月24日

這兩次帶的東西，按當時的市價共折合人民幣51.9元，請胡用簡、胡耀福帶給了黨總支書記龔光繁。

當今的人們看了胡耀邦的信和清單，可能認為胡耀邦是在小題大做。寥寥一點土特產，區區51元錢，算得了什麼！而當時的胡耀邦，卻提高到執行黨的政策和損害群眾利益的高度來看待，並教育基層干部也這樣來認識問題，還不厭其煩地一筆一筆把賬算清楚。

胡耀邦生活朴素，自奉簡約，食不貪精，衣不厭舊，從不講究，不求聞達，知足常樂。1952年他調團中央工作時，團中央書記處的9位書記，除廖承志、王宗槐和榮高棠外，其余6人都住在大甜水井胡同一號。這是一所有四進四合院結構的大宅第，房屋都很陳舊，年久失修。第一進房間正房是胡耀邦的辦公室（他習慣在住處辦公）兼會客室和會議室。他的臥室在辦公室的西頭，呈長方形，面積狹窄，陽光照不進來，光線陰暗，地面泛潮。大半截為臥室，除了木櫃別無長物﹔小半截隔成衛生間，條件相當差。一位6級干部，正部級待遇，卻住在這裡，當時有關部門曾要給他在紫竹院蓋一棟房子，他堅決拒絕。公家給什麼便用什麼家具，窗帘、地毯、桌椅仍是50年代的舊物。牆壁沒有裝飾，一切是普通人家的擺設，所不同的是書桌、桌架上全放著書籍。他認為條件相當不錯了，感到非常滿足。

直到1955年，團中央辦公廳安排胡耀邦和胡克實兩位書記和秘書佘世光遷住關東店胡同（“文革”中改名富強胡同）20號，兩家居住，這裡是個三進的四合院，顯得比較寬敞。因此胡耀邦的老母親、老岳母、兩兒一女、一個上高中的侄女，全家人才住在一起。按規定給他配了廚師，家裡單獨開餐。而胡耀邦有時陪老母、老岳母吃飯，許多時間是單獨用餐，用托盤擱在辦公室或茶幾上，邊看書報邊吃飯。他當了中央組織部長、中央秘書長后，仍住在這裡。當上黨的主席、總書記后，還住在這裡。一直到1983年，為了工作方便，才搬到中南海旁邊的北長街會計司胡同，在牆上開了一道門，與中南海相連。這棟房子也是普通的四合院，十分陳舊。

至於穿著，他更是隨便。外出開會、出差、會見貴客、接待外賓，穿的都是那套舊的深色咖啡中山裝，冬天外出，加件外套。夫人李昭當時擔任北京國棉二廠廠長，工作繁重，她的生活也很簡朴，隻在廠休回家一次，不可能有多少時間照顧胡耀邦的日常生活。

胡耀邦從來手不沾錢，工作中也不管錢。他每個月的工資，都是財務處的同志送來，由秘書代為簽收。廚師的採購，警衛員經手購物的零星開支，其他臨時的支出，包括李昭偶爾的急需，都從秘書手裡取錢，胡耀邦從來不過問這方面的事情。他的衣袋裡也從來不裝鈔票，隻帶香煙，因為他的煙癮很大。

至於“行”，胡耀邦按制度配有專用小轎車。不過他來團中央使用的第一輛專車，是從前任馮文彬那裡移交過來的一輛舊的“別克”。1954年，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謝列平來華訪問，向胡耀邦贈送了一輛吉姆牌小臥車，他這才更換了座車。但從不讓家人用他的公車辦私事。

1954年夏季，中央辦公廳安排胡耀邦去北戴河休假。他帶了些書和文件，住在一所海濱別墅裡，利用休假時間刻苦讀書，閱讀文件，接待來訪者，談論一些工作上的問題。10來天的休假，實際上他一天也沒有休閑過。

胡耀邦對自己要求極其嚴格，勇於接受各方面的批評意見，哪怕是普通工作人員批評他，他也能虛心接受，立即改正。一則“吃饅頭”的故事，在共青團內傳為美談。

那是1955年5月，胡耀邦來到河南省檢查青年團的工作。一向幽默風趣的胡耀邦，笑容可掬地對團省委的干部打趣地說：“今天是1955年5月，我的個子是1米55，我與‘5’有緣啊！今天開個座談會，大家隨便談吧。”一席親切、幽默的話語，使大家開懷大笑。一上午的座談會開得無拘無束，生動活潑。

