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執掌共青團中央

青年的知心朋友

胡耀邦在團中央工作整整14個春秋，多次強調要最大限度地把青年團結和組織起來，號召各級團干部關心青年，聽取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做他們的知心朋友。他自己努力踐行，率先垂范，時時處處做青年的知心朋友，從政治、生活、工作各方面關心他們的成長，成為他們的知音。

胡耀邦特別關心青年政治上進步，諄諄告誡他們緊跟黨的戰略部署，跟上時代步伐，永不落伍掉隊。1956年5月7日至16日，青年團中央召開團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根據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提出的把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的精神檢查了團的工作，並對下半年工作做了部署。胡耀邦作了會議總結，指出，毛澤東在4月25日關於把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的講話，是全黨當前的行動方針，同樣是我們青年團當前的行動方針。他說，全國青年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是很高的，青年們的這種積極性是一項極寶貴的財富，不但要很好地加以愛護，而且要很好地組織和引導。胡耀邦在講了青農、青工、掃盲、統戰等方面工作后，著重講了要實事求是的問題，他提出應當提倡：一、有啥說啥，不要弄虛作假﹔二、調查研究，不要盲目迷信﹔三、尊重事實，不要隨便猜測﹔四、有錯改錯，不要知錯再錯﹔五、大公無私，不要意氣用事。

在1957年5月舉行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耀邦代表青年團二屆中央委員會作了題為《團結全國青年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斗爭中，我國青年的任務可以用三個口號來概括：積極勞動，努力學習，加強團結。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工作，也就是要在這三個方面對全國青年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幫助青年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務。這次大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將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決議》，決議指出：“為了確切地反映我們團所擔負的政治任務和廣大團員的意志，大會一致通過將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5月26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分別選舉產生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和書記處第一書記、書記。胡耀邦為書記處第一書記，劉西元、羅毅、胡克實、王偉、梁步庭、項南為書記。

怎樣做青年的知心朋友呢？胡耀邦認為，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待人以誠，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他待人坦誠寬容，豁達大度，不計個人恩怨，從不在背后揭人之短，反之，喜歡道人之長，向人家的長處學習。

胡耀邦的秘書曹智雄，曾於1954年至1957年在胡耀邦身邊工作了3年半，他對胡耀邦的言行極為敬佩，受益終生，永志不忘。他回憶說，1955年華東之行，胡耀邦在南昌向團員、青年作報告時，曾對會上上千青年人說：有同志問我什麼時候參加革命的，我可以告訴同志們：我是在家鄉瀏陽入的團，那時剛15歲，覺悟不高，懂得的革命道理很少，比今天在座的同志們差多了。后來到湘贛蘇區，開始時，也只是組織少年兒童識字、唱歌、站崗放哨。而你們的邵省長（指邵式平）早已擔任領導工作了。在我的記憶裡，胡耀邦同志，不論是在上千人的大場合，還是少數人中間，他總喜歡由衷地稱道人家，真是“平生不解藏人善”啊！

胡耀邦胸無城府，為人坦直，待人真誠，秉性寬容、謙遜，好為人著想，從不為己謀。因此，革命隊伍中他有許多朋友，有的堪稱摯友。他們之間，既有戰友之情，也有私交之誼。1955年和1956年，胡耀邦先后出差華東和東北數省，所到之處，分別看望了江渭清、陳丕顯、江華、邵式平、曾希聖、黃火青、趙林、朱德海、歐陽欽等同志，同時也從他們那裡了解了當地的基本情況。同樣，一些地方領導同志到北京開會時，也總要來看望他。來得最多的是陶鑄、曾希聖、張平化、張經武等，還有馮文彬、李昌等已分配到外地工作的團中央老書記。這些老革命相聚時，高談闊論，談笑風生，興之所至，還要搓幾圈麻將放鬆放鬆！

