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執掌共青團中央

關愛同志

胡耀邦沒有官架子，作風民主，他經常教育團干部們說：領導干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就如同魚和水的關系，是不能分開的。隻有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才能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中暢游。他要求團干部要和青年打成一片，建立魚水關系，不要有官氣、擺官架子、別人口必稱官銜，而要叫名字，最好稱“同志”，同志者，志同道合之謂也。

一個老團干回憶起胡耀邦講這段話的情景時說：“他激動地在台上跳起來，用手拍著胸脯說：‘我這個胡耀邦的名字就是要叫的嘛！大家都要叫胡耀邦，不要稱書記。’從此以后，共青團的干部，不論職位高低、官大官小，一律都直呼其名，顯得親切感人。”

他認為，同志之情誼是人間最珍貴的東西，特別值得珍惜。他一來到團中央就反復聲稱：“同志們，我喜歡大家喊我老胡，或叫耀邦同志。”他在團中央工作10余年，大家都習慣叫他“耀邦同志”。

胡耀邦對同志總是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以大海一樣的胸懷，去關懷、愛護他們，尤其是同志們身處逆境、遇到危難之時，他會伸出友誼之手去救助，去慰藉，去呵護。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

1955年開展“肅反”運動時，因情況復雜，又有人寫匿名信，把水攪渾，致使團中央錯誤地傷害了一些同志。在“肅反”總結會上，胡耀邦主動承擔了責任。他從秘書手中接過被錯誤對待同志的名單，逐一宣讀。接著他沉重地說：“這是書記處的責任，首先是我的責任，是我的失誤。我要向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們，對不起你們。”說罷，他站到講台正中，對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面對此情此景，大家深受感動。當被平反的同志得知，胡耀邦為澄清事實真相，曾進行了大量的內查外調，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和心血時，不少人流下了感激的熱淚。

1956年夏，胡耀邦赴黑龍江蘿北縣看望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后，從哈爾濱乘飛機返京途中，他看到6月13日《中國青年報》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題為《靈魂深處長著膿瘡》，點名批評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胡耀邦十分生氣，說：對一個青年學生，即使犯了錯誤，批評當然可以，但應像列寧所說的，允許青年人犯錯誤，也允許青年人改正錯誤，不要將人“一棍子打死”嘛！他讓曹秘書回去立即打電話：叫張黎群馬上來見我。返京回到住所已是下午，中國青年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張黎群接到電話后，立即來到關東店胡耀邦家中，向他匯報了刊登此文的經過。胡耀邦嚴厲批評了他，讓報社提出處理辦法，並說要見見林希翎，讓報社聯系安排。

胡耀邦接見林希翎時，他詢問了林希翎的經歷、學習等方面的一些情況，說《中國青年報》那篇批評文章大過分了，已批評了報社的負責同志，報社會採取一些補救措施。他勉勵林希翎不要因此背上包袱，要把精力放在學習上，缺點錯誤也要很好地改正。最后他用毛主席的“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祝願她。此時，已到了吃飯的時間，胡耀邦留她和家人一起用餐。

中國青年報社相繼採取了幾項補救措施，以“特約記者”的名義，派林希翎到陝西、青海進行採訪﹔於7月10日在《中國青年報》上刊登一篇檢討性質的文章﹔8月4日又刊登了《事實與教育——關於“林希翎事件”的調查報告》，以此澄清事實真相，使林希翎放下了思想包袱。

胡耀邦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對同志不表示過分親熱﹔見面不談一般應酬話，彼此相見真誠、朴實、自然，可以無話不談。在團中央工作的曾德林，曾對“三面紅旗”說了一些意見，有人要把他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胡耀邦堅決不同意，認為曾德林隻不過是犯了自由主義錯誤，檢討一下就可以了。胡耀邦從政治上、思想上、為人處世方面對他教育和關心，就是曾德林調離團中央以后，也仍然得到胡耀邦的關懷和幫助。

