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沖
一、事件分析：“對中國的斯科比估計得嚴重些好”
1945年5月8日，毛澤東在棗園主持召開中共七大主席團會議。在聽取與會相關報告以后，毛澤東鄭重提出：“對中國的斯科比估計得嚴重些好。”（《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8頁。）這其實是在借斯科比干涉希臘內政事件，判斷國內外局勢，警惕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毛澤東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判斷？又為什麼在中共七大期間才談到這個問題，而不是在1944 年“斯科比事件”發生之初？這與1944 年前后中共與美國關系的演變有關。
從抗戰之初，毛澤東就提出了建立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思想。及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多次發出指示，主張中共應與英美（主要是美國）“通力合作”，建立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11、496、689、727、732頁。）美國也在抗日戰爭中逐漸失望於國民黨的抗戰能力，並看到了中共的節節勝利。隨著蘇德戰爭的爆發，美蘇之間的同盟關系漸趨緊密，這些都使得美國開始調整與中共的關系。到1944年，中共與美國的合作得到不斷發展。在雙方共同推動下，外國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造訪延安﹔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也於同年 9月來華調停國共關系，並在11月推動簽署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中共在1944年8月發布了《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強調“目前美英與中國共同抗日，尤以美為最密”，提出以“共同抗日和民主合作”作為建構與美友好合作關系的中心內容，同時還立足長期政策考慮中美平等互利基礎上的合作關系，希望快速推進與美外交關系的發展等。（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73—477頁。）在這樣的形勢下，1944年“斯科比事件”發生之初，毛澤東沒有立即提出警惕這一問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從1944年底至1945年初，歐洲戰場勝局已定，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日趨明朗，美國逐步放棄與中共進行軍事合作的打算。1945年2月，美軍駐華司令魏德邁宣布，美國軍隊奉命支持中國的“中央政府”，而對中國戰場內的任何個人、行動和組織都不予支持﹔同年4月，赫爾利也在華盛頓宣稱，美國政府將全力支持蔣介石政府，不支持任何軍閥或武裝的政黨。隨后，“美亞事件案”（“美亞事件案”指的是，1945年6月美國聯邦調查局在華盛頓和紐約，以通共間諜罪逮捕主張與中共保持友好關系的前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及其他相關五人一事。該事件反映了美國政府內部對華政策的重大分歧及其激烈爭論的表面化，體現了美國走向“扶蔣反共”的對華政策。）爆發，美國對中共的政策發生了重大轉向。從這些變化再聯系到此前發生的“斯科比事件”，毛澤東判斷出之前對謝偉思的“抱怨”——“美國的政策在有了良好開端之后看來又搖擺了”（〔美〕約瑟夫·W·埃謝裡克編著《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羅清、趙仲強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31頁。）已經成為現實，並且有可能與之前的“良好開端”漸行漸遠。據此，毛澤東開始擔心他早在1940年底就提出的“最困難最危險最黑暗的可能性”：“美國海軍集中力量打敗日本海軍，日本投降美國，日本陸軍退出中國，美國把中國英美派從財政上軍事上武裝起來，中國由日本殖民地變為美國殖民地，國共合作變為大規模內戰”。（中央檔案館編《皖南事變（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頁。）雖然該假定當時並未立即化為現實，但也說明了毛澤東對未來中共與美國關系走向的憂慮。對歷史的省思與對現實的考量，使毛澤東愈加警惕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情況的出現，最終作出“對中國的斯科比估計得嚴重些好”的判斷。
由此可以理解，盡管七大召開時“斯科比事件”已經過去數月，但它依舊成為了毛澤東論析國內外局勢的“即時性”的參照。作為中國共產黨建黨以后民主革命時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中共七大不僅要在宏觀維度“確定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規定了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的正確的政治路線”（《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頁。），也要就如“科斯比事件”這樣有重要寓意的微觀典型作出說明，防止其在中國重演。為此，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鄭重提出：當前中國的聯合抗戰實際存在著兩種路線和兩個戰場，未來中國亦存有光明的和黑暗的兩個前途。其中“黑暗的”前途，是源於“國民黨內的主要統治集團，堅持著獨裁和內戰的反動方針”，准備“等候某一個同盟國的軍隊在中國大陸上驅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時”，發動內戰而造成的。