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保奉
迎賓禮儀是展示我國形象的第一窗口，回首迎賓往事，是我國禮賓工作的重要內容。1965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來到外交部禮賓司，幾十年間國賓接待、迎來送往是經常性的工作。回首迎賓往事，迎賓禮儀從大操大辦到今日科學規劃，從容自如，盡現大國風度，折射出一個新興大國從誕生到前進，再到崛起的堅實步伐。
我國迎賓禮儀大體上分為4個時期，每個時期都有其當時的歷史特點。
新中國成立至“文革”前：大規模、高規格
“大規模”指迎接國賓時動員大規模群眾夾道歡迎，組織數萬人民群眾參加歡迎大會﹔“高規格”則是說我國出面歡迎的領導人級別高、人數多。“大操大辦”是這一時期的特點。
新中國創建之初，美蘇兩大陣營對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遏制，中國旗幟鮮明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立場。這一時期，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不多，隻有社會主義國家、一些亞非國家以及少數西方國家。中國對外交往范圍有限，經驗不足，在接待貴賓時，不惜投入大量時間、精力、人力、物力。認為高規格、大規模是對國際友人真誠友好的表現。
1952年，蒙古最高領導人澤登巴爾訪華，這是新中國第一次接待外賓
1952年，新中國成立3周年前夕，蒙古最高領導人決定訪華，這是中國第一次接待國賓。9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國人民革命黨總書記、部長會議主席澤登巴爾到達北京南苑機場。澤登巴爾的隨行人員共4人，即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恩·拉姆蘇倫、外交部總秘書普爾布扎勒、東方司副司長都勒布爾金、澤登巴爾的秘書烏勒吉巴雅爾。另兩位成員——教育部長巴·錫林迪布、駐華大使博·賈爾卡賽汗已先期到京。
蒙方全團共7人，中方到機場迎接的部長級以上官員卻有18人。他們是政務院副總理陳雲、郭沫若、黃炎培、鄧小平，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陳叔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薄一波、副主任兼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長彭真，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長羅瑞卿，郵電部部長朱學范，交通部部長章伯鈞，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粟裕，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羅舜初。
1954年10月，印度總理尼赫魯抵達北京時，從機場到迎賓館有50余萬人民群眾歡迎，萬人空巷。
1956年國慶前夕，印尼蘇加諾總統訪華，受到高規格隆重接待
大規模、高規格接待國賓，在印尼總統蘇加諾來訪時達到高潮。1956年國慶前夕，中方派專機把蘇加諾從蒙古烏蘭巴托接來，中國外交部副外長和禮賓司長出國前往迎接。抵達北京西郊機場時，毛澤東主席、朱德副主席、劉少奇委員長、周恩來總理和其他領導人以及有關部門負責人120多人前往機場迎接，機場組織群眾1萬多人歡迎。毛主席陪同蘇加諾總統乘敞篷汽車，從機場到中南海新華門（下榻勤政殿），長達20公裡的道路兩旁，有數十萬群眾夾道歡迎。陳毅副總理等陪同蘇加諾總統訪問了沈陽、南京、上海、杭州、廣州等地，均組織群眾夾道歡迎，上海夾道歡迎的群眾多達50萬人。
1957年4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來訪，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到機場迎接。毛澤東陪同伏羅希洛夫自南苑機場乘坐敞篷汽車到中南海（下榻勤政殿），從南苑機場到中南海新華門受到數十萬群眾的夾道歡迎。接待部門准備了中、蘇國旗7.5萬面，鮮花2萬束，分發給群眾歡迎隊伍。訪問上海時，除了22萬人夾道歡迎，還在文化廣場組織了20萬人歡迎大會。
1959年9月，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陪同赫魯曉夫檢閱三軍儀仗隊
1959年，也是新中國成立10周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來訪，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4位領導人陪同赫魯曉夫檢閱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這在國際外交史上是非常罕見的。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國家和亞非國家領導人來訪，是對新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支持。中國大規模的群眾迎接場面，高規格高禮遇以及細致周到的接待，給貴賓留下了深刻印象，為中國爭取朋友、擴大影響，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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