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執掌共青團中央

好學勤思

胡耀邦用功讀書，博聞強記，博覽群書，早已傳為佳話。

1952年在中央團校校部請了中宣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周揚來給學員上大課。當講到青年團干部和廣大團員、青年應當多多讀書、勤奮學習、用全人類的知識武裝自己的頭腦時，周揚說：“你們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同志，就是一位喜愛讀書、知識豐富的領導同志。他在延安時，就以好讀書、讀書多出了名。他不但讀了大量馬列主義和毛主席著作，還讀了許多文化知識和文學藝術作品。像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他就很熟悉。”

曾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陸定一，在粉碎“四人幫”后曾感慨萬千地對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於光遠說：“過去許多人年齡大了不想讀書，也讀不進去。隻有很少數老干部覺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讀書，有很大長進。這樣的人中，第一個就得算胡耀邦。他讀的書真不少，很有見解。詩詞歌賦也都能來幾首，字也寫得不錯。他從‘紅小鬼’成了個大知識分子。”

胡耀邦對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一卷接一卷、一篇接一篇反復學習，有的還讀了好幾遍，不僅作眉批，還寫了許多讀書筆記。他從頭到尾讀完了《二十四史》中的列傳、世家本紀，也讀了一些教育學、農學和科技著作。他主張要按毛澤東主席的教導，有分析、有批判地研究，決不囫圇吞棗。對各種流派的著作，擇其善者予以借鑒。他的書桌上放著一疊《中華活葉文選》，對那些歷代文學精品，他一篇篇出聲朗讀，有的竟能背誦如流。

有一次，他在安徽省委書記萬裡的陪同下，視察了滁州琅琊山的醉翁亭。琅琊山管理處副處長張華盛向他講解醉翁亭及《醉翁亭記》時，他一直靜靜地聽著。當張華盛說到這篇文章有21個“也”、18個“者”時，胡耀邦興趣盎然地問：“你講得很好，文章有多少個‘也’、‘者’你都記得，那麼這篇文章有多少個‘字’呢？”張華盛一時語塞，無言以對。這時胡耀邦打破暫時的沉默，繼續問道：“那你說說《岳陽樓記》和《醉翁亭記》的區別在哪裡呢？”張華盛立即回答說：“《岳陽樓記》表達憂國憂民的思想，《醉翁亭記》描述寄情山水和與民同樂的情懷，這不是一類文章。”胡耀邦非常佩服這位講解者，連連點頭稱是，把張華盛贊美了一番。

之后，胡耀邦意味深長地告訴身邊的隨從和圍觀者：“琅琊山為八名（名山、名亭、名文、名人、名寺、名林、名泉、名洞）勝地﹔《醉翁亭記》是千古名文，它詞採多姿，妙用‘者’、‘也’虛詞，一唱三嘆，有駢有散，駢散相偕，回環往復。全文僅431個字。文章不在字的多少，而在於意境是否高遠，內涵是否精深。此文意味無窮，具有上述特點，故能世代傳揚。”他深思片刻，接著說：“琅琊山有極高的旅游品位，我們要盡快把它開發成中外賓客理想的集旅游觀光、休閑度假、科研教學、訪古探幽為一體的風景名勝。”

在場的人們無不為他博覽群書、知識淵博和遠見卓識所傾倒，尤其對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高尚情操和謙遜品德敬佩不已。

當少年兒童出版社編輯出版了一套《十萬個為什麼》，他不但自己從頭到尾看了一篇，還向別人推薦，贊揚這是啟發兒童智力的好讀物。他經常引用列寧的名言告誡廣大青年：“隻有用人類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他自己正是這樣身體力行。

1955年，中央編譯局翻譯的《列寧全集》開始面世，胡耀邦便叮囑秘書務必及時買全。因此，《列寧全集》每出版一卷，秘書就立即去書店購買交給他，他拿到手就孜孜不倦地閱讀。除外出開會，或批閱重要文件，他總是利用工作之余或節假日，聚精會神地閱讀。白天讀，晚上讀，夜裡靠在床頭繼續讀，一般總要讀到凌晨一兩點。買一卷就讀一卷，決不拖延耽擱。次年，新翻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開始出版，他也是出一卷就買一卷，買一卷就讀一卷，如飢似渴、夜以繼日地讀著、思考著。