當前中國的國民黨當局尤為“希望某些同盟國的將領們在中國境內執行英國斯科比將軍在希臘所執行的職務。他們對於斯科比和希臘反動政府的屠殺事業，表示歡呼”（《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45頁。）。這實際上是在借“斯科比事件”來警示全黨和全國人民：國民黨政府有可能走希臘反動政府的老路，借助於美國的力量來取消根據地、解除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和最終走向獨裁政治。基於上述分析判斷，針對國內情況，毛澤東提出中共應堅持一條根本路線，即“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04—105頁。）。其中，“人民大眾最主要的部分是農民，其次是小資產階級，再其次才是別的民主分子”（《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06頁。）。因為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不僅是中國革命的依靠力量，更是中國“油水”最多的階級。日本人和蔣介石發動戰爭都是要刮農民的油水，所以“要注意中國將來會有斯科比老先生來刮油水。在希臘，斯科比就是代表英國刮希臘人民身上的油水的”（《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22—123頁。）。有鑒於此，毛澤東進一步強調指出：中共唯有堅持“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05頁。）的政治路線，才能切實完成堅持團結民主、打敗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三大歷史重任，真正防止美國來刮油水。針對國際形勢，毛澤東也特別指明：蘇聯是中國人民最好的朋友，而對英、美、法等其他幾個大國，雖然“要堅決地聯合他們﹔但是他們搞得不對的地方，也要斗一下”，“他們要推出斯科比，那就不行”，“給蔣介石撐腰的那些外國人，他們的臉也不好看，有些裝著天官賜福的樣子，還是不好看，我們要警覺”。（《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23頁。）可見，盡管此時毛澤東仍從維護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團結的高度出發，肯定“現在整個國際形勢是好的，有蘇聯參加的反法西斯陣線的團結，主要是英、美、蘇三國的團結”，並認定此種團結是能夠“統治一切”的，但也對美國“聯蔣抗日、拒蘇反共，全面稱霸東方”（《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603頁。）的野心有所防范。所以，毛澤東指出中共當前工作應堅持兩個基本要點：一是要繼續鞏固國內、國際兩個統一戰線﹔二是要採取謹慎而又務實的對美政策，“由爭取友好合作的戰時政策轉向以防范為主的戰后政策”，借以“防止美國支持國民黨發動內戰、防止美國武裝干涉中國內政、防止美國變中國為殖民地”。（章百家：《抗日戰爭結束前后中國共產黨對美國政策的演變》，《中共黨史研究》1991年第1期。）
那麼，毛澤東的上述判斷是不是危言聳聽呢？當然不是，因為在抗戰勝利后中國“斯科比事件”是確有可能出現的，歷史也很快印証了這一點。1945年7月，美國政府曾設計“和平來臨時，美國對華政策面臨三種選擇：一是完全擺脫牽連﹔二是援助國民黨徹底擊毀共產黨﹔三是援助國民黨盡可能廣大地確立在中國的權力，盡力避免內戰發生”（《中美關系史料匯編》第 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36頁。）。對此，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艾奇遜認為：第一種選擇“完全無法做到”，因其有悖於美國國家利益﹔第二種選擇是“不太可能實現的”，由於國民黨日趨衰敗和不得民心，而共產黨則又較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第三種選擇則是“協助安排一個既可避免內戰又可保持國民政府的臨時辦法”。隨著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美國最終採取了“扶蔣反共”政策。所以，當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以后，從太平洋方向蜂擁而來的美軍士兵，不僅成為幫助國民黨搶佔地盤的先遣隊，同時也成為打壓中共的幫凶。正如一位美軍士兵在致美國參議員的信中所言：美軍中國之行的根本目的，主要是為了保護蔣介石的利益和鎮壓中國可能出現的共產黨起義，並盡其可能“或直接或間接地迫使共產黨屈服”（〔美〕麥克·沙勒：《20世紀的美國和中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頁。）。蔣介石也在二戰局勢逐漸明朗后，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毫不含糊地宣布：“今后之中心工作”和“任務”，是為消滅“國內的敵人”，而靠的就是“以美國援助的武器來對付”。(轉引自程思遠：《政壇回憶》，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頁。) 基於此，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閉幕詞中明確提出“美國政府扶蔣反共的政策”（《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235頁。）的完整說法。這可以看作“斯科比事件”在中國的另一個政治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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