中午，胡耀邦和團省委領導一起到團省委食堂就餐，吃的是中灶，伙食標准每人每天6角。早餐是饅頭、稀飯、腐乳加一小盤豆芽菜﹔午餐是兩葷兩素加一碗清湯。胡耀邦首先聲明不要加菜，更不喝酒。他和大家一起吃得很香，毫不特殊，按價付款。

胡耀邦吃完午飯，離開餐桌，與大家談笑風生正往外走，突然，老炊事員發現餐桌上有一塊核桃大小的饅頭塊，便大聲喊道：“這是誰剩下的饅頭？怎麼這樣不愛惜糧食？”

大家聞聲感到愕然，不約而同地停下腳步，向桌上張望。唯獨胡耀邦轉身向桌旁走去，向老炊事員點頭致意，深感歉意地說：“對不起，我個子小，飯量也小，饅頭吃不完，就扔下了，很不應該，不應該啊！”說罷，拿起小塊剩饅頭就往嘴裡塞，並對大家說：“這位老師傅有階級覺悟，他這種勤儉節約、敢於提意見的精神，值得我們大家學習。”

在場的一位團干部，目睹此情此景，感到一位“高官”受到一個普通炊事員的“訓斥”，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便連忙向胡耀邦解釋：“他以前是為馮玉祥做飯的，受馮玉祥提倡儉朴的影響很大。”

胡耀邦滿臉嚴肅，認真地說：“不管他受到誰的影響，他堅持節約，愛惜糧食，就應該向他學習，可我們包括我自己勤儉節約的習慣還養成得不夠。”

胡耀邦勇於自責、敢於自我批評的精神，特別是他尊重勞動人民的品格，使團省委干部受到深刻的教育，至今仍被傳為佳話。

求真務實

胡耀邦經常對團干部們說：實事求是是黨的工作的最高原則，也是我們團的工作的最高准則。因此，他在工作中，一貫注重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形式主義，力求講真話，敢於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他提倡團的干部要成為“四無干部”，即無個人主義、無自由主義、無主觀主義、無宗派主義。1960年前后組織青年學習毛主席著作、編注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時，都注意按照鄧小平和中宣部指示的精神，正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搞簡單化、庸俗化、形式主義，與林彪主張的“急用先學、立竿見影”，斷章取義、實用主義那一套，是根本不同的。同時，注意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著作統一起來，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

對那些不講實效、盲目追求高指標、放“衛星”、搞浮夸風等脫離實際的做法，胡耀邦是深惡痛絕的。1960年，他到曾經工作過的川北視察，從廣元到南充的幾百裡路上，他看到許多群眾衣不蔽體，面黃肌瘦，身體羸弱，精神疲憊時，他激動地說：還不如解放初期我在川北工作時吃得好，穿得好，難道這就是“大躍進”嗎？隨行者見沿途慘象，都默默無語，聽胡耀邦發此感慨，從內心發出共鳴，為胡耀邦的坦露真言極為贊嘆。

在一片“大躍進”聲中，許多人頭腦發熱，不顧客觀規律，做了一些勞民傷財的蠢事。一次，胡耀邦從河北、河南直下湖北視察，沿途看到大煉鋼鐵、深翻泥土的場面。當他看到深翻地達一丈多，便忿忿地對隨行人員說：“我出生在農村，有必要挖地一丈嗎？麥子的根須能扎到這麼深嗎？亂彈琴！”

當他看到人民公社對上級和參觀者以大魚大肉、豐盛的酒席款待，而社員都在公共食堂圍繞著鍋台喝稀飯、吃野菜，餓得皮包骨頭時，他雙眉緊鎖，喟然長嘆：“毛主席曾用《孟子》說的話告訴我們：‘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事實上，他老人家受包圍，受蒙蔽，得不到真實情況啊！”真是語出驚人，隨從者為他捏了一把汗。

在團中央工作10個春秋的原團中央候補書記曾德林，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耀邦同志對革命事業赤膽忠心，嘔心瀝血的獻身精神，實事求是而又敢作敢為的高尚品格，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優良學風，無私無畏、光明磊落的坦蕩胸懷，對同志既嚴格要求又熱誠愛護的待人之道等等，都將永遠銘刻在我的記憶之中。”