1972年，曾德林被軍代表下放到了四川，省革委根據他長期從事青年、文教工作的經歷，把他分到重慶大學任黨委書記、校長。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運動一個接一個。學校剛開始復課，學生大部分是工農兵學員，軍宣隊、工宣隊是實際的領導，教職工中的造反派不斷興風作浪。在這種情況下，根本難以開展工作，他心情極為苦悶。那時胡耀邦剛從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不久，當他聽說曾德林處境困難時，托一位熟人帶口信給他，意思是：目前這種情況絕不會持久，告訴老曾一定要沉著應付，不能急躁，硬頂硬碰不行，也不能完全照他們那一套搞，能拖就拖，有時不能表態也是一種態度。在那史無前例的浩劫年代，胡耀邦這些話，真是空谷足音，彌足珍貴，感人肺腑，使曾德林沒齒難忘。

胡耀邦作為團中央一把手，對團的各級干部特別注意培養，關心他們在政治上不斷成長。

他始終把做好青年工作與培養青年干部這兩者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他說過，“我們團的干部擔負著兩重任務，一方面是把青年帶領好，把工作做好﹔另一方面是在工作過程中積極地把自己鍛煉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堅強干部。”他的工作實踐也証明他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在他的領導下，共青團系統成長起來了一大批干部，他們年富力強，勇於創新，成為活躍在各條戰線上的很具有特點的有生力量。

在共青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他指出，“青年干部必須不斷努力學習，不斷加強集體領導，不斷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來總結經驗，修正錯誤。”在關於思想工作的一次談話中，他提出，“我們全團要形成這種風氣，搞材料，掌握思想情況﹔另一方面，提倡我們的干部要多讀政治理論書籍，這是我們青年團干部向科學進軍的目標。”關於青年干部的作風培養，他注意得更多，他說，“各級團干部應當打掉官氣，深入下層，腳踏實地，調查研究，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同娛樂，切實改變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風。”在一次團的工作觀摩學習會上，他發表講話說，“團干部應當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具體情況，把上級的指示，結合本地區的情況，創造性地進行工作。”他號召：“堅決反對那種機械地、形式地、毫無生氣地執行上級批示的工作態度。”

胡耀邦要求青年干部特別要在政治思想品德方面做青年人的表率，說到做到，不放空炮，腳踏實地，刻苦自律。這種嚴格要求，實際上是對青年干部的愛護。對那些勤於學習、有創造性、有優異表現的干部，他總是熱情地贊揚和鼓勵。對於犯了“錯誤”的干部，他也決不像當時通行的做法那樣“一棍子打死”，從此劃清界限，不管不問，而是毫不歧視，熱情關懷。在50年代的“反右”以后，胡耀邦對待團中央系統被劃為“右派”或定為“右傾”的一些人，仍然親切地接見他們，找他們談話。當時有100余人調出團中央和青年報刊到陝北米脂勞動鍛煉，接受改造。臨行前，胡耀邦接見了大家。他沒有作什麼疾言厲色的講話，而是娓娓道來為大家送行，他說：“你們這次到老區陝北米脂去，這是個很重要的任務。陝西的人民是為革命立過大功的，尤其是陝北，是我們的革命根據地，是革命的搖籃。但是，現在老區的經濟還不發達，老區人民的生活還很苦。你們要帶著建設繁榮老區的使命去尋找老區脫貧致富之路。這是大有作為的。你們不要背思想包袱，過去種種猶如昨日死，今后種種猶如今日生。我希望聽到你們的好消息。”胡耀邦的講話，總是那麼鼓舞人、感動人、振奮人，那麼溫暖人心，使同志們在困境中感受到莫大的希望和無窮力量。

胡耀邦深深懂得在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在他的領導下，青年團系統的干部以正派、活躍、愛學習、求銳進的特點為社會稱道，他常說，人是最寶貴的，事在人為。干部要干，戰士要戰，做領導干部的，有責任和義務保護好干部，特別要保護好干部的“政治生命”。凡是和胡耀邦共過事的同志都能感受到他對同志的真誠和愛護。他平易近人，敢於為下屬承擔責任，盡全力保護干部。

胡耀邦在團中央工作期間，經常告訴各級團干部：“引導新中國青年一代，要切實解決好四個關系，即：青少年同共產黨、國家、人民的關系（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擁護共產黨）﹔青少年同學習的關系（學習知識，掌握專業本領，建設祖國）﹔青少年同自然的關系（保護環境，綠化大地）﹔青少年同社會的關系（講究公德，遵守法紀，熱心公益事業）。”他想法很多，點子不少，但是，在“左”傾指導思想統治的年代，他壯志難酬，無力回天，障礙重重。他的有關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思想和理論，很難得以實現。