他酷愛文史書籍，當時還沒有出版新版本《二十四史》，就從中國青年出版社借來一套解放前開明書店影印出版的《二十五史》。其他的書，胡耀邦隻要認為是應當閱讀、值得一讀或可以看看的，他也找來翻閱、瀏覽。

20世紀50年代前期，中國同印度、印度尼西亞建立了密切的友好關系。印度尼赫魯總理、印尼總統蘇加諾，先后對中國進行了盛大的國事訪問。為配合這兩次重要的外交活動，中國出版部門翻譯出版了尼赫魯著《印度的發現》、蘇加諾著《蘇加諾文集》。胡耀邦就及時買回這兩本書，迅速把它們讀完。

1955年國慶節前后，香港出版了唐人所著《金陵春夢》。此書在內地一般書店裡買不到，當時隻在一些高級干部中流傳。胡耀邦便借了一套閱讀。這是一套分為五集、總計160多萬字的大部頭，他利用晚上的時間把它看完了。

他反復讀了多篇古文名篇以及唐詩宋詞，有些熟讀得能夠背誦。他堅持讀完了艾思奇的《辯証唯物主義》和王學文的《政治經濟學》。他為青少年樹立了長年手不釋卷、學習上永不滿足的楷模。

胡耀邦讀書，總喜歡琢磨研究，形成自己的獨特見解。而每有會意和心得，便欣然同身邊的工作人員交談見解，這已成為他的一種習慣。

胡耀邦讀書的另一習慣是從讀書所得中，聯系他縈繞腦際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思考，形成他自己的看法和創見。讀完《印度的發現》后，他發表感想說：印度1947年獨立，新中國1949年誕生﹔印度的面積不及中國的三分之一，但可耕地面積的比例比中國大很多，人口也比中國少一些。它現在有5萬公裡鐵路，500萬紗錠。而“蔣委員長”留給我們的隻有2萬公裡多一點的鐵路﹔紗錠也比印度少，還不是蔣介石而是民族工業家留下來的。美國的面積比中國略小，但根據列寧的調查，美國在本世紀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全國鐵路的總長度已達30萬公裡。中國現在的人口已大大超過美國，我們至少該有30萬公裡鐵路才夠用。鐵路太少，交通落后，許多事情就不好辦，甚至干不成。所以我們得抓緊多修鐵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規劃、修筑，若干年后，比如到1980年，最晚到2000年，我國的鐵路達到30萬公裡時，那我們的許許多多的事情，就會好辦多了。

胡耀邦讀書還有一個習慣，即“好求甚解”。讀書時碰到搞不太清楚的問題，他一定要搞清楚﹔不太明白的事理，他一定要弄明白﹔不太懂的關鍵處，他一定要“過五關斬六將”，探明究竟。他喜歡查參考資料，查工具書，一時查不到或沒有時間找，就讓秘書幫忙查找。在學習上他也不拿架子，而是不恥下問，絕不強不知以為知。

1954年，團中央召開一個小型農村青年工作座談會，部分大區團委和省市團委書記參加，共約10來人。胡耀邦請了政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來講話。鄧老在講話中說到治理黃河、治理淮河等水利建設問題，說這是農村青年施展身手、實現抱負的大舞台。他對此寄予厚望：一定要在他們這一代手中，把黃淮治理好。否則，“俟河之清，從壽幾何？”散會回來的路上，胡耀邦在車裡問曹治雄秘書：“鄧老剛才引的那句話，你懂不懂，是誰說的？在什麼書上？”曹秘書回答：“意思懂得，是誰說的，出自何書，不知道。”“你回去后查查，把答案告訴我。”胡耀邦叮嚀道。