曾德林在文中還寫道：“最使人難於忘懷的是在河南禹縣的一場經歷。其時，正值熱火朝天的大煉鋼鐵的時候。那天，包括耀邦在內，我們一行七八人都在該縣最大的煉鐵基地參加煉鐵勞動，把一筐一筐的礦石往小高爐裡面傾倒。這些礦石究竟含有幾分鐵質，燒出來的鐵水究竟凝成了什麼樣的鐵塊，這都姑且不論。當晚住在縣招待所，晚飯后耀邦就同縣委的主要負責人交談，聞知他們和北京來的記者上報禹縣放了一個煉鋼的大衛星，其數量超過實際產量的近百倍。這使耀邦大吃一驚，於是一場激烈的爭議發生了。一方說，要實事求是，不能弄虛作假，並且用親自參加了勞動后的材料仔細算賬，認為當天全縣出鐵量頂多不過300噸﹔一方則認為，大躍進嘛，要敢想敢干，不能潑冷水，算賬要算大賬，並說除了縣裡直接掌握的基地外，全縣還有數不清的群眾自己建立的小高爐，是你們所不知道的﹔一方是苦口婆心，反復勸誡，說這樣搞是非常錯誤的﹔一方則鐵了心要震驚全國，態度可謂十分頑固。直至次日凌晨也談不到一起，隻好不歡而散。當天早晨6點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廣播裡報道禹縣放了日產鐵2萬噸的大衛星，《人民日報》也在頭版頭條赫然刊登了這條消息。耀邦同志聽到以后，氣得臉色發青，手一揮，叫‘走’！沒和主人告別就坐上吉普車急速離開了禹縣，主人也沒有來送行。”

今天聽來這好像是一篇神話故事，但是在那個頭腦高度發熱的“大躍進”的年月裡，“保鋼鐵元帥升帳”，是何等驚天動地之事，在“氣可鼓而不可泄”的盾牌下，什麼瞞天過海的事情、稀奇古怪的假話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暢行無阻，一時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而胡耀邦“不識時務”，偏要逆潮流而動，給人們潑冷水，這在當時是需要相當勇氣的。

1958年9月，胡耀邦來河南視察工作時先到了新鄉。在這裡召開的團縣委書記座談會上，他詢問了許多有關農村的情況。在回答問題時，有的團縣委書記顧慮重重，講話吞吞吐吐。胡耀邦就鼓勵大家說：“不要有顧慮，是什麼就是什麼，青年團干部應該成為實話實說的模范。”幾句話打消了團干部心頭的疑慮，會場氣氛頓時活躍起來。

當時，全國正處在“大躍進”高潮中，到處都能聽到“乘衛星、駕火箭，共產主義早實現！”“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狂熱口號，時常有紅薯畝產幾萬斤、糧食畝產十幾萬斤的“衛星”飛上天。胡耀邦對這些驚人數字是不相信的，他說那是不可能的嘛！在視察參觀中，每當他看到、聽到一些不科學、不切實際的做法，總是以幽默風趣的語言，婉轉曲折地表示自己不贊成的態度，教導大家不要搞浮夸，凡事要實事求是，不要違背客觀規律，否則，會受到應有的懲罰。他從新鄉去開封路過封丘應集時，冒雨到場裡、食堂和農戶家查看，詢問糧食產量。當有人回答水稻畝產2000斤時，胡耀邦懷疑地問：“有那麼多嗎？”回答者再不敢吭聲了。

在登封縣大冶前進人民公社一個大隊，胡耀邦看到幾個青年木匠正在把一根粗大的樹干挖空，下面安裝了兩個輪子，輪子之間用自行車鏈條連接著。便問：“你們這是做什麼？”一個青年回答：“做飛機。”胡耀邦打趣地問：“能飛起來嗎？”“能。”那青年人不好意思地笑笑，低下了頭，似乎連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回答。胡耀邦笑笑幽默地說：“飛上去了，可要小心掉下來喲！”

在許昌，一位團干部向他匯報工作，說有個大隊翻地達2丈1尺深。胡耀邦風趣地回答：“那樣翻下去，就要把美國的土地給翻上來了。”聽說有的公社大隊搞生活集體化，實行男女分居。胡耀邦搖搖頭：“沒有必要這樣做，特別不要把青年夫妻分開，不要拆散鴛鴦嘛！”

在開封，胡耀邦認真聽取了地、市委同志的匯報。匯報會由開封地委書記李玉亭主持。胡耀邦一進會場就對李玉亭說：“開封古稱大梁，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裡而來，將有利於吾國乎？’孟子是聖人，我是凡人，但我也是一個叟，你們會問，你胡耀邦不遠千裡而來，對開封有什麼好處呀？我是來向你們學習、了解情況的，沒有帶什麼禮物。”一席話說得大家都笑了，緊張氣氛頓時散去。匯報進行得十分活潑自如，同志們暢所欲言，講了許多新情況。其間，胡耀邦還不時向一些匯報的同志詢問當地的歷史沿革。如岳飛在朱仙鎮打仗有沒有留下遺址？為什麼有個地方叫陳留？黃河最后一次淹開封是哪一年？有些同志一時答不上來，深感必須學習歷史，擴大知識面。他還對開封的團干部說了一個寺廟的對聯：“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笑口常開，笑天下可笑之人”。鼓勵團干部和青年人要寬宏大度，善解人意，做愛憎分明之人。