1956年，團中央宣傳部長項南鑒於青年團活動空間太小，曾指出“四權、三化”的主張，即青年團應有人權（人事權）、財權（財務權）、活動權和自主權，“三化”即民主化、群眾化、自治化。那時梁步庭也提出了相類似的“十條”。這些主張剛剛提出就傳了出去，受到中央領導人的嚴厲批評，認為這是青年團鬧獨立性，向黨要權。不久，就展開了對項南和梁步庭的批判。后來，項南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受留黨查看兩年的處分，調離了團中央。

對這件事，胡耀邦受到很大的刺激，一方面，他始終感到負疚於項南，感到團中央一些他認為不錯的優秀同志實際上是代他受過﹔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今后青年團隻能是捆著手腳跳舞。正如一位熟悉當時情況的有識之士所說：共青團中央雖是全國性組織，可是“令不出宮門”，想做的不能一竿子插到底，有的隻在關東店裡（各書記住所）議論，有的隻停留在正義路三號（團中央大院），有的也隻能在報刊上宣傳一通。因為，服從黨的同級黨委的領導，是青年團的組織原則，各省各地各縣一直到基層都得聽黨的“一把手”的。

其所以發生這種狀況，是由於50年代中后期，黨的思想路線逐漸背離實事求是原則，“左”的指導思想以至極左的一套做法接踵而來。從1955年“反胡風”開始，到1957年“反右”，達到了亂整人的高峰，規模之大，涉及面之廣，尤其是在知識分子中所帶來的損失和負面影響之大真稱得上是史無前例。許多比較優秀的有獨立見解、敢說敢為的有志青年被打成“右派”﹔不少年輕人，正處在受教育階段的大學生，僅僅因為給黨組織，甚至僅給黨支部負責人提了些意見而一夜之間成為“敵我矛盾”、“異己分子”，被開除學籍，被放逐邊陲勞動改造。而青年團作為“黨的助手和后備軍”，歷來是以配合黨的中心任務為己任的，像“反右派”這樣聲勢浩大的“階級斗爭”一來，它不可能有其他選擇，隻能緊跟黨的路線，聽從領導的部署與安排，參與到運動中去。這樣，青年團作為青年的組織，在大批青年面臨厄運的關頭，就不能獨立地、公正地、有力地保護青年。

置身於大政治環境中，作為共青團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心境之矛盾可想而知，從他的本意來看，他深刻了解青年的思想狀況，了解青年熱愛共產黨、熱愛新中國的情意。對於團中央的知識分子干部特別是報刊、出版社、團校宣傳部門的負責干部，他是很了解的。他對這種自上而下地搞整風“反右”運動，是心懷疑慮，甚至是抵觸的，他不忍心劃“右派”。有位團干部說：“1957年后，正義路三號無大將了。”意思是說，中國青年報社領導班子全軍覆沒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的領導人被整垮了，團中央宣傳部長留黨察看了，辦公廳主任挨批評了……

在胡耀邦出國訪問期間，團中央以“左”著稱的掌權者大刮“反右派”風，向“知識分子成堆”的報刊和宣傳部門大打出手。胡耀邦從國外回來，到新疆下飛機，就嘆氣道：“損失慘重。”1957年整風以后，胡耀邦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特別是在政治斗爭方面，是很為難的，有時不得不做違心的事，說違心的話，他苦於無奈隻能招架應付，無力回天。但是，他對青年工作並不懈怠，仍然力所能及，在其權限的有限空間，盡力縮小“左”傾錯誤的影響，要求各級團的干部努力改進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避免簡單粗暴的過火斗爭。

在“反右”斗爭的急風暴雨中，胡耀邦盡量設法保護了一批同志。當一些同志被打成“右派”、身處逆境的艱難時日，他盡量給以慰藉，鼓勵他們“重新做人”的勇氣。“反右”斗爭風起雲涌的1957年7月16日，胡耀邦率中國青年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第六屆世界青年和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活動，歷時兩個月。其時正是“反右”夏季高潮，胡耀邦在異國度過了中國歷史上不平常的歲月。他回到新疆，便立即打電話給主持“反右”斗爭的團中央負責人，詢問“反右”情況，當得知中國青年報有17人被打成“右派”，其中5個正副社長和正副總編輯中有3個被打成“右派”，1個被撤職調離下放﹔9個部主任中有4個被打成“右派”，其余10個“右派”大多是業務骨干。他立即命令停止“反右”擴大化，一切等他回來裁定，使不少人免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厄運。

