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沖
[摘要]1944年底至1945年初，發生了英軍指使和協助希臘反動政府軍進攻希臘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干涉希臘內政的“斯科比事件”。加上同期美國對華政策特別是對中共政策的重大調整，以及中國抗戰局勢和中國國內政治走向等因素，促使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出“對中國的斯科比估計得嚴重些好”的判斷。為了應對可能在中國發生的“斯科比事件”，毛澤東強調堅持“老子主義”“晉文公主義”和“孔夫子主義”三條原則，並採取了對美發出警告、報刊揭露批判、暫時中止對美合作、自力更生鞏固實力等具體措施。毛澤東還要求全黨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備，“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方針”。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又告誡全黨，“斯科比危險的可能性尚未過去”。這個防范於未然的警告，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七大以后中共對美政策，乃至新中國外交政策的走向，而且對今天應對國際關系領域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仍有警示意義。
所謂“斯科比事件”，是指1944年10月德軍敗走希臘以后，英國首相丘吉爾下令撤出駐守在意大利前線的英軍部隊，由司令官斯科比帶領並會同希臘流亡政府進入希臘，解散由希臘共產黨領導且實際控制著希臘廣大地區的全國人民解放軍，並指使和協助希臘反動政府軍對其發起野蠻進攻、干涉希臘內政的重大國際政治事件。“斯科比事件”發生之時，二戰硝煙尚未消散，而謀劃戰后利益和劃分勢力范圍的國際沖突與大國角力，卻已悄然而至。“斯科比事件”的發生，與之后英美軍隊干涉南斯拉夫人民游擊隊進入的裡雅斯特，以及阻撓東歐國家建立人民政權等一系列政治沖突，共同說明了一個嚴峻的事實：伴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在反法西斯陣營的內部出現了力量的分化。正是鑒於上述外部情況，加之中國抗日戰爭形勢和國內政治發展現狀，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率先提出警惕“斯科比事件”這一政治命題，並制定了有針對性的應對策略。毛澤東此舉不僅有利於分析判斷當時國際局勢和國內政治走向，對擘畫新中國外交政策的大方向，都具有歷史鏡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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