在中央工作的一些老領導、老上級，每逢節假日胡耀邦總要去看望像賀龍、聶榮臻、葉劍英元帥，羅瑞卿、王震將軍等。

胡耀邦同歷史學家、第二屆全國青聯副主席吳晗頗有交誼。1955年，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主持十三陵中定陵的發掘工作，取得豐碩成果。他很快將這一喜訊告知與文物考古工作沒有絲毫關系的團中央書記胡耀邦，並在打開萬歷帝朱翊鈞棺槨的那天安排他去現場參觀，吳晗親自陪同講解。這是一種特殊的“禮遇”，胡耀邦覺得不敢當，又不能拂吳晗的盛意，便欣然前往。那天受邀去參觀的還有鄧拓，他也是一位明史學家。出土文物豐富多彩，琳琅滿目，而且大多數都是精品，令人目不暇接，加上這兩位著名的明史專家的詳細講解，令人大開眼界，胡耀邦高興得樂不可支。胡耀邦連聲稱道：“增長見聞，獲益很大，精彩極了，嘆為觀止！”他再三感謝吳晗給他上了一堂生動的“歷史課”。

一次，胡耀邦開完政協會議回來，他打開公文包取出會議文件時，掉下來一張紙。隻見紙上寫著兩行娟秀的字：“耀祖耀宗又耀邦”。尾隨其后的曹秘書覺得挺有意思，問他：“這是誰寫的？嵌進了你的名字。”胡耀邦笑著說：“剛才開會，孫維世坐在我側邊，她愛開玩笑，寫了這個給我，說是半副對聯，非要我對出下聯不可。”“對上了嗎？”“我也湊了7個字，她搶走了。”“嗨！可惜啦！”“沒什麼！”說著他拿張紙寫著：“維國維家還維世”，遞給曹秘書問道：“對得行不行？”曹秘書回答：“這副對聯不錯，意思很好，對仗也工整﹔如果上下聯顛倒一下，就更合平仄了。”曹秘書無所顧忌地說。胡耀邦連聲說：“提得好！提得好！”

胡耀邦在部下和同志們面前毫無架子，隨和謙遜，大家都樂於和他交朋友，無拘無束地暢所欲言，吐露真情。

在如何對待和教育青年的問題上，胡耀邦根據幾十年工作經驗，認為方法隻有一個，那就是“引導”。他說，“引導”比“教育”更精確，意義更寬，這是我幾十年工作經驗的總結。壓制的方法，一個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長的辦法，孔老二的辦法。我們要回到引導的辦法上來。

他諄諄告誡共青團的干部，要注意時時刻刻對青年作具體分析。這樣，就可以找到一種正確的工作方法。青年團的干部不要坐在屋子裡，冥思苦想，寫什麼又長又空的指示文件，而是要經常到青年中去，發現青年中的先進事例，先進典型，並且憑借這些先進的東西去引導、教育、影響其他的青年。

1956年，他在黨的八大上匯報青年團的工作時說，我們必須善於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發揚青年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這也是我們黨在過渡時期對青年進行思想教育的根本方針，我們必須遵循這個方針。

他接著說，對待青年生活上，往往干涉過多，什麼時候打球、看電影、唱歌、休息，都給青年加以安排，有的學生反過來諷刺我們的同志說：“中國青年太幸福了，除了睡覺的姿勢沒有規定，做夢的時間沒有安排以外，什麼都安排好了。”他分析道：“這些同志所以這樣做，原是出於好心好意，希望青年能夠更快地成長，可是沒有了解，這種做法反而束縛了青年的積極性。”

他提出的這兩個存在的問題，給許多從事青年工作的同志敲響了警鐘，使他們認識到必須遵循思想教育這個方針，引導青年群眾，推動青年工作的發展。這對於以后青年的工作，起到了指導作用。

胡耀邦對學有所長、德高望重的知識分子、尤其非黨同志特別尊重，樂於和他們交朋友。1952年中國青年出版社籌建時，與開明書店合營，他認為這是一件大好事，因為開明書店有一批飽學之士和業務骨干，如胡愈之、葉聖陶、邵力子等，這些著名的黨外人士，與開明書店關系密切，是進步出版事業的先驅，把他們吸收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工作，可以共同把團的出版事業辦好。到正式成立中國青年出版社時，胡耀邦自任合營董事長（邵力子為副董事長），以便初創時打開局面。他多次對主持日常工作的負責人李庚說：“我就是尊重那些有知識、有學問、有業務經驗、正派的、踏踏實實、勤勤懇懇一輩子干事業的人，我們應該重視這樣的人。”

他經常對李庚說：“我們一定要和他們團結好，把他們安排得當，用其所長，讓他們有職有權，能充分發揮作用。”他親自參與討論和決定中國青年出版社的人事安排，並提議民主人士顧均正擔任副總編輯。