據《中國青年報》原總編輯張黎群回憶，他因在首都第一次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作了切中時弊的發言，差點被打成了“右派”。他向筆者回憶說：“在‘反右’斗爭中，我被同志、領導保護過關了。當我有如大海波濤中一葉扁舟，亟待有人拉一把之時，胡耀邦同志從國外回到新疆，了解到主管運動的書記向知識分子成堆的青年報連發重炮，正打得起勁，他大聲疾呼：‘必須剎車了！’這個‘刀下留人’之令，確也起了作用。后來他親自向中央、小平同志反映情況力保了我。”

紐約《華語快報》1985年5月20日登載《胡耀邦其人其事》的文章中，有這麼一段話：“張黎群……倘在別的部門，必定被打成‘大右派’、‘極右派’、‘反革命’無疑，而他卻僅在如火如荼的‘反右’八挂爐中打了一個滾兒，居然平安過關，未戴‘右派’帽子，誠可謂57年一大奇跡。而這顯然與其頂頭上司幸系寬宏大量的‘胡書記’有關。”

1979年8月23日，在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的力促下，共青團中央作出《關於為張黎群同志平反的決定》稱：“反右派運動中，張黎群同志因1957年5月16日在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的發言，在新聞界受到批判。之后，1958年1月共青團三屆二中全會又因此對他進行了批判，並作出了《關於撤銷張黎群同志共青團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的決定》。最近，我們復查了張黎群同志的這一問題。我們認為，張黎群同志1957年5月16日發言的基本思想、觀點沒有錯。原《決定》說他的發言‘充滿了資產階級新聞觀點，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是不實事求是的，撤銷他共青團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職務也是不對的，應予平反，恢復張黎群同志的政治名譽。”

在此之前，即1979年2月20日中國青年報社作出《關於撤銷張黎君同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決定》稱：“反右運動期間，張黎群同志曾在中國青年報社受過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最近，我們參照中共中央〔1978〕55號文件精神，對1958年3月12日中國青年報社第一支部《關於張黎群同志所犯錯誤和給予處分的決定》進行了復查，復查意見如下：當時中共中國青年報社第一支部給張黎群同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根據是，張黎群同志1957年5月16日在第一次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的發言。原決定中說他這個發言充滿了資產階級新聞觀點，離開了無產階級報紙的黨性和原則，孤立地談如何辦青年報的問題，引起了一些新聞工作人員的思想混亂，助長了新聞界中的修正主義思想，被右派分子利用來向黨的新聞事業進攻，被台灣反動報紙利用，作為詆毀新中國的材料，產生了惡劣的影響。據查，當時張黎群同志為新聞記者協會常務理事，他在第一次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發言，是事先記協幾次打電話約請他講的。那次會上，他發表了自己在青年報工作中所感受到的一些問題和看法，純屬對新聞工作問題的探討，出發點是為了改進報紙工作。從通篇發言內容來看，基本思想、觀點沒有錯。當時，各報發表他的發言時，斷章取義，各取所需，是摘登了他講話中的某些句子，沒有全面反映出他的原意，所謂‘引起了一些新聞工作人員的思想混亂’，‘被右派分子利用來向黨的新聞工作事業進攻’等等，責任不能歸咎於他。因此，我們認為中共中國青年報社第一支部1958年3月12日給張黎群同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決定，是不對的，不是實事求是的，應予撤銷，恢復政治名譽。”

對於團中央系統直屬單位劃了那麼多個“右派分子”這件事，胡耀邦一直感到忐忑不安，以后做過多次檢討。當筆者訪問原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導生時，他記憶猶新地說：“在‘反右’告一段落時，胡耀邦激動地說：總不能天天‘反右派’吧，總不能成為‘反右派’的‘專家’吧，還是要抓好團的工作，立即組織力量下去搞調查。對於被錯劃為‘右派’的一些同志，都較早地摘了帽子，安排了工作，有的還照常受到重用。后來1975年我去看他時，耀邦說：‘我在工作上是強調創造性的，強調不斷開拓，但在人的組織處理上我是採取慎重態度的。’而有些同志則相反，‘在工作上是保守的，但對人的處理上往往過分。’我還多次講過對待干部要‘歷史問題看現在，家庭問題看本人’。”