曹秘書在北京圖書館，花了大半天工夫才查出來，答案是：“《左傳•襄公八年》引古逸詩。”他回來立即向胡耀邦匯報，並把“答案”交給了他。胡耀邦一看，不無驚訝地說：“《左傳》，逸詩，並不是左丘明所說，他還是引的逸詩呢。”“左丘明如果活著，都兩千多歲了，他引的古逸詩，‘俟河之清，從壽幾何’，產生的年代更為久遠，可見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多麼古老，是怎樣的源遠流長啊！更可見黃河的水患為害又有多少歷史年代了！”他不勝感嘆。胡耀邦堅定地說：“一定要照鄧老說的，我們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黃河治好，把淮河和其他‘害河’治好，也一定能治好！”他還說：“一句古話，聽不懂，這是常事，要放過也就過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這麼多學問來了。”

還是1954年，印度總理尼赫魯應邀訪華。訪問結束前夕，毛澤東在新僑飯店為他舉行送別宴會。胡耀邦出席了這次宴會。宴罷歸來，他遞給曹秘書一張小紙條，上面記著“暗然消魂者，惟別而已矣！”他告訴曹秘書：“毛主席在致詞中講‘中國有位古人說過’，往下就是這句話，是誰講的他沒指明，你曉得不？”曹秘書答：“是南朝梁•江淹《別賦》中的文句。不過，這裡的‘暗’一般都寫作‘黯’，消魂應寫作銷魂。”“啊！對了，就是‘江郎才盡’那個人吧？這回可記住了！”胡耀邦簡直就像中學生解答了一道難題似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他在作報告時多次向團員、青年們說：“讀書求學，研究問題，就要有賈寶玉那樣一股勁頭，一定要尋根究底，而決不能像蜻蜓點水那樣！”

胡耀邦學歷不高，上過一年初中，不滿15歲就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可以靜下來安心讀書的時間並不多。然而，他畢生勤奮好學，渴求知識，學而不倦，鍥而不舍，因而能見縫插針，長期堅持利用“一余”的時間（借用三國時董遇“冬者歲之余，夜者日之余，陰雨者時之余”中的“夜者日之余”），孜孜不倦，博覽群書，且好求甚解、不恥下問，甚至連《辭海》的詞語分冊這樣的書，他也一個條目一個條目系統地讀到底，他即使在身處逆境的“五七干校”艱苦勞動之余，也不顧疲勞，讀書至深更半夜。夏天蚊子咬，他就躲在蚊帳裡讀書﹔冬天寒氣襲人，他就蓋上被子看書。正因為他手不釋卷，持之以恆，不斷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從而成為一名具有淵博學識和很高文化素養的領導人。

胡耀邦還有一個博學多聞的習慣，他每到一地視察工作，都要查看當地的地方志，向當地團的負責同志詢問當地的山川地理、歷史文化、氣候名勝、物產礦藏和風俗人情等。如果這些同志答不好，他就要勸導他們注意學習，熟知本鄉本土，以便搞好工作。

1959年春，黨的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胡耀邦出席這次會議前，決定先去蘇州一帶進行調查研究。在蘇州期間，他擠時間去參觀著名的園林時，也不斷向陪同的蘇州同志詢問園林的歷史沿革、建筑特色、名花異草等等。他對園林中碑刻上的詩詞和楹聯，更特別留心，再三觀賞吟誦，並做記錄。這次他也借來《蘇州府志》，在夜裡閱讀。他們一行去東山參觀范仲淹故居、祠堂，路過木瀆鎮，他問隨行的中國青年雜志社編輯丁盤石：“你是學歷史的，知道這裡歷史上曾有什麼故事？”丁盤石一時答不出來。他說：“越王勾踐和吳王夫差曾在這裡激戰過。”范仲淹祠堂楹聯提到一個名字“純仁”，他立刻說出：“這是范仲淹的兒子，也是宋代清正廉明的名相。”他淵博的學識，令同行者贊嘆不已。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胡耀邦自己刻苦讀書，他要求廣大青年讀書就具有強大的號召力。他認為若要使我們祖國富強起來，還要跨過兩條大河，一條是貧困之河，一條是愚昧之河。青年是祖國的未來，青年人要涉過愚昧之河，自然應當注重讀書學習。所以，胡耀邦大力提倡青年人要讀書學習。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胡耀邦在題為《把我國青年引向最偉大的目標》報告中就提出了青年人要讀書學習的問題。