次日，胡耀邦到蘭考視察，在東壩頭上，他了解了黃河多次在這裡決口的歷史，察看了引黃灌溉的土地。儀封園藝場是在黃河故道上建立起來的，胡耀邦稱贊這裡人們的創業精神。園藝場的團員青年們把自己親手培育的兩個特大蘋果送給胡耀邦（最大的一個1.25斤），請他帶給毛主席。他高興地接過這個蘋果說：“我一定親手把這個蘋果交給毛主席。”他還對青年們說：前人為我們創業，我們為后人創業，每一代人都擔負著創業的光榮任務，隻有一代一代創業，社會才能不斷進步，人們才能不斷富裕。他建議黃河故道沙區多建立果園。

在開封期間，胡耀邦還乘飛機察看了黃河，往西到花園口，往東到入海口。在顛簸的飛機上，有幾個人頭暈惡心，不敢俯視。胡耀邦卻一直站在俯瞰艙外，他還不時鼓勵大家振奮精神。

在開封師范學院，胡耀邦給全校學生作報告，號召大家刻苦學習，成才報國。他說：我今年44歲了，你們現在都是20來歲，再過20多年就是我這個年齡了，到那時你們就是國家的棟梁。我敢斷言，10年、20年后，我們的國家肯定要比現在強大得多，富裕得多。因此，我們要向前看，對未來要充滿信心，但一切都要靠奮斗，果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胡耀邦的河南之行，每次都是輕車簡從，食宿簡單，從不搞特殊化。他在團省委食堂和大家一起吃標准餐，曾在三門峽水利工地和工人露天就著辣子吃白面條﹔出去參觀，他和六七個人擠在一輛吉普車裡，省委領導為他准備好的招待所，他婉言謝絕，堅持住在團省委干部宿舍樓。他把廉潔自律和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態度、朴素節儉的優良作風留在了中原大地。

1959年暮春，江南草長，雜花生樹。胡耀邦一行到蘇州東山視察，在一座小茶樓小憩。這茶樓臨太湖之濱，湖光山色，風景如畫，盡收眼底。對面山上一片翠綠，許多農婦一面採茶一面嘰嘰喳喳在說話，吳儂軟語，聲音清婉。大家品嘗著清香的名茶碧螺春，更感到良辰美景，心曠神怡。這時，唯獨胡耀邦一反常態，談笑風生的他此刻卻神情沉悶，若有所思。下午驅車回城時，中途過一村庄，他突然叫停車，並立刻快步走進村裡找老鄉談話，陪同的地縣同志也馬上把生產隊的干部找來了。胡耀邦一再問去年打了多少稻谷，糧食夠不夠吃？今年計劃畝產多少？當天晚上，當地領導請胡耀邦看戲。隨行人員都很贊賞當晚演員的精彩演唱，但胡耀邦卻心不在焉，中場休息，他就叫隨行人員跟他回招待所。回到住地，他問大家：這兩天你們看到了什麼問題？大家緘默無語。他就批評大家：“我們下來不是來游山玩水的啊！要多觀察，多動腦子，看看有什麼問題。今天在東山你們沒有看見有那多麼戴紅領巾的孩子在採野菜？這反映了什麼問題？”室內氣氛凝重，他接著沉重地說：“這不是說明缺糧嗎？我問社員，有的也承認有春荒。蘇州原是最富庶的魚米之鄉，還要採野菜吃，缺糧難道還不嚴重？但地縣的干部不敢說實話，還老圍著你，不讓社員向你反映真實情況，生產隊干部還不得不講要繼續‘大躍進’，一畝地要打好幾千斤稻子。這不是在自欺欺人、搞浮夸嗎？”

講到這裡，他長嘆道：“這些年，有的人取得一些勝利，在勝利面前驕傲了，自滿了，盲目樂觀，就亂來了……這些情況怎不令人心焦，我們要為黨分憂啊！”

這一席話說明他有敏銳的政治眼光，能憂國憂民，敢講真話。這種實事求是、不為尊者諱的作風，實屬難能可貴！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全會上發表講話，他指出，調查研究這種事極為重要。他提倡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下去搞調查研究，檢查工作，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耳朵去聽，用手去摸，用嘴去講，要開座談會。