胡耀邦的秘書曹治雄因與林希翎有戀愛關系和“林希翎事件”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由18級降為21級。他下放勞動之前，帶著“負罪感”去胡耀邦家裡看望他。他是做了接受嚴厲批評乃至責備、訓斥的思想准備而去的。然而，胡耀邦並沒有責備他，反倒說，幾年來對他的工作有幫助，表示感謝，勉勵他千萬不要悲觀泄氣，要好好吸取教訓，好好干，重新再來。他把這些意思編成兩句順口溜：“吸取教訓向前看，重新再來好好干！”算是給他的臨別贈言。胡耀邦還囑咐他：下去后和他保持聯系，主要用寫信的方式，半年寫一封給他。

1959年春節前，曹治雄從陝北回京探親。回家放下行李包后，就去看望胡耀邦。他甚為高興，向曹問了下放勞動和陝北農村的一些情況。

春節過后，曹治雄又赴晉南臨猗農村繼續勞動。到9月下旬，隊領導傳達團中央的決定：隊中有三個“右派”摘掉帽子，曹治雄是其中一員。年底又回京探親，他放下行李就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詳細問了曹的近況和他母親的身體狀況，使曹得到莫大的安慰。

1960年春節后，組織上通知他不再下放勞動了，分配到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做編輯工作。1961年，他所在的知識讀物編輯室編了一套《中國歷史小故事》，次年出版后，引起了胡耀邦的關注，他傳話叫曹治雄去聊聊，曹如約到了關東店。胡耀邦說已看了送給他的樣書，也看了吳晗的書評，說給中小學生普及歷史知識很有必要，你們的書也編得很好，亦文亦圖的方式更適合少兒閱讀。胡耀邦還說：“你做編輯工作我看也是能勝任的，努力干吧。”胡耀邦對他的勉勵、關懷和鞭策，使他感激不已。

胡耀邦即使在最倒霉的日子裡，仍然十分關心同志。“文革”中胡耀邦和大家一起在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勞動改造，還要接受批判。一日，胡耀邦來到曹治雄勞動的連隊。

互道寒暄后，他問曹治雄母親來干校沒有。當得知曹的母親也來到干校，他特意去看了她，還問了她和周師母的好，也問了周同志好！周師母是中國青年出版社資深老編輯周振甫的夫人，大家習慣稱她“周師母”。

夜深人靜，曹治雄躺在床上久久不能成眠，浮想聯翩：耀邦同志身處逆境，我也並非真正的“革命群眾”（有人在背后還叫他“摘帽右派”），但他還這樣關心我和我的母親。想著想著，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熱淚。

《中國青年》的丁盤石，“反右”運動之前，在大鳴大放之中，對“肅反”運動的一些過“左”做法向團中央領導提了意見，后被點名批評，下放勞動。一天，《中國青年》雜志社打長途電話，要他速回北京做檢討。丁盤石忐忑不安，唯恐被補劃為“右派”。他回到社裡，一位領導寬慰他說：“耀邦同志已經說了，隻要做了檢討就行了，你放心，不要緊張。”果真如此，他平安過關。在反“右傾”向黨交心時，他交代了自己腦子裡的“一閃念”：“毛主席是不是也有錯誤？”在那迷信盛行的年代，這種“腹誹”實屬罪莫大焉，自己非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不可。不料團中央書記處主管運動的同志告訴他：“根據耀邦同志的指示，能這樣向黨交心，很好，這不算問題。”因此，他不但沒有受任何處分，而且以后還得到信任。40年后，丁盤石回憶這場有驚無險的往事，無限感慨地說：“我曾多次想過，在我的老同學、老熟人中，有些人就因為向領導或對運動提了意見，談了看法，或向黨交了心，講了內心深處的‘一閃念’，就被戴上帽子，受盡人間折磨。我如果不是在團中央工作，沒有耀邦同志這樣的好領導的關愛和保護，將會落得什麼下場啊！”