他分析說，當時我國青年大部分人還沒有擺脫文盲狀態，團中央要帶領青年實實在在地學習建設社會主義的本領，使我國青年不僅要具有共產主義的思想、堅強的意志和強健的體魄，而且還要具有現代文化、技術、科學知識水平。他特別指出，青年團提高戰斗力的關鍵是加強我們自己的學習。

胡耀邦在報告中說，共青團應當擔負起教育青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掃除文盲的重任。

他認為，青年團的同志雖然有熱情，工作積極，也聽黨的話，但年紀輕，鍛煉少，經驗缺乏，思想往往存在著片面性，這是青年工作中經常產生缺點和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要擺脫這個困境，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熟悉同本行有關的科學知識，因此要刻苦讀書。

他深刻指出，“我們還沒有深刻了解，提高科學文化水平，是革命勝利以后青年最迫切的要求。現在這一代青年，是將來建設共產主義的中堅力量，如果現在不打下牢固的知識基礎，那時便要遇到極大的困難。”

站在這樣一種高度，胡耀邦身體力行，大力在全團和廣大青年中提倡讀書學習之風。

大家常常看到他緊張地工作，不倦地學習，辦公桌上放著書，從早到晚手不釋卷。

在他的影響下，團中央機關的同志，刻苦讀書學習，蔚然成風。

1959年，他針對讀書之風被反掉的情況，在一次講話中說，從1956年起，讀書之風興了一下，但有缺點。如目的有問題，方法不對，沒同實際結合，要求過高。這都是在實際工作中出的問題，提倡讀書之風是正確的，后來一反，就連讀書之風也給反掉了，必須再來個大興讀書之風。

他號召別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即使到外地出差，胡耀邦都要帶一大批書，有空就讀﹔而且每到一地，他都要尋覓當地典籍，到新華書店選購自己所需要的書。他到岳陽視察，就到岳陽樓，重溫《岳陽樓記》，竟能一字不漏地將它背誦出來。在株洲酃縣（現改名炎陵縣）視察，路過炎帝陵，見陵廟已毀於火災，隻剩斷瓦殘垣，他在這裡盤桓很久，說前人對我們中華民族始祖有這份感情、這樣能力建造這樣規模宏偉的殿宇，我們也應有這份感情、這份能力重修炎帝陵。當炎帝陵正在重建時，他揮筆寫下蒼勁飄逸的“炎帝神農氏之墓”7個大字。如今他的題詞刻在殿宇的石碑上，引來無數中外游客駐足觀瞻。杭州會議上，毛主席講到哲學家，列舉了王充、范縝等人，其中還提到一個“傅奕”。胡耀邦回到湖南整理筆記准備傳達時，起先把這個“傅奕”當作了東漢的傅毅。但轉念一想，傅毅是文史學家，會不會另外還有個“傅毅”？他派人到省圖書館去查，查到了“傅奕”，他是隋唐時人，無神論者，毛主席講“傅奕”時，還放在王充之后，柳宗元之前，可見就是這個傅奕了。經過一番考証，弄清一個疑問，他非常高興，還特地給參加杭州會議的幾個朋友寫信，向大家作了介紹。

胡耀邦讀書廣泛又重視系統攻讀馬列著作。他從北京帶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卷卷地通讀，在湘潭縣楠竹山蹲點的時候，有幾天空閑，他安排來專門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幾天他足不出戶，除進餐和午休之外，整天披著大衣圍著火盆，端坐不動，聚精會神，邊讀邊畫杠杠和做摘記。大家跟他開玩笑說，耀邦同志這樣坐下去，頭上要長草了。他感慨地說，光讀有什麼用？用不上還不是白讀？要求學以致用之情，溢於言表。事實上，他總是力求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分析闡述事物，所以在新鮮感和理論色彩上，總有他獨到之處。