從此，在全黨掀起了下基層進行調查研究之風。劉少奇到了湖南長沙縣天華大隊和家鄉寧鄉炭子沖去調查，當眾承認：“鄉親們生活很苦……根子還在中央。”周恩來、朱德也都下鄉搞調查，甚至被打倒的彭德懷也被批准回到家鄉烏石做調查研究。

胡耀邦在1961年下半年，來到河北唐縣，做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他穿著塑料鞋，微服私訪，走遍山鄉村落，找老百姓訪貧問苦，還到自由集市察詢。

胡耀邦按照中央1960年11月主持制定的“農村工作緊急指示十二條”精神，指導和幫助唐縣干部制定了一個“田間管理包產到戶”辦法，在全縣迅速推廣到村村戶戶。胡耀邦對唐縣的干部說，農村要退夠，要實事求是，食堂要解散，要貫徹按勞分配原則，要開放自由集市，並解決對山林、自留地、房屋的有關處理方法。這些順應民心、符合實情的政策措施，使處於飢餓線上的唐縣農民得到了復蘇的轉機，受到農民的歡迎。多少年后，唐縣的農民回憶胡耀邦到唐縣蹲點調查時深有感觸地說：“中央委員胡耀邦，是個實事求是的大好人，知道咱老百姓的苦楚。”

1962年11月至2月7日，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后，中央領導得知安徽省的“五風”刮得最為嚴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劉少奇、鄧小平接連兩次派調查組去安徽了解“天災人禍”的情況，被當時執行“左”傾錯誤的省委領導人千方百計阻攔，使他們無法與基層領導和群眾接觸，難於了解真實情況。於是，第三次派胡耀邦率調查組去安徽。

胡耀邦到安徽之前，胸有成竹，早已制訂好自己的工作計劃。來到安徽后，他在公開場合與省委有關人士周旋，然而暗地裡卻已開始實際調查工作。他將調查組分成兩個分隊，分別選取不同的路線進入安徽，悄悄地著手實際調查。當調查人員把報告送來，胡耀邦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便對省委領導說，他要去無為、全椒、天長三個縣進行調查。每到一個縣，他便立即召集縣委成員開會，向他們亮出手中所掌握的具體材料。他們無法弄虛作假，隻好一個個地交代出事情的真相。

完成了調查任務之后，胡耀邦回到了北京，向黨中央寫出了有理有據的“安徽報告”。劉少奇和鄧小平得到了具體確鑿的証據之后，便提議將原省委書記曾希聖調離安徽，由李葆華接替他的職務。毛澤東同意他們的建議，採取了果斷的組織措施。

1962年夏，《中國青年》選載了描寫革命先烈劉志丹光輝業跡的小說《劉志丹》的部分章節。康生信口雌黃、趾高氣揚地說：“李建彤寫的小說《劉志丹》有嚴重的政治問題，利用小說反黨，為高崗翻案，習仲勛等圍繞創作《劉志丹》，是個‘反黨集團’。”事情牽連到《中國青年》。胡耀邦立即讓《中國青年》總編輯去北戴河，問明了事情的原委后，就親自幫助寫報告給黨中央，有力地說明《中國青年》根本不知內情，胡耀邦還承擔了責任，從而使《中國青年》有關領導和編輯人員幸免於難。而首發該作品的《工人日報》的總編輯卻在康生的追逼高壓下，被活活整死。

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期間，胡耀邦照例找了五六位與會代表到他家裡座談，聽聽大家的意見和呼聲。當筆者採訪參加這次座談的原上海共青團代表張浩波（時任上海共青團負責人）時，他回憶說：“耀邦同志參加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座談會上他談了七千人大會號召大家講真話的情況。他說在這次大會上，黨中央、毛主席帶頭承認了錯誤，作自我批評，承擔領導責任。然后他問我們：‘你們看，這幾年黨的威信是高了還是低了？’大家一時沉默不語。胡耀邦笑了笑，打破了難堪的沉悶，問道：‘你們誰敢說黨的威信降低了？’他自問自答：‘我敢實事求是地說，這幾年黨的威信比以前降低了。’‘過苦日子’餓死了那麼多人，主要是‘人禍’造成的，刮‘五風’違背客觀經濟規律，干了那麼多蠢事，以致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還能違心地說黨的威信高了嗎？這次七千人大會，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堅決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將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胡耀邦無所畏懼，敢吐真言，充滿辯証唯物主義的一席話，使與會者都肅然起敬，從內心欽佩他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