1958年，團中央干部向胡耀邦匯報高校開展“紅專”大辯論時，談到“紅專”與“白專”的爭論中，有的同學想“利用有限人生，在青年時期打好基礎，將來在科學上有所貢獻”，因而不大關心政治，不願參加班級活動。這些學生當時受到很大的壓力，甚至被扣上“白專”的帽子，有些學校還因此把學生分成左、中、右，進行政治排隊。胡耀邦聽了這些情況后認為：這裡紅與白放在一起是政治概念﹔紅是革命的，白是反革命的，如紅軍、白狗子等，不能亂用。一些學生專心讀書是好的，應當鼓勵，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正需要各種專門人才﹔他不關心政治，我們可以做一些宣傳工作，慢慢引導，但不能輕易扣上“白專”這樣的政治帽子，那不是把人推到敵人一邊去了嗎？關於左、中、右的政治排隊問題，他說學校是國家培養人才的地方，學生的進步有早晚、快慢的差別，不宜搞政治排隊。當匯報談到一些學生認為“走中間道路保險”、“紅透專深”的要求太高時，胡耀邦說：“紅透”是指什麼呢？如果要求每個大學生都熟讀馬克思和毛主席的著作，熟知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這個要求是太高了。社會是有分工的，這些是對政治工作干部的要求，學生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時間應當用在專業學習上，政治上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就可以了。胡耀邦的獨特見解，使大學的團干部在那場“紅專”辯論中沒有去火上澆油，保護了許多努力鑽研的大學生。

胡耀邦剛到團中央時曾講過做好團的工作有三條基本經驗：上下請示，左右求援，自我奮斗。他說上下請示是上向馬克思請示、向毛主席請示，向黨的方針政策請示，向同級黨委請示，不要自作主張。下向群眾請示，深入做調查研究，向群眾學習，做群眾的小學生。左右求援是配合行政、工會、婦聯工作，共同完成黨交給的任務。自我奮斗是主要的。大家聽了這般形象的講話，牢記在心，工作中照著去做，效果很好。向科學進軍，有些團干部不大安心工作，胡耀邦對這點表示理解，認為我們首先要減輕學生團干部的工作負擔，使他們能集中較多的精力去學習。如果學習成績不好，在群眾中沒有威信，也不利於工作。對於專職團干部那是另一回事，他們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時間應當用在工作上。他語重心長地說：現在的團干部不可能一輩子做團的工作，到一定年齡要畢業，要轉業的。“我也考慮這個問題。將來轉業做一名將軍吧？”他用手按了一下自己的頭，擺擺手風趣地說：“不行，不行，個子太矮了，不合適。考慮來，考慮去，將來畢業后還是做黨的工作或政府的工作。”他告訴專職團干部，為了迎接轉業，從現在起要做好四方面的准備。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讀毛主席的書，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從理論上、政策上做好准備。二是學會做調查研究，深入實際，隻有這樣才能理論聯系實際，做到實事求是，這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礎。三要和群眾交朋友，交幾個知心朋友，了解他們的思想情況，關心他們的愛好和要求，這也是做好黨的工作的基本功。四要學會寫文章、作報告，結合實際通俗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方針政策。胡耀邦這個講話給大家以深刻的啟迪，使他們受益終身，在工作實踐中積累了“資本”，多數同志轉業后成了黨和政府工作的領導骨干。

胡耀邦對“反右”斗爭有著自己的獨特想法，他在無法改變既成事實的情況下，便盡可能地做了各種補救和安排：1958年3月，團中央一大批“右派”下放“勞動改造”前夕，在機關三樓會議室裡，胡耀邦語重心長地送給他們12個字：“錯誤十分嚴重，前途十分光明。”他引用了陶淵明的一句話——“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以此來激勵他們。此前，他曾一個個地點名，跟下屬有關領導打招呼：“這些人都是有才能的，要好好幫助他們。他們改好了，可以回來工作，還可以恢復黨籍嘛！”此后，他又指示下放帶隊的同志：“對他們政治上嚴格要求，生活上要一視同仁。”那時，像胡耀邦那樣對待“右派”實屬罕見。當時不少別的基層單位的“右派”在勞動改造中繼續挨整，受傷、致殘，甚至折磨至死。而團中央所屬單位卻沒有出現這些情況，這與胡耀邦極力保護這些身處逆境的同志是分不開的。