胡耀邦十分注重從實際生活中、從生產實踐中學習。他思想敏銳，思考問題極為認真，記憶力驚人，遇到什麼新事物、新知識馬上捕捉和研究，加以吸收。有一次，一個學過農業的干部談農業生產時，提到庄稼需要“微量元素”。這“微量元素”立即吸引了他，他詳細詢問這其中都包括些什麼，起什麼作用。當時沒有完全弄懂，回去又查了有關書籍，直到弄明白為止。在株洲醴陵，聽到匯報瓷器生產的“釉下彩”，他也饒有興趣地好一陣鑽研，把每個細節都問了個一清二楚。

胡耀邦對團干部讀書的要求，他在報告中明確指出說：“要讀馬、恩、列、斯的全集，要讀四書五經，要讀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要讀完《二十四史》。這些書一共有5000萬字，即使一個人一天讀一萬字，要讀完這些書，至少也得14年。20多歲的干部按照這個方向去努力，到了40歲左右，可以成為一個學者了。”他就是這樣踐行的。

對於那些自己不學無術、卻反對別人讀書的“左”傾人物，他是不屑一顧的。1957年3月，他針對社會上出現的“左”的風氣，在一次講話中，他大聲疾呼：“有人說現在許多青年埋頭業務，不問政治，走‘白專道路’。我認為這話要加以分析，對所謂走‘白專道路’不要橫加指責。現在國內階級斗爭矛盾已基本解決，今后更長的時期是同自然界作斗爭，這就需要自然科學，需要業務知識。怎麼辦呢？我歸納為兩句話12個字：‘埋頭鑽研業務，抬頭瞭望政治’。”他幽默風趣的一席話，說得大家哄堂大笑。

正因為胡耀邦博覽群書，學識淵博，所以，他作報告、寫文章，一般不要秘書代筆，他講話富有極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他講話談鋒犀利，不念稿子，隨口談來，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而且思想深刻，觀點鮮明，條理清晰。他講話生動活潑，引人入勝，時而慷慨激昂，揮手振臂，聲音洪亮，如劈靂閃電，令人振聾發聵﹔時而心平氣和，幽默風趣，輕聲笑語，似和風細雨，使人如沐春風。古人雲：“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聽胡耀邦講話，常使人有這種感受。

1957年11月24日，胡耀邦在株洲主持召開中南五省（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共青團省委書記座談會后，向株洲市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和共青團干部作了一個題為《眼光遠大，堅決前進》的報告。他不要講稿，接連講了三個多小時，博得陣陣掌聲。講話中，他引經據典，幽默風趣，其中談到青年人要眼光遠大，要向前看，不要像申公豹那樣，被人家把頭割下來，向人求饒，結果把頭給安裝反了，成了永遠向后看的怪物。《封神演義》中的這則神話故事，被他講得活靈活現，入木三分，令人在笑聲中受到教育。

胡耀邦對自己學而不厭，對別人誨人不倦。作為團中央第一書記，他時時關心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除了通過會議、文件、文章對全國部署各方面的工作以外，他本身就是一個出色的宣傳員、報告員。由於他知識淵博，講話旁征博引，妙趣橫生，寓教育於風趣幽默之中，極富感染力，使聽者如沐春風，受到教育而又不感到壓抑。

1958年9月底他出差南陽，一天，他到市郊著名的臥龍崗武侯祠參觀，祠內大殿前有一副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辯襄陽南陽”。胡耀邦了解到，這副對聯是清朝咸豐年間南陽知府顧嘉蘅為調解諸葛亮出山前到底隱居在河南南陽還是湖北襄陽這場爭論而寫的名聯。胡耀邦看了這副對聯對陪同人員說：“這副對聯很有意思，我來改一改好不好？”他沉思片刻，朗聲吟道：“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改出的對聯，不僅通俗易懂，有時代感，還賦予了全新內容，可謂化腐朽為神奇，大家齊聲夸贊改得好。

次日，給當地青年作報告時，講到干革命要像諸葛亮那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不要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無論是大事小事，一切聽從黨的安排，把工作做好。他說：“你們這裡有一個臥龍崗，那裡挂著一副對聯雲：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分襄陽南陽。現在借過來我把它改一下贈給大家：‘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頓時全場活躍起來，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文學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