這時，團中央和青年出版社有人議論，說什麼“李庚要把出版社變成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太重視文化人，不重視工農干部”。胡耀邦力排眾議，理直氣壯地說：“知識分子在共產黨領導下工作是好事嘛！一個文化事業沒有文化人參加行嗎？知識分子成堆了力量大嘛！中國不是知識分子多了，是少了，要歡迎更多的知識分子、有文化的人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就是要團結更多的人來搞社會主義。”他一再囑咐出版社的黨員負責人要注意黨員和團干部，不要因為開明書店過去是私營企業，就把書店的同志看做“私方人員”，產生歧視的態度。他再三強調，在新單位要提倡：黨團干部與開明同人要彼此尊重，取長補短，互相學習，做他們的知心朋友，從而在業務工作中爭取共同進步。

遵照胡耀邦的指導，中國青年出版社創建才幾年，黨和非黨同志合作得很好，彼此融洽無間，事業得到迅速發展，出版品種由1952年的十幾種增加到1956年五六百種，每種發行量達幾十萬、上百萬冊的書已非罕見。幾年工夫，中國青年出版社已發展成為全國屈指可數的有重大影響的出版社，像《青春之歌》、《紅岩》、《誰是最可愛的人》、《紅旗譜》等一批暢銷書都由該社出版發行。

胡耀邦平易近人，沒有一點官架子，對人熱情相待，能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這也是他成為青年的知心朋友的一個先決條件。

著名作家劉紹棠曾對好友祖丁遠說：“耀邦同志不僅指導過我的文學創作，也是我的道德品質之師。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對我幫助最大的人，第一個就是胡耀邦！”

胡耀邦與劉紹棠的友誼要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初。在劉紹棠寫《青枝綠葉》之前，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一次找他談話聊了4個小時，希望他寫青年題材，讓他到東北採訪、體驗生活。胡耀邦的親切交談，啟發了劉紹棠的靈感，指明了創作的方向，他在東北住了兩個多月，把得到的素材放在家鄉的背景上，換上了熟悉的人物，寫出了名篇《青枝綠葉》，在全國引起轟動，此文被收入中學教材。

胡耀邦逝世后，劉紹棠寫了多篇回憶文章，其中寫道：“耀邦活著的時候，我不寫他，他去世了，我寫他。在我心裡他一直都不是大官，而是我的老師，耀邦對知識分子尤其愛護。”

劉紹棠由夫人曾彩美用輪椅推著送他到文化部參加一次會議，他激動地說：“耀邦同志酷愛讀書，艱苦朴素，品德高尚，光明磊落，從不懂得生活享受，他是我的道德品質之師，我們全家永遠懷念他……”

李庚回憶了這樣一個故事：胡耀邦經常找他和張黎群研究重要文章和講話稿，字酌句斟，有時通宵達旦。有一次，李庚對他直言不諱地說：“我們工作擔子都很重，各有專業任務，你找我們幫你工作未必十分恰當。”他風趣而誠懇地說：“我要幫嘛！”

李庚脫口而出，開了句玩笑，說：“可不能胡要幫呀！”他不以為忤，付之一笑后爽朗地說：“謝謝你們，以后我們改變一下合作的辦法好了。”

正是因為胡耀邦具有海納百川的胸襟，他的部屬、同事在他面前都敢於直言不諱，從不感到拘束。他秉性坦率，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從不說套話，多有新穎、獨特之見，同志們說他是“語不驚人誓不休”。但言多必失，有時難免說話不當。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戴雲有一段時間常跟他下基層調查，經常提醒他：“耀邦啊！你今天說話說走嘴了！”他立即回答：“你快說啊！哪些話說錯了？”戴雲有時與他的意見相左，兩人爭論得面紅耳赤，他也不在乎。

有次他出差蘇州，同行的秘書劉崇文，沿途對他的說話挑毛病，有時還抬扛，在旁的記者勸劉秘書不要那樣。劉秘書笑呵呵地回答：“沒關系，耀邦就是這脾氣，願意聽反面意見，在他面前講錯了也不要緊。他平等待人，從不以領導者自居。”他這種兼聽則明的民主作風，實屬難能可貴。

胡耀邦這種從善如流、虛懷若谷的謙虛態度，贏得了青年朋友的無限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