團中央機關一共打了49個“右派”。1958年春，團中央特為打成“右派”的受害者開了一個座談會。與會者神情沮喪，默默無語。會場淒涼，空氣凝固。一向坦誠、直率的胡耀邦，快言快語，首先打破了難堪的沉悶氣氛：“我先說幾句，同志們！你們中間的絕大部分是有才華的，才華橫溢！為黨為人民曾作過不同程度的貢獻，可你們這次錯誤犯得太大了……”他越說越激動，動情地繼續說：“可有的人也太驕傲了，你們看，劉賓雁還拒絕參加今天的座談會，連我請他都請不動！”

他沉思片刻，解開胸前的衣扣，用右手向前一揮，心情沉重地說：“今天你們犯了這麼大的錯誤，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平常對你們隻知使用，幫助不夠，敲打得不夠。你們中大多數人現在悔恨、難過，我也不好受，很不好受。可是你們要明白：黨中央、毛主席認為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是敵我矛盾，但可當內部矛盾處理。因此，團中央組織上對你們不作出任何處理。”

他接著說：“你們中間絕大部分同志要下去勞動鍛煉，有些還要到北大荒去。你們要認真、徹底地改造思想。下去，肯定不習慣，尤其過去長期生活在南方、在大城市的同志。北大荒那兒勞動條件很苦，你們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備。希望你們能自覺地找苦頭吃，自覺地好好地勞動，通過勞動徹底地改造非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徹底地改造資產階級思想，爭取早日回到革命隊伍中來！可以恢復黨籍，可以入黨嘛！我們馬克思主義老祖宗之一的恩格斯說過，勞動創造世界，也創造了人類本身。我相信你們能改造好。我堅信我們將來還有共事的機會，等你們改造好了回來時，我給你們開歡迎會。我們就這樣說定了。”

胡耀邦的臨別贈言，語重心長，溫暖人心，使與會者感到莫大的慰藉，在人生的轉折關頭看到了前進的希望。許多人聆聽了胡耀邦的話語，不禁潸然淚下。

胡耀邦在多次政治運動中竭盡全力保護一批同志，使他們免受滅頂之災。回首往事，他在不同場合總是深懷歉疚地說：“‘文革’前對幾個青年作家（指王蒙、劉紹棠等一批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筆者）的處理，我也是有錯誤的。當時那些同志也有才華，而作品也不夠成熟，是需要幫助的，但我們對他們的方針錯了。現在他們回來了，成了地地道道的作家了。假如那幾位現在是中年的作家在他們的作品裡，寫上一筆，說當時有那麼一位老家伙在我的問題上犯過錯誤，我贊成，因為這是事實。”

胡耀邦在中央一次重要會議上說：“現在我十分抱歉，1957年‘反右’時，我把團中央一批有才能的干部打成‘右派’了，我要向他們道歉。”

1979年初春，春暖花開，團中央在北京西苑飯店召開團的各省、市委書記會議。一天上午，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的胡耀邦一進會場，就發現了曾被錯劃為“右派”已被改正的原《中國青年報》副總編陳模（他平反后任中國青年出版社黨組副書記、中國少兒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他笑著走過去與陳模親切握手，連聲說：“陳模同志，你好啊！”接著詢問了他的工作和身體情況。他走到主席台上講話時，指著陳模對大家說：“在我們團的高級干部中，誰吃的苦頭最多呢？就是陳模同志，團中央在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同志，其中有陳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當然，用一分為二的觀點來說，他也受到鍛煉。這件事情我是有責任的，我是第一書記，也簽了字的嘛。我向陳模同志道歉，向其他同志道歉！”

中國青年出版社負責人李庚打成“右派”后，於1962年去富強胡同6號看望胡耀邦，他安慰李庚說：“工作上和作風上誰都免不了有缺點，有錯誤，但是給你戴上‘右派’帽子，劃到黨的對立面去，道理不多，是處理過重了，有意見允許提出來，組織上可以重新研究，該糾正就糾正。……你吃了苦頭，但不要耿耿於懷。”接著他鄭重表示向李庚道歉。李庚說：“我知道那時你在國外，回到烏魯木齊就打長途電話向團中央了解機關‘反右’情況，你要求先行剎住，等你回來再說。但對我的批斗會已經開過了，名字也上了《人民日報》。”李庚又說：“你不在家，你沒有責任，不必由你給我道歉。”胡耀邦誠懇地回答：“我是團中央第一書記，團中央的事，我都有責任。錯了就應該認錯，我還是要向你道歉，請你原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